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价值观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绿色意识形态塑造了世界价值观，“绿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绿色奉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在这样的世界价值观下，国际制裁与压迫皆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肆意进行，并且还是以崇高的名誉来实施。绿色意识形态的扩张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获得了积极的响应，产生了草根阶层的环保生态运动。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随着绿色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扩张，除了外在压力以外，发展中国家自身内部的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在全球暖化问题上谋求与发达国家的接轨。发展中国家今天遭遇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全球性二重性的世界，它们要面对国内与国际势力的夹击。国际上，发达国家、绿色意识形态与国际资本共同建构着新的国际结构，新的国际秩序是为复制、延续旧有的国际等级关系服务。“目前在国际环境领域，北强南弱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庄贵阳、陈迎，2005：7）。印度圣雄甘地曾讲过这么一段话：“英国实现繁荣消耗了这个星球半数的资源，印度发展需要多少颗地球呢？”（转引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这原本是针对发达工业化国家对环境资源破坏的批评，当今却成为发达国家以此要挟发展中国家的“论据”。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绿色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使得现行不平等制度的合法化进一步得到巩固，而原有的支配与依附关系结构也没有得到改变。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借助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普及，毫无阻滞地扩张自己。

日常经验中，绿色意识形态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塑造为与那些“丧尽天良”的污染企业作斗争的形象，媒体的报道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二者冲突对立的一面。本书前面几章的分析，已经说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媒体、政治权力在创造绿色意识形态中的相互作用。曼海姆提示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价值观来谈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态度。‘价值’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是从经济学出发开始传播的；在那里，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自觉选择。后来，人们把这种价值观念转用到伦理领域、审美领域以及宗教领域之中，而这种转用则在人们描述人类在这些领域中进行的真实行为的过程中，导致了某种歪曲。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根据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自觉选择，当一个个体正在不加任何反思地享受一个艺术作品时候描述他的态度，或者当一个个体正在根据那些从小就反复灌输给他的伦理模式活动的时候描述他的真实态度，更大谬不然的了”（曼海姆，2001：91-92）。曼海姆表达的意见正是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产生的无意识渗透，而人们总还以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绿色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人们对贪婪的资本与高尚的环保相对立的无意识的“常识”。

绿色意识形态与资本的冲突仅仅只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才存在，如前文所述，贪得无厌的资本在这个时代需要环保运动为它们创造新的增值空间，资本就是在“绿色”的名义下扩张。绿色意识形态塑造了世界价值观，“绿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绿色奉为一个绝对的真理。通过共有知识的建构，内化的标准与规范对国家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isse（2000）曾对国际人权规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实践做过深入研究，从中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对文明国家的想象、公共话语的压力、国际NGO、社会化后的规则约束力、国内的响应同盟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绿色”一旦成为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公正、合理、富有远见、担负责任等道德符号都被赋予了“绿色”。“绿色”具备了合法性，权力支配也随之产生。极端的情况是世界霸权国家如果以“绿色”的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亦有可能得到发达国家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绿色”是人类理想的未来，我们的政府不过是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民摆脱其政治领导人剥夺他们应该享有的绿色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价值观下，国际制裁与压迫皆可以在“人民的支持”下肆意进行，并且还是以崇高的名誉来实施。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世界价值观，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就不得不“积极地”去服从于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秩序。在绿色意识形态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参与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气候暖化的行动中。

弗兰克很早就提醒过，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除了分析不发达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还必须关注宗主国变革对殖民地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发达国家今天内部的变革，例如绿色产业的发展，也就产生了伴随着这种变革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输出，即绿色意识形态。绿色意识形态的扩张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获得了积极的响应，产生了草根阶层的环保生态运动。这股潮流以西方的先进典范为榜样。费瑟斯通曾说过：

当特定阶级成员把自己独特的品味看成是社会的品味而以合法化的时候，是否可以说，对风格与个性的关注本身，更多地反映的是特定阶级的心理倾向，而不是真实的社会本身。（费瑟斯通，2000：127）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更喜欢将“绿色品味”绝对化，而不去注意它的“特定相对性”。对绿色的追求，也折射出这些国家对西方世界的崇拜以及赶超英美的潜意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绿色运动还具有特定的利益倾向，这些环保团体的活动过分热衷于媒体曝光和以国外机构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中国了解到的情况是：

