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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揭秘:氏族与全新组织形式

【摘要】:例如从整理甲骨文,我们得到对中国文字的一个明确的认知和理解是,中国文字应该是从氏族名称、氏族标示性质发源的。最重大的分别标准是血缘。借由氏族,中国开始实行一种有了城墙之后的新组织模式。这个系统一方面是地理、空间的系统,一方面也是氏族的系统,空间远近同时代表氏族关系的远近。中国很早就发现、建立起了一种文化习惯,让地理空间与血缘架构——血缘的想象空间——重叠在同一个组织之中。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曾有这样一个夯土时期。夯土时期与夯土的变化就是我们追溯夏朝的重要线索。依照考古资料给我们的提示,夏之所以成为最早的共主,变成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因为夏人最早在夯土技术、筑城与宫室修筑的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那么会盖城墙,那么会盖宫室,当然就有很大的本事去掠夺别人,也有优势的条件将掠夺来的人力,利用种种威吓让他们臣服。依照这个看法,夏商关系最可能产生的冲突,就来自夏朝后期,因为某些未能确知的因素,有可能来自本身文明传承的发明和突破,当然也有可能来自偷取了夏人的技术,商人的筑城技术大幅成长。

商人筑城技术的成长反映在早商的历史上,商人多次迁都,就是一次又一次换筑新的城池。商人取得了夏人原来奠定国家基础最重要的法宝,可以对抗夏人。不过一时之间,商人还无法打败夏人,真正超越夏人的势力,要等到下一阶段,商人掌握了一项夏人不曾有过的文明手段——一套精细而复杂的宗教信仰,以及一套如何展示其宗教信仰,突显信仰威力的方法。这部分发展就牵涉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这是对比夏文化与商文化,可以看出的巨大落差。

将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概念,考古上找到过许多“前文字”或“准文字”的迹象。例如,西安半坡的陶器上开始有各种刻画,到了马家窑文化出现类似后来甲骨文上使用的一套计数(数字的刻画)系统,也是刻画在陶器上。我们尚未确定这两种计数系统间的关系。

可惜,考古上还找不到甲骨文的前身。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照理说应该有颇长的演进过程。别的地方都看不到甲骨文的前身,让我们怀疑这些过程遗留可能都随着早商文化层压在黄河沉积土底下了。如果是那样,我们就有更强烈的理由将文字划归为商人的特殊发明,或许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在商人文化圈中进行试验。

还好已经出土的甲骨文字数量很多,可以提供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很多思考路径。例如从整理甲骨文,我们得到对中国文字的一个明确的认知和理解是,中国文字应该是从氏族名称、氏族标示性质发源的。甲骨文中有很多这类的字,金文中更多。

商朝铜器上拓下来的金文,表现出两个共同特色:第一,保留了高度的图画性,像是亚丑氏族的族徽;第二,这些符号印记几乎都与家族、氏族有关系。

文字和氏族是怎样联系上的?一旦开始筑城,有了前面解释的筑城带来的社会组织分化,那么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分辨城里的人和城外的人,此外也要分辨城里的一般人、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奴隶。最重大的分别标准是血缘。最根本的分别方式是显现血缘身份与血缘关系

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国人”住在城里?通常要靠氏族身份来决定。因此,氏族标示非常重要。大部分的城里大致会分出一个主要的氏族,这个主要的氏族据有城内的宫室建筑。如果一座城内有超过两个不同的主要氏族,那么通常就会反映在宫室建筑分布上。西安半坡与临潼姜寨可能是不同的血缘群聚居一地。几个不同的房屋群面向中间一块空地,占据不同方位的宫室有不同的氏族含义。

借由氏族,中国开始实行一种有了城墙之后的新组织模式。讲究彼此的血缘关系,用来确定城墙应该保护谁。血缘关系和城的居住形态、模式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效果:城是氏族的中心,氏族血缘随着婚姻生殖扩张时,就连带产生了相关联的地理扩张。原初、核心氏族成员住在城里面,血缘上比较遥远的,在城里住不下去,就住在城边,再远的就只能住到城外了,如此一圈一圈向外。

古籍里明白分辨:墙以内是“城”,墙外面叫作“野”,“野”的外面,叫作“林”,“林”之外呢?叫作“郁”。这个系统一方面是地理、空间的系统,一方面也是氏族的系统,空间远近同时代表氏族关系的远近。

中国很早就发现、建立起了一种文化习惯,让地理空间与血缘架构——血缘的想象空间——重叠在同一个组织之中。显然这样的组织有其简洁、方便、有效之处,所以就留下来,而且普遍被袭用了。不过,将这种组织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不是夏人、商人,而是最西边的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