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国际结构与资本博弈

在国际社会中气候暖化的社会学分析可以借鉴人类社会的分析框架。人类社会中人的集合体结成了各种组织，从事生产活动、政治活动、文化交流以及成立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角度来说，民族国家在理论分析上可以被化约为与个体单位的人一样，参与社会互动，既有其能动性又被社会结构塑造。以此类推，在国际社会中除了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家间同样可以形成各类团体，如经济性的欧佩克、WTO，政治性的北约、东南亚联盟，还有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多次提到的气候变化领域中的IPCC。民族国家与这些超国家主体的互动中同样存在一个世界结构，这个世界结构制约了行动者的活动。用沃尔兹的话说，世界结构就表现为“一系列的约束条件”（沃尔兹，2003：98）。他的这个观点在吉登斯看来是片面的，但至少在国际社会的研究领域，把“世界结构”这个概念提出来作为分析的工具，仍是有益处的，这是社会学重要的思考方式。“不认识由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结构，我们就不能认识国家需要什么。国家‘嵌入’在稠密的跨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网中，它们塑造了国家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费丽莫，2001：2）。

费丽莫的结构论强调了观念与物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她仍然未把握行动者—结构相互构成的关系，她的结构脱离了国家行为体，这也与她反对国家中心论有关。如果仅将结构简化理解为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并没有揭示结构产生的内在机制。

一方面，行动者对结构的创生具有能动作用，本书既尊重了这一过程可能经历的无意识形式和多元主体性，也强调结构建构中的利益偏向和主体间的结构博弈。另一方面，结构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约束体现为规则或秩序，以经济学的市场模型来描述，规则或秩序的产生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像竞争性市场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下，每一位参与者分散决策、为牟利而降低价格，竞争的激化导致整体价格下降使得最终获利有限。这就是市场的结构力量，即沃尔茨所说的“微小的独裁”，这是典型的大众互动结构创制类型。第二种对于广大行动者而言是外生强制型的结构创制，例如市场模型中的寡头经济。若干具有支配力的行动者在一起共谋出台对自身有利的规则，由于寡头对市场具备控制力，这样的结构运作得到了充分保障，其他的小企业只能被动接受寡头制定的方案。对于其他的小企业，这样的结构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制约。从收益的角度考虑，前者是广大分散的主体共同无差别的分享，而后者则是部分少数的行动者占有利益的大部分。结构总是在社会中存在的，只是结构的类型不一样。因此，本书通过对气候暖化案例的分析，讨论国际社会中的结构性力量，就是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面对国际社会中形成的规则，从结构创制类型的特征提问：这些规则是由谁来制定的？考虑到谁的利益？这是谁的世界秩序？

考克斯曾提出了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三个世界秩序结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1789—1873）、帝国主义竞争时代（1873—1945）、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二战至今）。“在第三个结构中，生产的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既影响着世界经济，又影响着国家间体系”（考克斯，2004：74）。国家与市场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互相交织，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吉尔平，1989：9；Riain，2000）。

当今的世界结构处于一种逆反性的双层权力结构下：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尤其是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国际贸易不断地倡导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世界结构的经济逻辑显示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关系。在这里，市场是国际社会经济资源调控的主要方式，“国际范围内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在国家之间进行资源的计划调节”（李滨，2005）。但是在政治上，世界结构却是一个不对称权力关系下的等级制结构，不同的国家实力大小不均，奉行的逻辑是支配、权力统制，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制裁其他国家。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沃勒斯坦曾以他对不平等交换关系的考察来展现：

世界企业家阶级装出一副经济运行完全由供求决定的样子，而只字不提是怎样历史地达到了这个特定供求点，是什么样的暴力结构在那一刻维持了世界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实际生活质量的“习惯”差异。（沃勒斯坦，1999：15-16）

这样一个逆反性的双层世界结构，在经济关系中倡导自由平等，在政治关系上强调权力统制，其实践逻辑就是通过倡导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贯彻统治支配的政治诉求。如吉尔平所言“国际经济扎根在社会政治体系中……最最重要的是，扎根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吉尔平，2006：36），这种逆反性的双层结构互相嵌入对方。

资本在中心地区的积累，为发达国家建立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在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平等帷幕下，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关系不仅体现在沃勒斯坦所说的“工资水平”“交易价格”“实际生活质量”等外显因素方面，还有话语权的竞争与支配、国际政治中的附随性表态等隐性依附关系。这种逆反性双层世界结构，塑造了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互动的本质。

