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权力不平等与意识体系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此话的后半部分是斯任普的重点，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处于不同时空的人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而价值观的竞争结果，更是清楚明白地表明了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物质领域，断裂的世界以全方位的形式正在展现。在这个断裂的世界，自命贵族从不会真心去关心奴隶的生活。

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民族主义研究者安德森早就发现“一个超越时间的稳定、坚实的同时性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有多么重要”（安德森，2005：60）。“同时性”似乎是民族国家内聚力的核心，在全球化的今天它演绎出了更丰富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时空压缩”和“去历史化”——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我们并不需要天文学或理论物理中诸如引力波、虫洞、空间扭曲或颠覆绝对时间这些概念，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可以被每一个常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会。

电子通讯方式的便捷传递，使得发生在某个角落中的事件，一旦得到媒体的注意就可以变成全球的公共话题。它们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就传遍世界，通过电视镜头，大众犹如身临其境，超越了空间地域上的限制。飞机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广泛使用，令世界变小了，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到达在地图上遥远的某地。12号下午搭乘从北京飞往悉尼的航班，在12号的早晨我们就到达了，穿越如此长的距离竟然还节省了时间。对“时区概念”的精妙使用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出发，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间压缩感在过去是未尝想象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可以即时了解到美国的NBA赛况，法国的罢工游行以及那些娱乐明星的八卦新闻——再遥远的事情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那样的近、那样的亲切。

同时，人们的社会心理认知参照体系也就不再是那个小村庄或大一点的集镇以至民族国家，全世界都被纳入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着这种时空压缩而带来的“全球视野”，人们认知发生学上的另一重变化就是去历史化。当代的生活纷繁复杂，又变化太快，每一天都有无数新的信息冲击人们的大脑神经，强迫我们对它们给予关注。这样的信息洪流是如此巨大而变化迅速，以至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可能被人们抛之脑后。中国大学生马加爵的故事，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了。尽管当时新闻发布引起的轰动，使得全社会的人士都表现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极大关注，各种形式化的应对措施也都很快出台。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风过无痕，就像它从来都未曾发生。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记忆消失得太快。

“去历史化”在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上的表现在于人们忽视历史长期变化的情况，来决定地球古往今来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趋势。在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一味指责发展中国家忽视环保，却忘记了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的脚印。“时空压缩”令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开始重视气候暖化等问题，开始接受绿色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断裂世界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社会心理认知产生的必然影响。今日断裂的世界，不仅仅简单停留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贫富差距的报告上，而是在这之外的“断裂”维度，也就是“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个认知维度上产生的断裂。

德国经济巨头Daimler-Chrysler理事会主席斯任普这样评价全球化，“全球化将促进开放国家之间的价值观、思想意识的传递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大大胜过其损失”（转引自黄景贵，2003：305）。此话的后半部分是斯任普的重点，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处于不同时空的人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趣的是这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积极鼓吹者，正确地看到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竞争实际上不仅是经济竞争，而且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等经济伦理道德方面的竞争”（转引自黄景贵，2003：305）。而价值观的竞争结果，更是清楚明白地表明了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物质领域，断裂的世界以全方位的形式正在展现。

国际社会中的非政治性交往（贸易、投资、旅游、移民、通讯、教育文化交流等）大部分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非政治交往更多的是“从前者到后者的单向流动”（时殷弘，2002）。在所谓的一个“地球村”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自己的游戏，这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仅仅维持在，后者像仆人一样为他们的享乐提供产品和服务。仆人与自命的贵族间也无法进行交流，各说各话，最终的结果还是仆人服从强权者的规劝与皮鞭。至多在某些情况下发出反抗的叫嚣与抱怨，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在这个断裂的世界，自命贵族从不会真心去关心奴隶的生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新出版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中披露：“目前世界上仍有约10亿人口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还有26亿人口（占世界人口40%）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除东亚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地区减贫进程缓慢，无法实现在2015年前将极度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除非从2008年开始加速减贫，否则很可能将有约3.8亿人口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轻重缓急的排序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科学倾向关注的主题，哪些问题更加“重要”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使然，而是由背后具有影响力的主体觉得它们更加“重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1961：42）。今天，气候暖化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削弱了对其他环境问题应有的关心。其他值得同等关注的环境问题还有水资源、有毒化学品和公害废物、森林资源、生物多样性、湿地保护、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海洋等。然而，这些环境危机已被气候变暖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超级话语所掩盖。如果从整个绿色事业来说，随着绿色意识形态对世界各国形成支配，使人们将目光从国际关系中的等级秩序和不平等关系上移开。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没有变化，在绿色产品获得人们推崇和欣赏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仍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这些对“环境友好”的商品，而他们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没有机会去亲自使用一次所谓的“绿色”产品。

