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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大型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国历史中的巨大成就

【摘要】: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事实是,商人已经拥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的能力,而且靠这种能力建立起辉煌的文明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国家组织了。原始的部落和酋邦,绝对无法动员和组织那么多人来进行农作、工程建设或工艺创作。我们前面描述的几个现象与做法,应该都对商人的动员和组织有正面作用。王和祖先,而不是王和朝廷或王和大城,才是构成商朝统治权力的关键条件。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事实是,商人已经拥有大规模动员与组织的能力,而且靠这种能力建立起辉煌的文明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国家组织了。原始的部落和酋邦,绝对无法动员和组织那么多人来进行农作、工程建设或工艺创作。那进一步问:商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大型动员及组织能力呢?我们前面描述的几个现象与做法,应该都对商人的动员和组织有正面作用。

关键的,应该是商人的鬼神信仰,是他们以鬼神为中心的基本生活形式。我们知道殷是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我们也在安阳挖出了殷墟文献中经常出现“大邑商”的称号,显示商人在这里应该有城,有惊人的城郭建筑,是座大城。然而在殷墟出土的,却主要是陵墓、陵寝。虽然也在不远处挖出了城墙遗迹,但考古学家判断,城墙和殷墟的主体不是同时建造的,也不属于一体,城墙要比殷墟时间早,属于中商时期遗址,而非晚商。

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很早就对殷墟有特别的判读。[1]在中国史研究上,宫崎市定有很大的贡献,是日本“东洋史”研究领域的大腕。他对中国史做出许多革命性的解释,和中国传统说法大不相同。他的成就一部分来自他有和中国学者一样好的中文阅读水平,但他读中文史料的方式却不受中国历史传统拘束。他常常跳过传统解释,直接从史料原文意义上去判读。

宫崎市定给中国古史带来的最大震撼之一,是提出了城邦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段城邦林立,以城邦互动关系为主的时代。那种状况,和后来的帝国中心运作大不相同,反而比较类似古希腊历史上所见的城邦交流。随着帝国的建立,这样的城邦时期被遗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传统解读古史记载中的城邦现象时,都依照解读者本身的视角,使之赋予了帝国式的含义。

宫崎市定的这个说法刚提出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主张,被日本和中国的许多学者视为胡说八道。然而,经过几十年平心静气的研究理解,到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认真重建周朝之前历史不得不借助的重要观念了。本书后面会有许多篇章涉及这段城邦历史时期。

关于小屯殷墟,宫崎市定提出的看法是:安阳并不是“大邑商”的所在,殷墟的本质就是陵邑,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是给鬼住的地方。注意,他不是否认文献上视安阳为晚商都城的说法,而是指出,商人所谓的都城,和我们后世想的恐怕很不一样。都城是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而商人最主要的权力象征中心,就不是人居住的,而是鬼住的。

对商人来说,鬼城比人城重要。商人的生活是以鬼,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殷墟的建筑规模和样态,殷墟周边没有比陵寝更堂皇的宫室建筑,具体地为我们呈现、证明了这件事。

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商朝晚期的王的生活或许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块鬼域里。他们之所以是王,是因为他们具备和祖先沟通的垄断权力。彰显他们独特地位与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与鬼同居。这是个只有少数握有特权的人才能进得来的鬼域,也是商朝政治真正的核心。王和祖先,而不是王和朝廷或王和大城,才是构成商朝统治权力的关键条件。

了解商朝,必须回到他们的鬼神信仰、鬼神主张,人和鬼神没有隔离界限的生活方式

【注释】

[1]此处内容见(日)宫崎市定,《中国上古的都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收录于《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