国际社会各国之间不仅物质权力不对等，话语权力也是非对称的。国际规范发挥了社会控制的作用，通过合法性制度的建构，权威不仅在国内政治中存在，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秩序里仍然可以产生。一旦国际规范和相关制度的合法性地位得到承认后，各国就以此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Hurd，1999）。处于这样的世界结构下，民族国家也有一个被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国家行动者的社会化和彼此间的竞争，间接影响系统内的行为。世界结构“起到一种选择器的作用……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沃尔兹，2003：98）。

借助奖励与惩罚来塑造行为，并非是一种“刺激—反应”式条件反射的行为主义心理机制，认知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社会学习对于个人与国家是类似的——通过社会化过程，学习被社会认可的规范，形成相应的偏好。如同在个人社会中，因为种种互动或文化原因形成了禁忌，个人被教育应该如何成长为一个社会所满意的形态——言行举止要合乎礼仪，懂得社会的潜规则，不要触犯那些道德禁忌。个人就像工业生产线上的一个个标准化的产品，如果违反了社会规范就会被视为劣品和次品从生产线上剔除，社会为个人的“越轨行为”准备了监狱、疯人院、道德审判所。国家也是一样的，要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否则也会受到道义谴责、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打击。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破坏规则，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规则，如果其他国家违反了规则，大国们就在道德的旗帜下制裁这些违反规则的国家。

当代，气候暖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肖巍、钱箭星，2012），温室气体减排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和权力分配。发展中国家如果违反了所谓的国际规范，轻易地将成为被发达国家惩罚的对象。如果发展中国家接受了所谓的共识，又被历史性地嵌入到不平等的世界权力体系下，在其中他们的发声变得异常困难。例如，在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是非洲代表卡迈勒表达了非洲的利益在气候谈判中被忽视，斐济代表流下了眼泪（胥永强，2010）。虽然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大自主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然而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防止气候暖化的国际行动的同时，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却先后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所谓的国际协议在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提出超越民族国家，是为了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扩展至对国家间关系的过程及实践的关注上，并不意味着抛弃民族国家的分析范畴。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行动单位在今天仍然是民族国家，对此，这里有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民族国家虚无论。这样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伴随着殖民扩张而进行的国家建设的结果，民族国家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视角，例如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人民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Mann（1986）提出民族国家概念的历史性，谈到它的产生过程（针对欧洲发展而提出的概念）及认同形成。反对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对象的人，也往往持主权消解论的观点，如下的见解具有代表性：

国家主权绝不是先验的统一体或先验的存在而是社会建构，主权本身并不能创制一个国家，然而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中却建构了主权。（星野昭吉，2000：84）

民族国家是建构的、主权也是建构的——这样的观点从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说并没有错。安德森对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民族国家显然是一个与它相似却不同的另一事物。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现实中今天它们都是确实存在的。即使在未来世界主义具有“必然性”，也不能忽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的观点与行为都是违背现实的”（蔡拓，2000）。即使那些跨越国界的“非传统安全”迫切要求国际合作（徐坚，2003），也不足以让我们低估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毕竟在风险发生后不同国家的应对能力是不同的，各种赈灾、救援行动得力与否也是在不同国家的语境下被讨论的。

第二种意见是将资源的全球流动与解决国际性问题的迫切性来否定民族国家。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绝不意味着它的“无国籍”，民族国家的影子时刻都没有消失。“除罕见的几个特殊情况之外，所谓的‘跨国’公司仍然是以具体国家为靠山的工业集团，它们仍然需要利用国内技术体系的种种潜力”（沙奈，2001：9-10）。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内在需要，有时也并非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充分条件。像20世纪90年代泛滥于拉美和亚洲的金融风波，并不必然得出具有超权力的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斯特兰奇就认为：

管理一个根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失去控制的金融体系并使其恢复稳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国家。绝对不可能指望国际组织挥舞一根神奇的魔杖，以恢复金融秩序并随之恢复世界繁荣……总之，国际组织并不是自由的机构。它们是由国家政府创设，永远依赖于国民政府。（斯特兰奇，2000：196）