各国巨头们忧心忡忡地担心未来气候的升温，表现出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所谓的“未雨绸缪”被视作“见解高明”与“具有责任感”，而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人道灾难，却被故意忽略、视而不见。非洲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被遗忘了，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人民长期迫于饥饿、瘟疫、战乱的侵扰，营养不良、生活困苦不堪。他们有机会去分享全球化的“幸福成果”吗？唱着关心未来气候暖化的高调，就可以为个人轻而易举地博得声誉、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却被荒唐地漠视、一再被漠视——禁运、封锁、制裁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着。前者不过是动动嘴皮，喊几声口号，而后者却需要长期踏实的行动。虽然高调宣传人人平等，但这样的“人”也是有区分的，也是受国界约束和限定的。至少，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和价值有另一套定义，才会“合乎情理”地产生种种虐囚事件、种族屠杀。或者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得资本可以在当地赚取更多的利润，支撑着世界另一极发达国家奢华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美国儿童玩的足球是由南亚儿童缝制的，这些儿童年纪小的只有5岁，每小时只能拿到6美分。这些儿童工作时都要屈身蹲着，他们觉得能够站起来就是一种特权，更别说去玩了。（塞诺，2006：72）

面对这些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们时，那些口口声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防止全球气候暖化的人士为享受清洁空气、明媚的阳光、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气势汹汹、手舞足蹈地大声吆喝时，不觉得虚伪可耻吗？

各国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本身就说明了民族国家分立现实的存在。而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国家权威的支持，才能使这种秩序成为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有约束力的形式”（贝克，2004a：296）。当今，世界各国不仅经济发展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差距，各国的政治关注与文化焦点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离。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塑造目前国际政治的版图、定义国际政治的内涵（张海滨，2009）。即使在绿色意识形态下，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组织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争取向国际潮流靠拢，在世界环保组织领域中，也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等级地位，这样的权力关系无所不在。“一种自由主义观点主张，非政府组织的显著增加有助于民主化全球结构，并有助于保证公民社会的关切不再被边缘化。但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揭示了在环境运动中形成的权力分化和不公平分配的影响。发育完善的非政府组织经常将它们自己与全球论坛上的草根组织分离开来，来自北方的主流环境团体掌握着大部分权力”（威廉姆斯、福特，2005）。

发达国家的一些环保团体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更多地强调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是歧视性的世界主义，有偏见的世界主义），甚至认为应该取消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造成世界环境问题未能得到有力解决的根源。客观现实也对此提出了要求：对全球环境的管理将导致主权的削弱，要求调整传统的主权观以适应全球环境依存的现实的呼声也逐渐高涨（王逸舟，1998；张海滨，2007b）。一些人开始谈及“世界安全”和“人类安全”，却贬低“国家安全”的诉求。然而，二者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批评者认为国家安全是世界主义者宣扬的世界安全或人类安全的重要保障体，片面地将主权消解作为实现世界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不恰当的（苏长和，1997；李学保，2004）。现实中，发达国家正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上到处干涉、甚至制裁其他国家。

贝克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区分自治权与主权来宣扬世界主义，“民族自治权的丧失可以提高国家的行为能力和驾驭能力……自治权的丧失会赢得实际的主权……”（贝克，2004a：93）。但是，就像贝克这样号召“世界公民们联合起来”的世界主义者（贝克，2004b），他的分析单位仍然是一个个民族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做了什么，以及它们应该如何做的叙述。无论是玩“自治权”还是“主权”的文字游戏，共同的诉求都是减少国家的管理，将权力上交给“世界政府”就能够统一有效地解决世界环境问题。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于，世界等级结构下的权力非对称性，各类“国际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对各国都是平等的。第二，民族国家的存在并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如同本书所分析的那样，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与增值以及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方式下，即使全世界都取消了主权国家，环境生态破坏依旧无法避免。

全球化中一个断裂的世界正在出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制造的是一个二重性的世界。一方面世界一体化的各种征兆让人们相信世界主义的可能，但是那些被赋予“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都是由某些特殊国家来决定的。当今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塑造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支配力量（Riain，2000）。对于一个断裂的世界，如果需要呈现出全世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克服“人类共同的灾难”的和谐完美图像，只需要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的欲求设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可以轻松实现。就如同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目标设定”可以是一种来自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渗透控制的结果。绿色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界价值观，塑造了全球意义上具有最高道德的公正目标，也成为一种外部约束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例如，“中国在诸多政策选择中，国际形象是采取合作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江忆恩，1999）。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受到发达国家显性和隐性的压迫，而资本的扩张增值本性又扭曲了环境保护的初心，借助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发展中国家。

同时，这种“目标设定”也不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制裁。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类行为必须是全球统一行动才会有实际效果，就如同美国所主张的那样，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减排行动，发达国家的减排行为就收效甚微。因此，按此逻辑自然而然地就必然推导出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参与减排行动，国际社会中的干涉主义是无法避免的。当今的新干涉主义，“不是简单地以经济掠夺或政治统治为目的，而是涂上了一层‘人道主义干预’和以国际共同体名义伸张正义的色彩”（王逸舟，1994）。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正是发达国家操纵的干涉主义的完美体现。因党派政治的关系，美国对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反复无常。虽然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美国尚未正式加入防止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但是不排除未来加入的可能性以及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履行减排义务作为美国加入联合行动的条件。到那时全球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压力将更加巨大，发达国家也更有实力采取一致性的强制制裁措施。

在断裂的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断裂是全方位的，而通过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议题”将全世界“联合”在一起了。国际社会的“父权主义”下，一幅和谐、团结的“全家照”定格在历史舞台。

气候暖化、权力不平等与意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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