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与资本意识体系的反思与批判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一贯对西方工业文明顶礼膜拜者以外，面对第一次现代化弊端的发展主义，少数具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对此的批判道路。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批判基础建立在抗拒工业文明扩张的基础上，则是落入了反思的陷阱。

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实，无论是提倡通过加速融入全球化来重塑中国文化（李慎之，1994），还是主张冷静地对自身过去历史的“文化自觉”来迎接新世纪（费孝通，2005：448），全球化的潮流都是一个不以个人喜好原则决定的历史强制过程，当今的技术文明和世界结构为它提供着保障。在这样一个每天都迅速成为历史的时空挤压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继承了祖辈们自强不息、孜孜求索的精神，他们对未来寻找到的出路也许迥然不同，但一样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似乎这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知识精英们，热衷于宣扬西方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这样也就有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发展道路，尤其是城市中的水泥森林就如同西方现代化国家中的景象一样。然而，这些城市无论多么豪华现代，永远只能背受“假”的名誉。因为它们没有了自己的特色，仿照别人，做得再像也不是“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展，使得当地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崇拜之余，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也落后于他者。先进与落后这样一个评价尺度荒唐地被运用到文化评价上。弗兰克对殖民地国家研究后的结论正是，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从属依附性地位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而殖民地与新殖民地国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受到宗主国的殖民化和洗脑，以致只以宗主国的形象来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文明和野蛮（弗兰克，1999：147）。今天，这种新的依附从属关系的再造就是通过绿色意识形态完成，“绿色圣像”的崇高性掩饰了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与依附。

文森特曾将自己对现代意识形态剖析的著作称为偶像的打破，他说话的语气坚定：

我把揭开所有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明显地影响人类生活的偶像的秘密视为我的任务。我用这种方式揭开它们的秘密的事实，可能会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偶像的一种形式。（文森特，2005：484）

针对绿色意识形态的话语，本书采取的方法是深入它的内部，考察它的产生、演化、制造者和为谁服务？正因为偶像是崇高的并广受爱戴，打破偶像者因此也难免遭人厌恶。相反，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人们在打破偶像的时候是否正在不自觉地制造着新的偶像，这一偶像是否会比前一个被破坏的偶像更具危害性。今天寻求变革的社会运动者，从20世纪的激进政治中应该获得的经验教训是，宏大理想并不值得期待——它们以克服某一时代流行的社会困境的面目出现，而赢得人们的青睐，但是它们一旦掌权后却孕育着更大的灾难。今天所面临的难题，也不能通过简单地重新树立一套“宏大理念”来彻底解决，权力应该交还给它本来的主人（Kingsnorth，2000）。

第六章曾描述了“环境东方主义”高傲的姿态，萨义德的《东方学》剖析的就是一个被西方东方化了的东方世界——愚昧、懒惰、无知、劣等。“二十世纪欧洲各国的繁荣使他们认为自己对亚洲拥有长久的优越，这种主宰关系甚至是上天的意志安排”（Panikkar，1953：259）。今天全球气候暖化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那些光彩夺目、异常动听的高调说辞下，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的种种环境破坏行为仍然被发达国家指责为愚昧、落后、鼠目寸光，以致无视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这样的指责有意掩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条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的环境破坏行为。这种环境东方主义不仅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希望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奴役、支配的再生产。在绿色意识形态操控的话语下，突然让人产生一种时空错位之感。虽然，19和20世纪西方殖民扩张已成为过去，但是由绿色意识形态包裹的主导性话语权力关系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它还更加具有吸引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东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日渐声高，更多地得到发展中国家内部力量的支持。这在一方面反映的是绿色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观，从另一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不知不觉中正以自己在环境东方主义中的丑恶镜像来认识真正的自己。

斯塔夫里亚诺斯重新诠释了第三世界的内涵，

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推断，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斯塔夫里亚诺斯，1995：17）

纵观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达国家伴随着它们的第一次现代化首先输出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纷纷开始追求现代化。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凭借已经优先发展起来的有利地位，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现代化，也就是强调绿色价值观。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又被灌输了匆匆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一贯对西方工业文明顶礼膜拜者以外，面对第一次现代化弊端的发展主义，少数具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对此的批判道路。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批判基础建立在抗拒工业文明扩张的基础上，则是落入了反思的陷阱。“绿色”的诱惑不仅能够得到正在扩张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运动的积极响应，获得“绿色意识形态”提供的合法性与道德光环，还在于可以吸引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一些知识分子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寄托在今天盛行的“绿色”之上，将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等命题诠释为指导着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但是，“那些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人，将如何解释在这种文化下曾经有过的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事实？”（洪大用，2001：202）

今天有这样一种怪异的气氛，凡是大谈“绿色”，似乎就站立在了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似乎就表示对现代性进行着反思。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社会和工业增长的共同批评以及一种抽象的对一个选择性社会的‘生态乌托邦’理想，成为反对性的、左翼自由派的文化整合基础”（布兰德，2005：45）。然而，“绿色”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塑造绿色意识形态的不仅仅是环保运动的参与者，资本与政治权力更是重要的力量（翟一达，2010），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下绿色意识形态发挥了维系和复制原有的不平等世界等级秩序。这在前文第五章、第六章中做过详细论述。

绿色意识形态在发展中国家传播，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推动。尽管他们中有些人鄙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他们也在试图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做出反思，但是对“绿色”无意识产生的新的崇拜与迷信使得他们与被他们自己所批评的对象没有什么区别。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所为实在太了解了，他说：

在所有这些当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然，力量的优势在那些自命的“西方”社会一边，在那些充当它们辩护士和思想家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一边。（萨义德，2003：47）

这样的无意识社会互动，使得有一天这些反思批判西方发展的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西方主流”。

气候暖化与资本意识体系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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