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暂时放下经历过种种争议的文字和文献资料,以考古发现开始,检验目前找到的最古老的考古遗迹与出土对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遗址从八千年前开始,有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一直努力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进行黄河下游的考古发掘。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要尽量不受后来的看法和偏见干扰,才看得出真正的含义。......
2023-08-28
写完《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之后,钱穆先生又在195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山居考》,强化“山耕”的主张。这篇长论文主要考证的是古文献中的“穴”,以及和“穴”相关的字。古文字里大部分与居住有关系的字都源自“穴”字,是相关而且同样的来源。钱先生明确主张,从古文字学回溯,中国古代人的居住形式是穴居和山居。在不太高且离水源近的地方,挖洞穴而居,是留在文字记忆中的古代居住环境。因而早期农作,也就是以这种环境能够生产的作物为主,这类作物也就不可能需要大量的灌溉。
钱穆先生是完全从古文字学的考证得到这样的结论。他当时无法用到考古学上的发掘证据。几十年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和钱穆先生的推论一致,但也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所补充与修正。
从目前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在约九千年前,几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的痕迹。到了约七千年前,陆续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中心。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建筑形式上看,这几个中心的文化差异很明显。比较明确的几个文化圈,一个是仰韶文化圈,另一个是大汶口文化圈,它开始的时间和仰韶文化圈差不多。大汶口文化就是后来龙山文化的基础。在南边,有大溪文化圈和马家浜文化圈。此外,不那么明确的,在东北边有红山文化圈,在东南边有大坌坑文化圈。
依照目前的考古资料,考古学家相信,这几个不同的文化中心,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发展出各自的特色文化。到五六千年前,彼此之间开始有了交流。它们的交流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我们今天开高速公路一小时能到的距离,当时的人基于不同的偶然动机,通过不同的移动方式,可能要花二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走完。
仰韶文化圈后来发展为最早的一个文明中心,这里应该也是文字首先出现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么多个不同的文化圈,不过后来拥有文字的文明就取得了优势,尤其是在历史记忆与传承上的优势,所以用文字来述说古代历史时,中国文明的起源很自然就偏向以黄土区域为核心的了,其他没有发明或习用文字的区域,相对被遗忘了,一直到几千年后的考古发掘,我们才重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考证出了四种重要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理解,四种作物的排序其实反映了一种“北方中心”的立场。从考古上,我们看到,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这些南方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旱稻种植的明确证据,旱稻在南方发展很早也很普遍,但对北方仰韶文化圈的人来说,旱稻是外来的,所以比较珍贵难得。如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北麦南稻”的倾向,大概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形成。
对于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山居”,考古资料对此也有重要的补充。在关中仰韶文化区,居址多半离河很近,而且比河高一些,一方面为了取水方便,一方面应该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西安半坡等新石器遗址,都是在临河较高的地方发现的,而且这河不是大河,也不是黄河。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出现,但不见得与黄河本身有关。过去会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一部分还是认定早期农业需要灌溉,理所当然地认定在黄河边,能借黄河水灌溉,是中国农业起源的必要条件。
不过,除了仰韶文化区的居住选择之外,还有长江流域湖熟地区的台形遗址。[1]这个区域雨量比较丰沛,取水方便,这里的人就稍稍远离水边,在高起来的台地上居住。这里与北方最大的差异在于,这里不会有山居,也比较早就有地上建筑物,并不依赖穴居。
【注释】
[1]在长江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下,水网纵横,人们常选择一些较高的土墩为居住地。由于长期居住在土墩上形成了较厚的文化堆积,这种遗址被称为台形遗址。台形遗址是研究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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