宁宗朝的朝政先后把持在两个人手中,前期是韩侂胄,后期是史弥远,二人权力的交接发生于开禧、嘉定之际。北伐失败给韩侂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朝野内外引发激烈批评。因此,“开禧北伐”的政治原动力是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它是韩侂胄为转移内部矛盾、巩固自身地位所做出的决策。内外形势的发展,推动杨皇后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逐渐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三日早晨,夏震率兵卒拦住韩侂胄,将他拥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死。......
2023-08-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太祖的第二个年号是“乾德”,定年号时赵匡胤就要求宰相们找一个前代没有使用过的。乾德三年(965)宋灭后蜀,后蜀宫女被充实到赵匡胤的后宫,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匡胤发现一个宫女的镜子背后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于是大惊,问遍了几位宰相都得不到解答,后来还是翰林学士窦仪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前蜀王衍的年号也叫“乾德”,镜子是那时铸造的。宋太祖因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这个故事受到宋代士大夫的竭力宣扬,被奉为“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个故事本身颇有可疑之处,但采用文臣治国的确是宋初为了走出五代纷乱局面的重要一步。宋代被认为重文轻武,宋代的士大夫们在提到“本朝”读书人地位的超然时,不约而同地将根源追溯到宋太祖,南宋大儒魏了翁说:“艺祖造宋,首崇经术,加重儒生,列圣相承,后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间,豪杰并出。”[10]在宋人笔下,似乎宋朝自诞生之日起便一扫前代重武轻文之弊,确立起崇文抑武之风,常被他们引以为据的,便是宋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与“欲武臣尽读书”两句名言。
建隆三年(962)二月,宋太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1]结果“近臣皆莫对”[12]。大臣不知如何回答的尴尬,显示出太祖问话的突兀,说明这一话题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朝堂上话题的转换,令人觉察到时代变迁的迹象,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宋人程大昌认为,宋初诸将大多出身低微,“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无异,因此太祖的目的是提高武将素质。[13]
但从更深层次看,太祖的用意显然不只于此。读书的关键在于“知为治之道”,而所谓“为治之道”,并不是治国理政之术,而是明悉君臣大义。《宋史》记载:“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14]五代时期君臣之道的沦丧已如前所述,太祖提倡武将读书,正是希望消磨他们的猛悍之气,将这些出身戎行的武夫悍将,改造成明尊卑名分、自觉维护君臣秩序的将佐官僚。换句话说,宋初重文的主要目的还是使文武官员各司其职,逐渐将武将手中的行政权和财权交到文臣手中,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毕竟历代都是“马上得天下”,但没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宋太祖不但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多次表示“欲武臣尽读书”,自己也勤于读书,尤其喜欢阅读历代史书,经常读书至深夜,称读书能增广见闻。这一系列行动的目的其实是要树立一个提倡读书的导向,更重要的是借此来重建君臣秩序。五代时期,各路豪强凭借强大的武力争斗不已,胜者为王,君不君,臣不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要改变这一状况,宋初君臣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文治,倡导武臣读书和选择读书人做宰相都是这一计划的第一步。
皇帝提倡读书,在武将心中的导向作用不可低估,史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骁将党进本来一字不识,朝廷派他去高阳防秋,临行前照例应准备辞章向皇帝辞行。当值文吏将言辞写到笏上,并教党进背诵熟练,可党进拜见太祖时却忘得一干二净。正在大家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党进忽然抬头盯着太祖,厉声说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15]旁边的仪仗卫士掩口而笑,几乎失仪。党进下殿后,有人问他:“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16]党进回答:“我尝见措大们(指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要官家(宋代对皇帝的称呼)知道我读书来。”[17]党进的举止令人忍俊不禁,可是仔细想来,这也正表明太祖“欲武臣尽读书”的口号影响之大。“上古其风朴略”语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党进竟能脱口而出,反映出太祖提倡武臣读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文治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为了提高文臣地位,而更多的是在于重建统治秩序,扭转五代时期失衡的文武关系,端正尊卑名分、君臣之道,以巩固赵宋江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坐论之礼”的废除。所谓“坐论之礼”,就是前代宰相觐见天子商议政事时,天子一般会赐座、赐茶,一方面是对宰相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宰相可以从容地在天子面前表达意见。北宋建国后,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都是后周旧臣,地位原先都在赵匡胤之上,他们在皇帝面前难免战战兢兢,每次奏事都是事先写好札子,面见皇帝时既不敢坐,也不敢随便发表意见,久而久之,皇帝就不再赐座给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从此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了。