同时，全球化的趋势也没有消解民族国家的现实，在欧洲和北美日益显著的移民问题及争议就反映了经济学对劳动力按照资源最优配置流动的基本原理所遇到的现实困境。这些移民不仅要享有移民国的经济福利，并且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应有政治权利——享有选举权，选举移民国的政治领导人。这样的一种方案在现实中遭到了保守主义的右派最激烈的反对，这也说明了反全球化并非是政治左翼的专利。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社会最大的现实，毕竟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与经济社会福利在不同的国家中有着天壤之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民族国家绝不是虚拟的“想象共同体”。至少，现实中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线不仅在地图上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也真实地存在。

第三种否认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观点是用超国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例子来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把民族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最基本的行动单位，这并不排斥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考察，他们间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通过超国家行为体，例如国际组织、国际NGO恰恰可以说明的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其中拥有的权力不同，能够发挥的作用大小各异。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并非出自问题研究的角度，而更像在争论身体器官中手重要还是脚重要，实际上将任何一部分从身体截去都是不能想象的。

全球气候暖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防止气候暖化的话语并不能掩饰现实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巨大不平等和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那位主张“货币非国家化”和竞争性货币制度的自由经济学家哈耶克表现出了对国际制度中的官僚化弊端和权力不对称性的极大关注。他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货币联盟”，例如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管理局。在他看来，

人们普遍地不愿将主权或至少是管理权转让给任何国际性管理当局的倾向中，包含着某种非常健全的因素。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拥有发号施令之权的国际性管理当局，而仅仅是一个国际性社团（或者毋宁说是得到有效执行的国际条约），它能禁止一国伤害其他民族的行为。（哈耶克，2007：182）

当然哈耶克也是不赞成国民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自成一体的国家货币不过是民族国家政府增进其权力的一件工具”（哈耶克，2007：130）。他主张剥夺政府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将这一权力无差别地赋予私人企业，允许企业向公众私人发钞，通过竞争性的货币制度向公众提供一种“他们能够信赖、愿意使用的健全货币”。在货币发行上无法接受一个国际官僚机构的统制并且指出了其中潜伏的权力关系，那么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上又如何能保证与此相关的国际机构能够不伤害参与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利益呢？

在分析各国围绕全球气候暖化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互动方式时，结构博弈更加有效地反映出气候政治中国家间的行动策略。“结构博弈”这个概念是由社会学研究者王水雄在研究互联网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时提出的，他建立了一个“博弈地位—博弈地位展现—结构运作—占有标示—占有状况”的结构博弈模型（王水雄，2003：17）。而“结构博弈”本身要讨论的问题是人们通过结构运作，在引入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规则制度、道德伦理等结构性因素方面如何进行博弈。王水雄对“结构”做了自己的定义：

所谓结构，这里并非是指作为分析对象的总体性的社会结构，而是指人们先赋具有的或在互动活动和其他行为中沉积和积累的，具有一定规范性或至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行为者认同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王水雄，2003：7）

这样定义“结构”，王水雄是为了便于对互联网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但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结构一词，可能降低了“结构”概念本身的分析层析。由于气候暖化涉及国际社会的结构，所以在概念层次上与王水雄的定义是不同的。本书在国际社会的结构层次上使用结构博弈的概念。通常，经济学博弈论讨论的问题是在既定规则下的博弈，考虑博弈参加者的实力及特定参数下的行动选择。然而，气候变暖案例中反映出来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规则博弈，或称为结构博弈。双方都试图将对方带入有利于自己的结构中，重新设定相对地位，分配力量，从而创造自己的优势。国际社会在气候暖化问题中的“结构博弈”具体体现为意识形态以及“公平”话语的结构力量间的博弈。

国际政治的结构是一个由物质力量和象征权力共同塑造的不平等结构，对各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Beckfield，2003）。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游戏规则制定的占优权仍是各国竞争的对象。谁掌握了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也就设定了有利于自己的博弈结构，之后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继续冠以公平、平等的幌子。正是因为结构创制具有长远的经济效应，这样的一种“结构效应激励”（王水雄，2003：140）作为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的一种，才会促使发达国家为了谋取在世界体系中的有利地位，放弃集体行动下的“搭便车”逻辑，为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达到防止气候暖化的目标，积极推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然而，这个“新世界”的理想图景，依旧没有改变原有的世界等级制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秩序，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通过结构再生产而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