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对意识体系和资本可能产生的更美好未来

一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命令经济的模式下还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下，环境破坏一直没有得到遏制与改观，当今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也未对环境的恶化起到改变作用（Sanders，1999）。尽管环境状况不如人意，在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压力下，中国政府仍然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2007年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决定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半年后，2007年11月27日，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以环境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呼吁“携起手来，采取联合行动”应对气候变暖的威胁。这一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节能减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来自外部的与内部形成的压力共同作用在民族国家上，在民族国家的现实范畴内，国家政策的制定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布鲁厄指出：

国家政策是实际政治实践的产物，它不得不调解不同集团的利益，并且深受长期的妥协和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布鲁厄，2003：271）

绿色意识形态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国内外压力正在形成，“任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内外的压力下，都可能处于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其结果是政策的改善、调整或修正”（王逸舟，2000）。其实，不仅仅是这些“领导人”，在广义的社会化过程中，行动者无论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还是居住于各国的普通民众都在接受着这样的社会学习，绿色意识形态的传播就反映了这样的学习过程。在这一冲击下，发展中国家能否做出恰当的反馈，考验着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与民众的智慧。另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也仿效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那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上升到850亿吨，人类需要6个地球才能承受。“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基础——市场至上、利润、在广告刺激下的过度消费、只顾生产率根本不考虑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和收入的再分配——决定了其社会、政治和地理发展的局限性”（沙奈，2001：290）。如果全球人均碳足迹与澳大利亚人均水平相同，我们需要7个地球，如果按照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排放量，将需要9个地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

毫无疑义的一点在于，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承受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发展道路。根据那些专家们依据目前状态的推算，世界未来的能源使用面临着危机。所谓“绿色”能源的开发与应用，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基础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转让却有很大保留。尽管现实不容乐观，绿色意识形态的散播与普及却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振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绿色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体现为，它为公众成功塑造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暖化的观点与未来气候升温趋势的预期，大众受到系统性的影响。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道德评价标准已经建立，这也预示着同时制订了“正确的行为准则”。阿马蒂亚·森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撰写了特殊供稿——《气候政策与人类发展》。他在这篇短文中，一如既往地倡导“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

我们要从人类实际自由这一更宽泛的角度看待世界，认识到这一必要性后，一切都将豁然开朗——不能撇开生态和环境问题谈发展。实际上，人类自由的重要部分和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都有赖于良好的环境，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我们生活其中的周遭环境等。

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要以自由看待发展，那么这样的自由应该是所有人的自由，而绝非是将享受良好环境的优越感与罹难疾病、饱受饥饿之苦的命运让不同地区的人们来承担。

贝克尔曾以经济学的立场讨论了行为准则及偏好形成这一问题。在这篇生动有趣的文章中（贝克尔，2000：293-301），贝克尔提出没有任何洗脑行为，其他阶层是自愿地接受那些有利于上层阶层的规则，这是由于他们获得了可能因此导致的损失的额外补偿。贝克尔的分析和结论遵循了典型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首先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原则。个人理性遵守那些有利于上层阶层的规则，那是因为遵守规则的行为可以给自身带来好处（收益大于成本）。例如有额外的补贴，能够带来更大效用的满足。其次，这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实现过程。在上层阶层的目的达到的同时（有利于他们的规则被全社会遵守），其他阶层人们的利益也未受到损害（他们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故下级阶层自愿地塑造了自己服从有利于上层阶级规则的偏好。

这一分析具有启发性，但仍有两点可疑之处：①贝克尔假定上层阶级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能够一致行动地为推行有利于他们的规则而支付给其他社会阶层必要的补偿。虽然他举出了教堂礼拜的例子有一定说服力，但在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中得出类似结果的希望是令人沮丧的。这一分析掩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大量有利于上层阶级的规则在全社会的推行，是依仗巧妙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警棍、监狱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而得以维持。②服从于规则与偏好的改变显然是两个问题。服从规则完全可能出自策略性地反应，而偏好的改变则有一个长期内化的过程。尽管本书在第四章对偏好的讨论也将其视作一个内生变量，它所发生的改变可以导致系统整体产生变化。但偏好概念总体上来说应作为一个刻画长久持续行为的变量，至少在它改变之后应维持一定时间。并且偏好是更偏重于心理上的概念，强调的是内化与本能性认同而非功利性计算。例如不应将A、B两种同类产品，A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从购买B产品转向购买A产品的现象称为“偏好改变”。这仅仅只是价格效应，否则“偏好”概念将因为所解释的现象无所不包而变得毫无用处。

