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与资本：国际社会力量与话语权力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在物质实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力量等，它们都居于主导。由于发达国家享有高度的物质力量，这奠定了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地位，在观念世界中发达国家也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力，对于全球气候暖化的话语建构，发达国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绿色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现了发达国家继续维系起在国际社会中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力的再生产。

如果将各国理解为行动者，国际社会就发挥着结构的作用。现实主义理论将这样的国际社会结构理解为丛林法则，每一个国家为了生存，要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角逐实力，追求权力、安全。国际政治学中建构主义学派（Wendt，1992；Mercer，1995；Finnemore and Sikkink，1998）引入社会学的思路，认为各国对世界结构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认知建构了国家的利益，国家在国际社会互动中而形成自己的利益。观念、价值、文化塑造了国家的偏好，继而改变国家的行动。对于“行动者—结构”问题，吉登斯提出的结构二重性就是要抛弃二元论的僵滞束缚。“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即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行动者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行动者对自己在日常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具有一定的知识，脱离了这些知识，结构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吉登斯，1998：90、91）。

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在物质实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力量等，它们都居于主导。况且由于发达国家结成的广大同盟关系，发达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封锁和制裁。除了关注物质力量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外，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学派，更加重视认同、行为规范、共同话语的作用。温特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两条基本原则：①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②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同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建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结构理念主义”（温特，2000：1）。

费丽莫同样也指出：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结构论中的结构一定是物质的、经济的。共同知识和主体间理解的结构也可以塑造和激发行为体。（费丽莫，2001：19）

诚然，观念话语也在建构世界结构，但是这样的建构力量并非每一个国家都平等拥有。在物质实力严重不对等的国际社会，处于物质水平高原地区的发达国家，也更有机会将它们的文化精神产品输出到物质条件低洼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这些历史上相继取得霸权地位的国家，在它们盛极一时的阶段都将各自的价值观推广为世界秩序的共识基础。发达国家形成了一种文化权力，“通过传统、价值观、制度和政策，以及文化产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实力来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张玉国，2005：34）。

对气候暖化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发达国家世界。由于发达国家享有高度的物质力量，这奠定了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地位，在观念世界中发达国家也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力，对于全球气候暖化的话语建构，发达国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识暴力’的挤压”（王岳川，1997），近年来气候暖化的主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严重的经济两极分化、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等问题，获得了全球优先的关注。一个问题是否会得到世界关注，也就是“问题化”本身就受制于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许多迫切性问题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重视，而发达国家自身关心的问题却有更大的可能上升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权力结构中，对国家行为的压力不仅实现了国际化，而且还通过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融入参与者的思想”（考克斯，2004：183）。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灭顶之灾”，温室气体又是制造气候灾难的“元凶”。这一知识的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普遍的知识共识，伴随着道德符号化的建立，绿色意识形态最终在世界上占据了主导。

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规范化的权力技术，对于福柯而言，既是规训、支配个体的手段，亦是知识制造的手段。

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福柯，2007：29，32）

权力的实施是伴随着知识对人们思想的统制，而这样的知识流动方向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物质力量与话语权力互相支撑。Fredric Jameson曾批评，

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转引自王岳川，1997）

因此，“在创造世界的能力以及制定世界中一切事物的意义方面存在大量的不平等。意义的制订，像资本，就是一个不平等分配的东西，控制意义实践就像控制资本，为权力集团生产意义”（斯道雷，2006：55）。绿色意识形态的传播，体现了发达国家继续维系起在国际社会中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力的再生产。在国际政治研究的先驱摩根索看来，意识形态是“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的武器”。当一国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和道德价值观念能够吸引人心，唤起本国公民或外国民众的支持，那么它将对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家的士气，并随之增加国家的权力，而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摩根索，1990：127）。批评者认为在目前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历史的考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得出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暖化的结论，并非纯粹的“科学证明”，而是知识背后的权力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引发了国家安全问题，对气候暖化的应对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张海滨，2009）。绿色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借助着发达国家物质力量扩散至全世界，同时为发达国家在21世纪继续维持其世界体系中的主导权发挥作用，这将涉及世界结构的创制与国际社会的结构博弈。

气候暖化与资本：国际社会力量与话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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