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刺激了相关的激烈竞争。其次,要牵涉人数的竞争。夯土的重要动机之一是筑城,以预防别人的武力抢夺。这些被掳来的人力用来夯土筑城墙,城墙筑好之后,这个聚落就有更安全的保护,不受别人侵夺。所以这个时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差不多是山西龙山文化这一带,便开始大量出现与城墙有关的考古证据。不过,随着筑城技术的进步,城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2023-08-28
我们用以上篇幅铺陈了这样的脉络,让我们再回头谈谈城墙。一旦有能力进行夯土,有能力筑夯土墙,可以给自己的聚落带来较高的安全保障。不过夯土墙也就隔出了非常清楚的聚落界线。古籍里其实留了很多线索,只是过去缺乏考古资料的提示与佐证,前人就很难沿着线索复原古代原貌。
譬如“邑”这个字,在古文献中颇为常见,许多古地名都有这个字。与夏朝关系密切的地名多有“邑”字,例如安邑、西邑夏。后来周人称商人,一度用的是“大邑商”,此时周国力衰弱,必须讨好商人。“大邑商”显然是敬辞。
“邑”指的是聚落。《论语·公冶长》里有“十室之邑”的说法,邑不会是个大单位,它不过是居住的小区单位。不过《周礼》中有关于“邑”和“都”的区别,有王和王室,叫作“都”,没有的就叫作“邑”。显然“邑”和“都”有相似之处,只在是否有王室居住来做区别。
《尔雅》中有一句“邑曰筑,都曰城”。过去从字面上讲来讲去,都很牵强,很难明白。今天配合考古发现,才变得清楚可解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尔雅》留下来的是比较久远的说法,这六个字讲的是:要成邑,一定先要筑。筑是夯土的配备,换句话说,先筑了夯土墙,才能够成邑。若是要构成一个更大的王都,那么墙的规格要求就更高,需有完整的城。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个“邑”字呢?因为过去我们想象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夏、商、周三代,一般都援用后来的情况,把它想象为众多乡村聚落散布各地,再由一个巨大的中央朝廷来统治。可是考古遗迹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夏、商、周三代的聚落居住形式,发现城墙的比例远超过这样的想象。依照目前考古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三代应该存在着城墙林立的特殊景观。
在战争和农业掠夺的快速变动环境中,原来分布在黄河流域到长江以北这片区域的众多部落,在几百年间因应调整着。大部分聚落必须扩大到可以筑城的规模,才有办法继续生存。无法筑城自保的聚落,很可能被抓走,去帮别人筑城了。
这是一个普遍城墙化的时代,或者用苏秉琦先生的说法,是一个方国形成的时代。[1]原先分散的聚落现在一一造起城墙,形成一个个方国。松散、众多的聚落,开始进行集中组合。
依照古籍的提示,大约从夏朝开始,中国的聚落组织形式有了大幅度改变,幅度最大、最重要的改变是出现了以城为中心的较大型聚落,进而构成较大型的区域单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形式是满天星斗式的,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形式。依照宋镇豪先生的计算,上古时期这块地域的人口,夏朝时大概二百多万人,商朝时大概五百万人。[2]他是以几个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例如半坡、姜寨等为基准,按照一个人约占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分布空间标准来推算的。
让我们如此假设,这块区域在夏朝之前约有一百万人,分散在类似半坡、姜寨的聚落里。每个聚落平均有两百个居民左右,那就要有五千个聚落分散其间。夏朝的出现也是中国国家的出现,促成了地理上的巨大变动。一个只有两百人的聚落,没有能力筑城,不可能保卫自己。农业兴起之后,在战争与掠夺的环境中,他们必须开始集中。
假设这边有一个聚落吞灭了相邻的聚落,借掠夺来的人力,有办法筑起一个城来。别的聚落害怕了,或许就选择过来依附,取得住进城内获得保护的权利,于是这个城就越变越大。类似的状况在各地发生,聚落的数量大减,分布形态也变成以城为中心的点状分布,每个城外围有一片不确定的空间,残留着一些没有加入别人,也没有被征服的聚落,他们和邻近不同的几个城,都维持友善和平的关系。
这样的新模式促进了各种新石器文化间的联络与影响,但也产生了高度紧张与高度竞争的互动。或许就在这种状况下,出现了三个规模最大的系统(夏、商、周),它们的宫室盖得最大,城墙盖得最高,能掌握的人力最多。
【注释】
[1]此处内容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此处内容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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