更美好的未来可能吗？针对温室气体减排和全球气候变暖，贝克尔的思路能否成为新规则以及偏好建立的途径指引呢？回到第六章提出的简化后的国际社会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只有两个参与者，分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世界新规则的建立中，发达国家有哪些行动策略或行动策略组合呢？发达国家可以采取军事或经济制裁手段，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一规则，此方案能否被选择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对此是否买账，以及采取强制手段的成本和达到最终目的的收益之间的比较。

第二个办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构造绿色意识形态。这绝不意味着一个邪恶的发达国家“魔头”的形象，或者有那么一个确定性的承载主体。这样的过程完全可以是本书所分析的那种由民间力量、传媒、政治家、资本等力量，无意识共同缔造的结果。当伴随着权力的知识扩散达到世界范围内共识形成的彼岸时，新规则的建立也就木已成舟了。这一途径是最经济、节约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贝克尔提出的帕累托改进的方法。贝克尔已经充分阐释了这一途径的妙处，本书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在补偿支付的集体行动中能否达成一致，问题因此得到简化。毋庸置疑，今天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自愿参与到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中，放弃传统的工业化的道路。如同Shue（1999）所言，发达国家需要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公平的合作，主动支付经济成本，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同时实现。技术转移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各方面良好的管理工作（Godard，2002）。贝克尔的帕累托改进是整体福利最大化的途径。然而从实际情况中看，发达国家似乎不怎么愿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损失补偿。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决定建立3个支持发展中国家用于技术转移等需要的基金，然而注资的结果并不理想，这些承诺项目也从未运转起来。发达国家未能按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是双方合作受阻的原因之一（Heller and Shukla，2003）。

对发展中国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支持，发达国家历来是承诺有余、行动不足，这是有先例的。在1992年巴西里约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担负1/5的发展中国家环保总费用。然而，“迄今为止，大部分发达国家并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笔资金”（科恩、肯尼迪，2001：491）。很明显，发达国家的最优目标是享用一顿免费的午餐——实现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却不会支付任何补偿——忽视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

这样的企图可行吗？本书的部分章节分析的就是发达国家所采取的第二条途径，即意识形态规训与统制。在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再生产中，这既与绿色意识形态本身的隐蔽性扩张有关，也是国际关系中“父权主义”长期盛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外交、气候国际政治以及气候国际谈判时，应更加主动地与发达国家谈判，要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事业中履行更大的责任。

民族国家的分立是当今基本的事实，民主的运作也一直在一个国家内部运行。“无国界”的世界主义令人心向往之，但是它不能掩盖民族国家仍然发挥着资本积累的功能，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继续产生着重要影响的现实（Yeung，1998）。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无偏见、非歧视性的世界主义，也欢迎发达国家尽早能够将“帮助南方国家去保护地球”的宣言（基根，2001：247），从口头变为实际行动。

世界主义价值观并不保证发达国家能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仁慈的态度，例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扭转全球气候暖化，也有可能带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存的干涉。并且，当干涉发生时，由于绿色意识形态的统制，干涉行动会获得民众的支持。历史上，各种无序力量的最终发展结果，往往会超出任何事先的预计。人类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理性计算能力，那种妄图控制世界、控制地球未来的想法显得多么无知与自负。社会中的人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都有社会性、享有社会意义、存在社会化。个人离不开文化，国家也离不开文化。就像前文论述的价值观生态系统一样，文化总体本身就是一个“既共享意义又相互争夺的意义网络”（斯道雷，2006）。对于绿色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能做些什么呢？张旭东提出了参与到普遍性原则的界定中，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特殊而拒斥普遍性原则。

