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与权力支配：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绿色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具备两项功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个是降低交易费用，其次是实施权力支配。对交易费用的关注，经济学家为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讨论国家与国家间即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扩散问题时，除了明确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联，还要分析意识形态“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

绿色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具备两项功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个是降低交易费用，其次是实施权力支配。对交易费用的关注，经济学家为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经济学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具有学科的特色，例如贝克尔研究有利于上层阶层的规则为何能够在全社会中得到遵守时，他就不同意将这种规则的普遍化解释为是资产阶级向劳工大众灌输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洗脑，使得他们丧失了反抗社会压迫的动力（贝克尔，2000：293-301）。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基于效用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实现的解释，^[1]本书在最后一章还将涉及这一讨论。本节主要从诺思的理论对绿色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诺思讨论意识形态时特别提到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引导，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诺思，1999：53）。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他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互为犄角，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变迁中发挥的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在讨论国家与国家间即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扩散问题时，除了明确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联，还要分析意识形态“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通过这一渠道，权力也同样得到扩张，这也是物质权力与观念话语的结合。

当今，如果哪个国家搞殖民主义，想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来奴役其他民族的话，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20世纪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浪潮后，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来自西方的统治一直怀有戒心，因为“通过强力的制裁而行使的权力可能是处于最令人警觉、最令人恐惧的状态中……”（Giddens，1985：9）。然而，权力的实施并非一定要采取赤裸裸的形式，它可以通过制度化、日常生活化无意识地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每个人都貌似自由自在地独立选择，其实他的选择集、选择偏好早已被权力塑造了。“我们的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帝国主义不仅是统治的关系，而且是服从于一种具体的扩张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观念不仅仅是通过直接统治和武力来贯彻和维持，而且是通过长期的说服手段来使之更有效地得到贯彻——这是一种日常性的霸权过程——这样的手段经常富于新意，有创造性，又有趣，尤其是有行政效率”（萨义德，2003：10、264、152）。

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抵抗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热情的拥抱。在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中，规则、秩序实施的成本也就变得更小，如葛兰西所说的是获得了一种“积极的赞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那些令人讨厌的争论与抵抗，它们作为交易成本也都被绿色意识形态给“节约”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势力之强大，以至于凡是与“绿色”符号相关联的事物都被称为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郭因，2003）。

绿色意识形态的权力不仅体现在这种对大众无意识的统制上，由于它在意识形态生态系统中的主导性，从它内部还创生出一种物质性的支配权力，这体现了物质力量与话语权力间的互相支撑。在减碳和绿色成为普遍意识形态后，它的神圣性与道德感赋予了这项事业最强硬的权力，甚至具有了对那些违背这一“正义事业”的国家和愚昧民族进行制裁的合法性。对此，戴维·亚当森就曾提出：

如果劝说无效，在某些条件下提出“绿色条件”，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这样做可能不受欢迎；对于确实难办的情况，只要足够支持，工业化世界又没有在禁止温室气体问题上陷入不可救药的宿命论，则可以采取制裁措施。（转引自拉夫尔，1993：227）

这些制裁也会得到那些以重视绿色为荣的发达国家民众的支持，正是在绿色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他们坚信本国政府的国际干涉行为是出于肩负着维护“全人类福祉”和地球未来的责任，制裁破坏环境的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这样的逻辑与当今世界的那些霸权国家恣意发动战争或军事打击活动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亚当森所说的“绿色条件”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就是“绿色贸易壁垒”，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手段。绿色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日常思维取得主导后，发达国家将环境保护、绿色概念融入对外贸易政策中，形成了不违背WTO原则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中，这些“绿色贸易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拒之门外。绿色意识形态在现实政治中所具有和发挥的权力，已远远超出了那些环保人士的最初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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