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产权界定后,双方主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帕累托最优。货币发行的市场化是自由主义走向极端的反映。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过自由市场的逻辑,资本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入侵和统制,商品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人类的想象力竟有如此之伟大,关乎气候的社会关系居然也成了商品,义无反顾地被纳入市场交易的逻辑中。万物的商品化一直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子里上演,并且它早已超越了“经济生活”的范畴。......
2023-08-28
第四章分析了“寓意于色”后的“绿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此基础上本书关注的是绿色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需要从实践过程的角度,探究绿色意识形态的生长机制和它与资本的互构关系。这反映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在一国范围内绿色意识形态与资本、媒体和政治的关系。前文第五章和第七章研究了资本与绿色意识形态的互构关系:绿色意识形态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偏好、发动环保运动向企业示威抗议,或政治化后以立法或征税的手段来塑造、限制资本的投资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资本并没有因此“自我孤立”或被打败,而是参与到绿色意识形态的运作中,以积极的“屈服者”的姿态对绿色运动的潮流进行反制甚至统制。
这一幕情景让人联想到熊彼特,他笔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通过不断革新,促进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最终,资本主义将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的观点新颖且富有挑衅意味: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但失去收入,而且丧失远为重要的它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这个结论可能不论从哪方面都不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口味,更加不会适合通俗的(马克思会说庸俗)那类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但就预测本身来说,它和他们的预测并无不同。(熊彼特,1999:214)
熊彼特的此番言论对绿色意识形态运作的隐喻在于如果人类未来踏步走入“绿色时代”,其真正的开路人并非宣扬绿色环保的知识分子、草根力量和其他的煽动家,而是壳牌石油、通用汽车、索尼、大众汽车、可口可乐、柯达这样的跨国企业。而这样的预测也必定不符合绿色环保主义者的口味,虽然结果可能是他们希望的。
企业为了博得良好的商誉和社会形象,迎合绿色潮流,纷纷表达它们对自然环境的亲善态度。资本宁可扮演“不敢忽视消费者手中货币投票权”的“弱者”的角色,展现出一副谨小慎微的“屈服者”的形象,以此获得消费者的信赖与忠诚,最终保证了产品的市场销路和利润回报,击败其他竞争对手。这样的“屈服者”被消费者所拥戴,但实质上却是统制大众的“屈服者”,资本以“屈服者”的身份成为“绿色时代”的真正开路人。进入新世纪后,资本不再是那样一符凶神恶煞的狰狞面孔,资本社会化适应使它进化出新的功能:变异、灵活性转化、绿色面孔。那种资本贪婪的增值扩张与绿色运动的崇高追求格格不入的虚假信念,终于到了该被揭穿的时候了。这个幻念的泡沫一直在膨胀,许多人士通过太阳光下的泡沫反光,获得自己在意识形态下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今天,资本已经把自己融入绿色大潮中,它的社会化适应功能使它进化、漂洗为“绿色资本”。无论是绿色产业的发展(见第五章),还是徒有虚名的“绿色产品”或纯粹从事金融投机牟利的碳期货市场(见第七章),绿色作为象征符号正在为它的资本东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利润。只有这样资本才能搭上“绿色运动”的快车,它的无限增值扩张的本性才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评价“绿色”是一种乌托邦,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不会实现。相反,历史参与者无意识的互动发展过程中虚实同体的“绿色”成为现实的可能性还很大。也正是资本无限趋利的动机,使得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绿色时代”的开拓者,我们大概应该为资本“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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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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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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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在扩张过程中,绿色运动还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将道德评价塞进自己的政治意义与符号价值中。全球气候暖化主题一直是绿色环保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今天,一些绿色环保运动的参与者喜欢将各种毫无关联的气象灾难都归因于温室气体排放,认为它们都是气候暖化造成的结果。气候暖化问题成为了绿色运动的重要组成,被擢升为绿色意识形态传播的“马前卒”。......
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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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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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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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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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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