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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字的重要地位

【摘要】:关键就是,在中国文明的价值系统中,语言和文字的地位恰好相反。从古史起源上,中国的文字从来就不是语言的衍生。在发展的过程中,从商人到周人,又都明确赋予了文字不只超越语言,而且超越有限人间现世的地位。如果说有文化价值上的本质论的话,在中国,文字才是本质。从历史角度应该予以补充解释的是:中国早就存在一套非表音文字,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不会,不能再创造出另外不一样的表音符号系统。

对于文字的这份神圣尊崇,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色。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主张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是Logocentrism[1],勉强翻译为“言谈中心主义”。它的意思是西方文明将文字视为语言的抄记,先有语言,然后才用文字捕捉语言,保留语言。所以语言是根本,文字则是衍生的。语言是基础,是真的,文字则是不得已的拷贝。因为语言留不住,所以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文字为意义承载的对象。

在这样的状况下,语言高于文字。文字是我们借以回到语言、描摹语言的不完整工具。所以叫作言谈中心主义,在中心的,是已然消失、难以复原、只能片面从文字中不完美地去探求的真理。

德里达从这个概念出发的哲学论理,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关键就是,在中国文明的价值系统中,语言和文字的地位恰好相反。从古史起源上,中国的文字从来就不是语言的衍生。非表音文字显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从商人到周人,又都明确赋予了文字不只超越语言,而且超越有限人间现世的地位。

如果说有文化价值上的本质论的话,在中国,文字才是本质。语言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无所谓,但要写成文字,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不同真理层次上的事。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对文言文恨之入骨,将其视为传统之大恶的代表。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后来的民族主义史学家,要对抗“五四”反传统潮流,保卫文言文,最常提出的论点就是:依靠这套和语言脱离的文字系统,才得以将中国的统一维系住,没有因为各地方言的差别而无法沟通,四分五裂。

历史角度应该予以补充解释的是:中国早就存在一套非表音文字,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不会,不能再创造出另外不一样的表音符号系统。之所以没有走上表音的路,当然不是因为古时人们就考虑要建立和维系一个幅员广大、语言多样的帝国,而是因为这套非表音文字系统早早就取得了神圣地位,以这个地位压制了其他不同系统的出现、流传。

更为关键的,是这套文字的神圣性与绝对性,和周人的宗法封建密切结合在一起。所有最重要的契约关系,都用这套文字记录在千辛万苦铸成的青铜器上。没有文字保障的契约有效性,没有大家依照文字规定的方式形成封建体制,周人和周文化就无法存在。

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周人,为了建构长久的组织关系,巧妙地运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进而在他们的忧患意识主导下,也必然战战兢兢地看守这套文字的有效性,保证文字稳固传流,不会消亡,不会被取代。

【注释】

[1]Logocentrism又译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以逻各斯或人为中心寻找真理,他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反对这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