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陨星划过夜空人物档案遇罗克,1942年出身于一个资本家家庭。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后被冠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历史天幕遇罗克被判处极刑,是因为思想而获罪。这对遇罗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安排成就了遇罗克,最终,也毁灭了遇罗克。年轻的遇罗克很快就被卷入了旋涡。......
2024-04-24
除了将一些重要人士迁到周人根据地之外,武王将朝歌一带商人核心区交给了武庚,也就是纣王的大儿子来管理,再安排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旁边监视。三个人都叫作“叔”,表示他们比武王年纪轻。周人的名字主要显示家庭伦理关系。
武王自己回到了丰镐,也就是宗周。没多久,他就生了重病。这场病在《尚书·金滕》中留下了记录。为了哥哥的病,周公旦向天祈求,希望能以自己的生命来代替哥哥。
武王没能熬过这场重病,在伐纣成功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这时还很小,所以就由周公即位,成了周人的统治者。
周公有没有即位,后世的史学与经学中有很多争议。从一个角度看,周人的旧系统很清楚,一贯是父死子继,没有兄终弟及的。而且在文王所生的儿子中,武王是长子,排行上接下来的是管叔,也不是周公。由周公来继承武王,当然不符合周人的规矩。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几个非常因素齐聚在此:第一,武王死得太早,儿子成王太小;第二,和商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刚刚发生,情势仍然高度紧张;第三,武王的几个弟弟都被派留在商人区域,负责监视武庚,只有周公在宗周。在这种非常局势下,不管有没有正式即位,实质权力就是落到了周公手中,他是真正的政权执行者。
周公掌权,产生了兄弟相争的危机,管叔和蔡叔明确反对周公。使得情况更复杂、更危险的是,在管叔和蔡叔背后,还有武庚统领的商人旧势力。在短短的时间内,翦商成功之后的周,面临着实质性的分裂,一边是周公控制的宗周,另一边是管叔、蔡叔加商遗民在东方的势力。
关键时刻,另外一个姬姓宗族发挥了决定性影响,那就是召族。和兄弟反目的周公,成功说服了召公,召族的领袖和他紧密结盟,他得以拥有足够力量,与管叔和蔡叔的势力正面对决。
于是周公采取了强硬、不退让的态度,出兵东征。后来的历史书上,一般称“周公东征”,但金文资料上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周召东征”。召公和召族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场东征规模庞大。从军事行动上看,其规模和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武王伐纣。战区范围甚广,北到山西的梁山,南到淮河北岸,以宗周为起点,呈扇形展开。在周朝的成立上,这场战争的意义,比翦商更关键。甚至可以说,周朝真正的形成,不是在武王伐纣时,而是在周召东征之后。
在这场冲突中,周人的势力被迫正式向东方推进。武王伐纣后,周人原本的打算,只是象征性地取代商人的共主地位,对于商人以及原本臣服商人的领域,只做最有限的象征性统治。除了要他们承认周人的特殊地位外,其余基本上保留既有的状态。他们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实质控管这么大区域的能力,因此保守地退回原来的根据地,继续战战兢兢地经营,不敢有太大的野心。
“管蔡之乱”以其引发的军事冲突,打破了这样的保守心态。在召公一支的支持下,周公不只带兵东征,而且决定找出在东方留下来的办法。
办法中的一个,是再度处理商遗民。这一次就不只是把他们搬到西边去,还要加强周人到东边对他们的统治。在朝歌附近,成立了东都和成周。后世将东都和成周视作同一个地方,然而至少到《汉书》时都还记得其实这是两个相近却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东都是将商遗民集中管理之处,成周则是周人新建的城。换句话说,东都和成周紧邻,但东都是商人居住区,成周则是周人居住区。
另外又将一部分商人交给微子启负责,到别的地方去成立宋国,分散商人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周召东征成功之后,他们都没有采取强力镇压商人的做法。周公、召公这一代周人,摆脱不了商人强大的记忆,始终对商人有所忌惮。
《尚书·洛诰》和《尚书·康诰》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如何统治镐京和任命康叔治理殷遗民的方法。他明确地保证:“你们的仪式我们不会更动,你们崇奉的祖先、鬼神,我们一样尊敬,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不敬。将来,由我代表周人,来负责侍奉你们的祖先、鬼神。”(《尚书·康诰》: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训。)
征服者郑重其事地对被征服者表示:你们最在意的,我们不会予以改变。而且以自己作为周人最高领袖的身份,来主持对于商先公先王的祭典。这是非常聪明、巧妙的政治手腕,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安抚商人,另一方面将自己放置在商人的祖先信仰中,利用商人的祖先加强自己的权力。
另外一份重要的文献,是《尚书·康诰》。这是周公颁给康叔的,在微子启带领部分商遗民去建立宋的同时,又将康叔封在卫,那个地区也有不少商遗民。“康诰”的核心精神是“启以商政”(《左传·定公四年》)。周公明白地告诫康叔,要用商人的方式统治商人,不要用周人的方式统治商人。要了解商人的社会规律与文化,尊重他们原有的方法,以他们原本的习惯来治理他们。
也就是说,周公要康叔在卫建立一种二元政治。有管周人的制度,也有管商人的制度,分别对待。特别明显的,是在对待酒的态度上。从“酒诰”里我们清楚看出周人对酒的高度警惕,他们深信商人的堕落、失败,和酒脱不开干系。“康诰”篇中再度重申禁止周人随意饮酒,但同时提醒康叔,不要用同样的方式管理商人饮酒。对于商人饮酒的规定,应该比对周人宽松许多,即使不认同,也该尊重商人好酒的既有生活习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文政治的开端。那是一种谨慎思考如何进行统治的态度。这一态度的背后,还有担心自己握有的权力随时可能丧失的戒慎恐惧。只有始终小心,才能继续维持权力,才能不受伤害。
由商到周,权力的性质与意义,有了决然的转变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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