尽管北京市内及周围有待处理的重大环保问题很不少，可是“自然之友”（一家环保团体，总部设在北京。本书作者注）的活动却总是集中在云南、西藏等边远地区，因为那些地区容易引起外国报界以及“保护濒危物种协会”等外国环保机构的注意。（阎云翔，2004：12）

如今，发展中国家内部环保力量的迅速发展，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制订与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学科内部也发出了将对国内政治的分析带回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呼声（Milner，1998）。Jahiel就预言，中国国内像自然之友、地球村、绿色地球、北京环保基金会等独立的环保组织，以及高校中成立的学生环保组织在未来将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Jahiel，1998）。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绿色环保组织往往被赋予额外的意义，担负起“不能承受之重”。由于发动环保运动的组织更多地强调“政治参与”，鼓励、动员普通民众参与到生态环境政治决策中来，对政府行为施加压力。学者们习惯性地将它们视为是这些国家公民社会兴起、发展的标志，还有一些学者将其与民主的推动建立起了关联（洪大用，2001：279）。像2007年经过厦门市民不懈地抗议与反对后，PX化工项目被迫暂停的事件，就被誉为中国民众环境意识觉醒的反映，该事件还将“烛照未来”（苏永通，2007）。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高乐对南京公共领域中跳探戈舞现象的观察发现：政府对公共领域发展的态度是有选择性的，“只有在确信这些公共空间不会发生反政府活动时，政府才会感到放心”（高乐，2003：362）。因此，他提出不应该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公共领域在所有的社会都存在，而能够“不受政府控制”“合法地拒绝政府权威”的市民社会组织在中国存在的证据是有争议的。黄宗智也批评了公民社会概念及框架在中国的误用，认为这样做无视了概念的历史语境。他认为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照搬运用于中国并不恰当，这忽视了权威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与社会间可能的更复杂的关系（黄宗智，2007）。

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下，以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模板，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在自己国家中定义出所谓“公民社会”兴起的征兆。这样的符号串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环保运动镶上了公民社会成长和民主萌发意涵的金边，将个体对环保运动采取的态度与对待政治的意见并列等同起来。这些宣扬环保运动促进不发达国家民主观念萌生的论调，与主张金融贸易的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观点（Rudra，2002）是一致的。后者是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贴金”的手段，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目前考察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混淆了全球化对国家的作用，这源于对民主和国家关系的不当假设（Goodhart，2001）。前者则是服务于绿色价值观权威的确立和散播，同样也是不当假设了民主与国家的关系。以民主发展的旗号对环保运动加冕，这本身就是一个建构起来的符号权力。

发达国家倡导的绿色意识形态，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就像迈尔斯要求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培育世界公民的意识，但他的思考本位和焦虑却来源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会对美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对于那些具有偏见的歧视性世界主义者而言，往往有意忽略地球共同体中的不平等关系，并无意识地流露出发达国家居于霸权支配地位的定式思维。Rothkopf（1997）就力主美国文化的传播将使世界变革得更加美好，全球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对国际协作提出了要求，而协作本身需要统一管理，自然美国就应该担当领导。对于美国的领导地位，迈尔斯的逻辑相当清晰：

“大家共处空间”的这一态度要求有一个领导者。考虑到美国卓越的科学能力、技术知识、政治敏锐性和金融资源，这一点便显得更为重要了。最后这一项反映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尤其能说明问题。（迈尔斯，2001：240）

世界性共同面临的环境危机并不能保证国际合作的必然实现，前者仅是合作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合作”也不意味着平等关系，而可能是一种强制与霸权建立和维系的过程。那些大谈全球治理和全球公民社会，将其视为未来世界发展前景的观点，十足地低估了断裂世界的性质和资本社会化适应所产生的反制力与变通性。在这个由全球化带来的时空观重叠的时代，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对比参照完全失去了历史的时间纵向感，横向比较与赶超模仿的心态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正在丧失自我。这些国家国内轰轰烈烈兴起的绿色运动，其光辉超出了它的价值本身并且掩盖了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第八章第三节所分析的那些“变化中的不变性”）。发展中国家面临绿色意识形态营造的外部绿色世界新秩序，以及被内化后在国内形成的道德标准与环保运动兴起的双重压力。这不仅仅是对这些国家执政党的考验，这些国家未来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与它们长远的发展机遇，亦在此过程中被数百年前历史的一个偶然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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