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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第四章分析气候暖化从“事实”向“事件”转化时,涉及绿色环保运动所起的作用,环保主义者的“崇高价值”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绿色未来是值得高度赞誉的。“绿色”是一个动听的词汇,能够引发人们的美好联想。这些为了“绿色未来”的目标而付诸行动的人们,往往自我知觉是在明确的意识引导下做出的正义行动,他们的环保义举是主动、有意识而为。
对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做进一步的讨论:从个人心理的认知发生机制来说,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对自己所做出的行动的自我觉知通常不会超出个人意识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在精神健康状态下,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时也会发生某些例外,即人们做出的行为不在意识控制之内,例如由于某种特定情绪引发的过激举动以及某些精神疾病患者的攻击性行为。对一般情况中意识能够识别行为命题的认可,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自我意识是纯粹地发自本体的内在思维。
阿尔都塞在对“实践”做出更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后,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但这些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和‘意识’毫无关系;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因而不通过人们的‘意识’。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过程而作用于人。……因此,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阿尔都塞,1984:202-203)。人们通过在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过程中感知、接受社会客体,同时又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体验、认识并建立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后者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以‘意识’的形式而出现”(阿尔都塞,1984:203),这就包括对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综合。
前文提到的“差序认知”(见第四章)解释了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保持着某种“无意识”。这是一种特殊的“无意识”,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因为人们自以为自己仍然是决定行为选择的“主人”。那些“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阿尔都塞,1984:204)。
如果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个人的心理认知机制之外,在社会的复杂互动情境中,人们无法体验自己有意识行为的无意识后果的情况也会常常发生。“绿色”价值的塑造与传播,并不是只有环保主义者“单枪匹马”参与的事业。它是一个被分享的符号建构过程。为捞取政治资本而善于作秀的政治家,见风使舵、惯于制造轰动效应以吸引注意力的媒体,还有社会化适应能力极强的资本,都是“绿色意识形态”的共同创制者。“绿色”价值的符号是一个由无序力量相互际会的结果,来自不同群属的势力都力图将自己融入“绿色”大潮中,赋予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以“绿色”的特征,将“绿色”概念尽可能地泛化以覆盖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样“绿色”就成为一个外表模样有些模糊的“巨无霸”,它被人们任意地附加新的意义和符号,以致身躯愈加庞大、体态臃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强壮的身躯,“绿色”作为工具和策略可以被利用来轻松地击倒其他对手。
“绿色意识形态”多元主体无意识建构的过程,与产生于历史中民族的概念倒有几分相似。安德森在分析“民族”作为意识形态建构时,曾意蕴深刻地这么说:
这些人造之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安德森,2005:4)
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符号,大多都有类似以上的运作过程。对于多元主体的参与者,“无意识的有意识”是这个过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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