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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与消费主义-气候暖化、意识体系与资本

【摘要】:由资本幕后控制的消费主义似乎与绿色环保没有任何关联,甚至还会被建构为是对立的关系。在绿色价值观发展成为绿色意识形态后,消费主义吸收着母体的养料,不断地进化自身的外观,最后吞噬掉母体,成为一个有着绿色外表的消费主义怪兽。在“绿色”的语境下,人们自以为开始弃绝了物质崇拜,追求生态、环保的生活“本质”,然而资本的扩张增值本性给人们留下了一丁点儿背弃消费主义的喘息机会了吗?

商业化和消费文化不断扩展着它们在人们私人领域的空间,商家创造出各种消费节日鼓励人们扩大消费,公众通过消费的途径获得生活的满足感,以消费自由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自由空间,对消费近乎疯狂。大众在“消费革命”中欢欣鼓舞地庆祝“第二次解放”带来的自由时,又步入了另一个难以自拔的沼泽(翟一达,2011)。由资本幕后控制的消费主义似乎与绿色环保没有任何关联,甚至还会被建构为是对立的关系。今天,“绿色消费主义”到处被视为一个褒义词在使用,它意味着消费者“希望以他们的购买决策权来保护自身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奥特曼,1994)。贝克进一步将消费者“货币投票”权力表现出的直接民主与消费社会关联到一起,视作全球化时代反权力的希望。贝克在这一点上并不明智,前文已经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隐蔽性,绿色意识形态中潜伏的多元利益动机并不容易被察觉。而想借助消费民主幻想下的消费社会来遏制全球资本的扩张,无疑是饮鸩止渴,此举反而加速了资本的扩张动力。当今,消费社会的毒瘤将毒素挤入绿色价值观,进入了绿色价值观的母体。在绿色价值观发展成为绿色意识形态后,消费主义吸收着母体的养料,不断地进化自身的外观,最后吞噬掉母体,成为一个有着绿色外表的消费主义怪兽。怪兽终究是要吃人的,但是经过绿色的进化后,怪兽原本狰狞的面孔变得和蔼可亲,并且全身上下散发着崇高精神的光辉。从此,大众作为它的食物,便更加自觉主动地投向这头怪兽的口中,让消费主义的唾液和胃酸将自己溶解。整个吞噬过程完成以后,资本的扩张增值也就得以实现了,绿色怪兽抹抹嘴、回味着刚刚咽食下去的美味

阎云翔对文化全球化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家当局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并得到了人民的协助,争取使“正在出现的全球文化成为自己所有”(阎云翔,2004:22)。这样一种“受管理的全球化”类型,裹挟着跨国企业刚刚涉足海外市场时的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的景象,呈现出一条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雾中小道。现实中,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比想象中顺利得多,尤其是当今弥散的消费主义气息与统治者的直接统治权威和利益并无冲突。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日它不仅有利于迎合政府推动经济优先发展的政策目标,还在于营造出一种太平盛事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文化的全球扩张得到了东道国政府的欢迎,即使不是热泪盈眶般地鼓掌欢迎,也是一种暗中默许相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僚们或执政党的干部本身就离不开消费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充盈感和满足。可见,消费文化的全球扩张是“受管理的全球化”中的管理真空区域。

21世纪的全球资本将消费主义漂洗为绿色,然后通过绿色意识形态继续支配、统制着这个社会。面对这样的境况,批判者们一定要将工业家与商人分开,并且排列出商人是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首领的说法(郑也夫2007:23),其意义并不大。当今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高度专业协作化、市场信息将生产与销售关联到一块,使得商人与工业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共同为资本增值的力量所驱使。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的权力是资本支配权力的外化。因此,对消费社会的分析与批判,更恰当的落脚点应该回到资本。但是资本能够发挥对社会的主宰力量,需要一定的制度前提:为商品而生产、私有产权的确立与雇佣劳动是3个基本的条件。对于这些制度前提,是否要给它一个命名是次要的,但是至少需要强调的是,不具备这一制度前提的斯大林模式、工业革命前的漫长时期,消费在社会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当消费渐渐取得了支配性权力后,资本的扩张就以无以复加的速度推进——大众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浪潮、物质崇拜激荡着今日的世界。

对于未来,郑也夫提出人类的生活消费将走向非物质化与虚拟化,那种纯粹的物质性炫耀将被视为荒诞。他进行了丰富的论证,从食品、服装、住房、交通、通讯、办公学习媒体,一直到性活动,生活的非物质化与虚拟化景象跃然纸上,他对未来的判断也许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但是,非物质化与虚拟化并不意味着走向了消费主义的反面,这是一个危险的逻辑易位。产生这样的误解,仍然是源于低估了资本扩张的社会化适应的能力。消费者要追求“意义”,追求生活的“本质”,资本就给你创造“意义”,将“意义”赋予商品,引导你追求生活的“本质”。“一切标新立异的东西,不论在一开始显得多么富有颠覆性,最终逃脱不了消费主义的罗网,黑人说唱艺术、涂抹艺术、甚至古典音乐和高雅音乐都成为娱乐业和旅游业的囊中之物……娱乐业和旅游业本身就是庞大的跨国工业……返归‘本真性’只是死路一条”(三好将夫,1998:505)。

回到本书论述的绿色时尚,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下层模仿上层的时尚“自上而下的渗透”,也不全是下层通过标新立异和风格叛逆而创造出来的社会时尚。在一个共享的绿色意识形态下,资本的扩张通过向社会提供不同价格层次、种类的绿色商品而实现。在这里,社会各阶层皆能找到适合自己经济条件的绿色商品,通过消费、通过商品塑造自我。“消费文化是当代信仰的根源,即自我认同是一种文化资源、资产或占有……消费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给身份政治创造了条件”(卢瑞:2003:7)。“绿色”作为一种语码,沟通了等级社会各阶层间的同向选择与情感共识,在这里的时尚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符号意义,而在价格分布上可以有更大的差别空间。绿色奢侈品如Segway,LV环保包满足了富裕人士的欲求,普通商品贴上绿色的标签亦能赢得大众的青睐。

西美尔曾经讲过货币占有的自我扩展,“在这里货币也就可以提供一种相当独特的个人的扩张……但购买行为本身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满足的经历,因为各色事物好像都绝对地服从于其货币那一面”(西美尔,2007:251)。更多掌握货币,并将其转化到消费中,通过购买活动为个人心理的满足提供了基础。在“绿色”的语境下,人们自以为开始弃绝了物质崇拜,追求生态、环保的生活“本质”,然而资本的扩张增值本性给人们留下了一丁点儿背弃消费主义的喘息机会了吗?环视四周的商品世界,资本的变异性扩张将我们的选择空间填塞得满满的,以顺应消费者的姿态“漂绿”商品,在社会各阶层对“绿色”的簇拥下,不吭声响地赚取高额利润。本节将以“‘洗绿’路上的奢侈品”“加速的更新与淘汰”“绿色阶梯上的区隔与‘绿色盲点’”“时尚主义先锋”4个部分来论述“洗绿”的消费主义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