要实行文治,需要大批人才,扩大科举取士就成为一个重要途径。唐宋两代虽然都实行科举制,但录取人数的多少相差悬殊。据研究,唐代科举包括常举和制举在内,每举录取人数很少超过百名。以进士为例,最多的时候,一次不过七八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甚至还有全部落榜的例子。对于科举出身者所授的官职也不高,即使考中进士高科,也只能授从九品的县尉。这种情况经过五代到宋太祖时期都没有改变。然而,宋太宗即位后,科举录取人数有了一个爆炸式增长,所授官职也比以前优厚得多。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即位后举行了第一次科举,录取进士、诸科人数达五百名之多,相当于太祖朝每年取士人数的二十五倍,前几名会授予从八品的将作监丞、正九品的大理评事等官职。科举取士的扩大,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官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扩大,宋代虽然因此背上了“冗官”之名,但毕竟是给了更多人以机会,不但有利于人才的选拔,也极大地促进了政权的稳定,对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在社会层面上,科举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唐代政治尚有门阀政治的影子,科举制本身便是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但唐代门阀势力依然颇有影响,科举经常充塞着权豪子弟。唐人胡曾在《下第》诗中就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18]当时士大夫讲求流品,看重家世,这种情况到唐末发展到极致,朝堂上高官被所谓“衣冠士族”所把持,这些人热衷于文学,自诩清流,却没有多少实际才干。黄巢起义时“天街踏尽公卿骨”,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到唐末时,更有“白马之祸”,朱温将朝中七位士族大臣赐死于白马驿,因此受到牵连而被赐死者多达百人,朝廷为之一空。朱温亲信李振在唐末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心中满怀怨恨,建议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19]文人地位在此时下降到了最低点,但同时文人也开始转型,一些出身小吏的实干型人才成为五代文人的主流。到宋初,赵匡胤亲信幕僚中的文人也多是这一类。比如开国功臣赵普,出身于小吏世家,早年教过私塾,进入赵匡胤的幕府后成为其重要的谋士,而且与赵匡胤一家关系密切,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一直称呼他作“赵书记”,这是赵普在赵匡胤幕府时的官职“归德军节度掌书记”的简称,即便后来赵普位居宰相,杜太后还是如此称呼他。赵普是典型的实干型人才,宋初的许多制度设计都出自他手,削弱藩镇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战略就是他提出的。作为五代以来“文吏”型大臣的典型,赵普其实读书不多,后世称他“半部《论语》治天下”,最初可能是写实,而没有褒贬之意。后来者评论此语,从称颂儒家经典的角度说,自是《论语》博大精深;在饱学之士眼中,赵普不学无术。在“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故事中,在赵匡胤看来,赵普显然不是读书人。在皇帝心中,或许那些饱读诗书、严守儒家礼法、懂得君臣尊卑的士人,才能称得上“读书人”。科举考试要选拔的也是这样的人才,而世家大族此时已被扫荡一空,通过科举考试的多是平民子弟,没有家世背景的科举官僚更不容易结党,也更容易控制。唐宋科举制度的这一变化,与之密切联系的是政权组成官僚的类型变化,也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说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的转变。
提高文臣地位,起初是为了抑制武将权力的膨胀,但随着文治局面的展开,士大夫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相比于其他朝代,宋代士大夫的境遇是令人羡慕的,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太祖誓碑》。据南宋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登基后在太庙寝殿的夹室立了一块碑,谓之《誓碑》,十分机密,平时总是大门紧闭。每当新皇帝即位时,都要到太庙参拜,正式的仪式结束后都会去到立碑的夹室里,陪同的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新皇帝便在碑前参拜,默诵碑上的文字立誓,然后离开。碑上的内容十分保密,皇帝身边的亲信也没人知道。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门被打开,世人这才发现碑上刻有三行字,第二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最后一行则算得上是一个毒誓,说子孙后代有违背这个誓言的,必定会受到上天惩罚。这个记载颇多疑问,是否存在这样一块“誓碑”也有很多争议,但宋代的确很少杀士大夫,尤其和常在朝堂上杖毙大臣的明代相比,宋代的士大夫要幸福得多,一般情况下,大臣犯错最严重也就是被贬到岭南。但也有人就此认为,正因为他们没有了死亡的威胁,所以宋代才出现了官员贪污盛行的现象。
宋代的文治是宋初君主为了矫正唐末五代政治之失,引导臣下明君臣之义、尊卑之分,重建儒家道德伦理,通过文臣驾驭武将,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科举制的改革也是为了塑造符合君主要求的文臣。虽然宋代文治是在君主体制下文人掌权的政治,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宋代士大夫的主体性意识,他们提出了要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要求,也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牺牲精神。
有关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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