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进化与适应：气候暖化、意识体系与资本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资本展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本节对资本“进化与适应”进行分析的主题。沙茨所观察到的这种资本为了回应生存危机的社会化适应，从经济生产领域到全球规模的层次出现。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注定了它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适应性，并且在面对与之对立矛盾的绿色环保运动时，最具策略性地调整自己，以适合潮流的变种来完成资本终极的增值使命。资本的进化与适应能力是它策略性地对绿色意识形态做出反馈的基础。

当今的时代，资本的增值扩张已经不再表现为赤裸裸的剥削，至少这样的剥削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资本展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本节对资本“进化与适应”进行分析的主题。

沙茨（Sayre Schatz）对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基本矛盾重压下“依旧繁荣”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别调适过程——社会化适应。

“要想成功，社会化适应不必慷慨地，或者完全驯服地，抑或充分地去满足人类最低的生存需要。即使面对病入膏肓不能不顾的问题，这一过程也可以是勉强的、傲慢的、吝啬的。然而，要是这过程是以平息危害体系生存的不满，那么它们就构成了成功的社会化适应……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自私自利的……问题并不是这样一种调整‘不会克服大众的贫困、退化的农业、扭曲的工业及经济结构——这些因素助长了畸形的城市化、文盲、不完善的教育医疗服务以及其他困扰社会的种种疾病’，核心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足以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的存续”（沙茨，2007：37）。

沙茨所观察到的这种资本为了回应生存危机的社会化适应，从经济生产领域到全球规模的层次出现。与沙茨从社会关系角度来谈论“社会化适应”不同，本书对“社会化适应”的使用是指在资本国际化扩张下的策略，即资本增值扩张的社会化适应。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注定了它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适应性，并且在面对与之对立矛盾的绿色环保运动时，最具策略性地调整自己，以适合潮流的变种来完成资本终极的增值使命。

可口可乐的副总裁乐意于这样宣传企业：“我们的企业根本上是地方性的，而我们的原则是全球性的……可口可乐在许多国家做生意。因为它们容纳我们的产品，我们必须成为那些社会机体的一部分。我们与一个国家的整个基础结构——规定纯度标准的本地政府、本地的装瓶工及本地的民众——互动”（亨特、耶茨，2004：298）。他还进一步以建筑屋顶的比喻来说明企业经营是如何权变式地与当地文化相融：“想一想那建筑式样作为你住房的蓝图。在把我们的品牌打进市场时，我们操作的是一个‘全球化品牌建筑式样’。要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地方可能是用木瓦盖的顶，在另一个地方可能是沥青铺的顶”（亨特、耶茨，2004：298）。阎云翔对北京麦当劳餐厅的观察获得了同样的发现：中国消费者在西式快餐店里获得的更多满足来源于文化象征意义的体验，他们把餐厅挪用为其他活动的社会空间（休闲场所、个人或家庭的仪式庆祝场所等），在这里消磨更长的时间。对此，麦当劳在“当地化”的过程中也投其所好，社会化地适应了当地消费者的“特别需要”——麦当劳“没有想要教育北京消费者接受美国人的‘快乐’观念——快速吃完后走人”（阎云翔，2003：253）。资本的进化与适应能力是它策略性地对绿色意识形态做出反馈的基础。

在国际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曾经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特别关注。除了前文已经指出的国际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从国际资本扩张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伴随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普及，资本扩张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双轨途径。

由于发达国家国内较高的环保标准，一些产业被禁止发展或者因为税率太高导致了资本的利润回报率太低而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通大众与政府更倾向于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往往被视为是解决就业、人民生存和社会稳定的前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环保的偏好水平相对较低，为一些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特别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劳动成本与环保要求，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在经济学理论中常常被视为是一个客观的产业转移问题。国际资本的增值扩张驱力，推动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而资本国际扩张的第一条途径，就是污染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饭岛伸子就曾批评：

经济上支配别国，通过破坏别国居民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物质财富。这是发达国家对受害国家的一种歧视行为。（饭岛伸子，1999：32）

在这样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地进行着“清洁生产”，而发展中国家陷入了“破坏全球环境”的圈套中。处于逆反性的世界双层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以自己的环境为代价实现了外国资本增值的目的，并且还要承担污染环境、造成气候暖化的恶名，在道德的审判席上被发达国家所指责。因此，今天全世界在发挥“环境东方主义”想象时，在将环境恶化问题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关联时，在抨击发展中国家忽略环保治理时，必须考虑到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问题。这样的逆反性世界双层结构运作下，资本扩张、污染产业转移就是在平等开放的经济结构中实现；而国际关系背后的等级性政治结构、国家与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环境问题上颐指气使的指责教训中，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人们它的存在。

国际资本的第二条扩张轨道是通过借助绿色意识形态营造的气氛而实现。由于绿色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普及，发达国家的绿色产品以一种更加“环保、人道、高尚”的姿态输入发展中国家。对西方世界的崇拜精神，为绿色概念和绿色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提供了动力。资本无限扩张增值的政治经济学意涵，表现在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时，为了“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预计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希法亭，1994：385）。

当今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受制于绿色意识形态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结构，绿色越来越成为各种场合的通行证。发达国家在“绿色”概念下，无论是绿色技术，还是绿色产业的发展都远远在发展中国家水平之上。绿色产品成功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之前，绿色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和对当地人民的思想灌输早已为此打下了基础。按照国际新型的“绿色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结构上的劣势。在新的起跑线上，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与发达国家拉开了差距，这就是结构再生产过程中不平等关系的无限复制。国际资本同时推动污染产业和绿色产品“同向”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这一流动的形态是由发达国家至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而非它们相互间的沟通。从国际资本扩张的双轨途径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条途径，发达国家都占有优势地位：不仅资本增值的目的可以实现，而且在道义上永远处于制高点。凭借着这样的优势，国际社会中现有的不平等关系得以复制和再生产。

资本进化与适应：气候暖化、意识体系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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