在这种历史动力学的场域里面，任何一种文化意识，若不有意识地、批判地参与界定“普遍性”的新的含义，就是放弃为自己的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或合法性作辩护。（张旭东，2006：6）

这样的结构创制能动性的空间毕竟没有关闭。在国际关系具体交往中，Snyder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组织规则的制订，因为“只有参与到其中，才能改变它”（Snyder，2002）。然而，发展中国家参与普遍性原则的制定谈何容易，从WTO的历次谈判就可见一斑。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世界政治中，它们对国际组织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更大的支配力（Beckfield，2003）。倒是在那些具有公共产品意义的领域，发展中国家才有机会凭借数量的优势与发达国家平等谈判协商。

发达国家一直乐于表达类似如下的观点，

保护全球环境的国际合作并不是排他的“零和博弈”，而是相容的“正和博弈”，是一种人类的集体理性行为。（庄贵阳、陈迎，2005）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观念可以改变国家的行为。当全世界都奉行环境保护是“正和博弈”观点的那一天，并且发达国家首先做出表率行动，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切实的支持，或许这真能够改善世界结构中固有的不平等关系。无论如何，发达国家倡导迈出“绿色”步伐的社会后果要比通常想象中的复杂，其中资本与政治权力发挥着作用（翟一达，2010）。“那种认为环境团体总是想要保护地方生态而肮脏的商业利益总是希望破坏它的主张是过于简单化的”（海恩斯，2005：241）。本书所揭示的资本在环保运动的“配合”下，以“绿色”名义的扩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了解得微乎其微。对于未来，我们又知道什么呢？种种预测不过是人类试图增强自我命运把握的效能感，获得一种安全意义的心灵慰藉。因此，妄测未来多少有些浅薄，即使它穿着科学的外衣。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撰写的特殊供稿中（见图9-1），除了再次复述气候变暖事实以及可能带来的灾难以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要求工业化国家主动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激励它们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要保证它们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使它们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中来”。第二，秘书长还强调在全球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帮助抵抗力最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推进技术革新和传播。目前的国际环境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陈迎，2004），与表面上的热闹场面相对，其内部的无序和混乱导致国际社会虽然不断发表各式各样的宣言和召开各种会议，但是针对气候变化仍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重要进展。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各国召开多次会议，最终签署了《巴黎协定》，2020年后新的国际气候制度终于尘埃落定（朱松丽、高翔，2017）。无论如何，对气候变暖的关注，除了一贯强调的“减缓”或“防止”以外，对“适应”的强调逐渐开始上升，这反映了人们在空谈之后逐渐懂得面对现实。陈宜瑜院士指出“对全球变化的适应是人类应对全球变化策略的明智选择”。与防止气候变暖或减缓气候变暖的提法不同，适应“所针对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是在承认全球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脆弱性而规避全球变化所带来的风险”（陈宜瑜，2004）。在“适应”的领域中，应对气候变化与减少贫困可以相互协同促进，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清洁的交通工具、实施清洁技术的转移促使发展中国家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Richards，2003）。

图9-1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为《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的撰稿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7）：《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人类团结》，http：//hdr.undp.org。

更美好的未来可能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它面临着许多挑战。如果借助“绿色”洪流，发展中国家提升了自己的生产和环保技术、开发出适应这一外部要求的绿色能源、国内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发展中国家大众也改变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将具有希望，全世界的“大团结”与和平、和睦也许可能实现。但是，面对这样的美好未来，发达国家愿意接受其间他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吗？资本的扩张增值本性为此留出了丝毫的喘息空间了吗？无论现在看来希望如何渺茫，但是并不意味着“更美好的未来”不能实现。绿色意识形态就是由各种无序力量缔造的结果，虽然今天“绿色”世界秩序和相应的世界结构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是未来无意识的历史行动者会制造什么新的“历史规律”、对谁有利，这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也带来中性的契机，发展中国家或许可以借此契机“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