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绿色意识和资本的影响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差序认知”描述的只是自然状态下自发的认知顺序，并不排斥、否认超越等级的社会心理认知，在意识形态或强制力发挥作用时，人们可以超越差序认知的一般次序。对于这两个条件，本书的后续论述主要集中在前者，即通过全球气候暖化的案例来讨论绿色意识形态的运作。本书后续的研究将转入对绿色意识形态的讨论。

费孝通先生曾用“差序格局”描绘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亲疏远近，如果借此思路来考虑人们的社会心理认知方式，也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序认知”的途径。在公共生活领域，一个理想型的认识模式是：个人首先关心的是与自我和家庭相关联的公共生活，如食品安全、社区教育、卫生与治安状况等。随后，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关心，以镇、县、市、省到达国家的层面，逐渐向外扩散。各级层次的关注程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如同掷石于水中荡漾起的波纹，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推移展开，越摊越薄。可以想象云南大理市的一个普通市民对上海新地铁线的开通，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相比之下，洱海水污染治理的消息更有可能引起他的关注。差序认知就是这样根据事件与当事人亲疏远近的程度逐渐向外摊移，最后，个人的认知层次达到世界的层面，开始关心全球性问题。

奥尔森（1995）在他的著作中驳斥了原有的“集团理论”的错误，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因此集团内的个人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就会形成集体行动去实现那一目标。与之相反，奥尔森论证了即使当集团存在共同利益，并且采取共同行动也会带来好处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仍然不会形成集团行动。然而，该理论的成立并不排斥社会性行动的出现，只不过是需要补充三点条件。第一是集团人数很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第二种可能是存在强制手段使个人按照集体的共同利益行事。第三个条件是对参加集体行动的人进行额外的选择性激励，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依据奥尔森的研究逻辑，本书有关“差序认知”的理想模型，满足上述所言的“由内向外”“由下至上”的一般认知程序。“差序认知”描述的只是自然状态下自发的认知顺序，并不排斥、否认超越等级的社会心理认知，在意识形态或强制力发挥作用时，人们可以超越差序认知的一般次序。意识形态的作用使人们融入其中，自觉地关注更高层次的问题而忽略与己相关的低层次问题。在政治压力下，强制效果使人们被迫地接受自己并不情愿关心的问题。当然，意识形态本身也有规范的压力。对于这两个条件，本书的后续论述主要集中在前者，即通过全球气候暖化的案例来讨论绿色意识形态的运作。

意识形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这个名词最初是由特拉西在1796年和1798年间向法兰西研究院宣读的论文《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中提出，最初指的只是一门关于“观念”的学科。后来，“意识形态”才逐渐承载了“虚假的意识”这个贬义意涵。与在西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宗教相比，虽然意识形态是内隐的，而宗教表现为外显活动，但它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整个体系，懂得如何教育人、引导人”（王逸舟，1994）。本书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并不特指“虚假的意识”，更多的是侧重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即以某种思想是否具有对人们的日常行为产生规范性作用来判断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至于它的内容是“虚假的”，或是得到了日常经验支持的“真实”并不重要，因为对“真实”概念的理解只能在某种设定的层次上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历史时间维度的引入更加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判断“绿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于表明它具有了这种教化的功能和对人们实施统制的权力，就连手握大权的政治家也都乖乖地成为它的附庸。“‘绿色’成为政治家们的新护身符，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叫嚣要经济增长，不要环境保护。政治家们懂得打好‘生态牌’的价值”（李伯言，2000）。而大众，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也会超越差序认知的一般次序，优先关注更高层次的主题。

今天许多的科学研究，都与意识形态发展出暧昧关系。就像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从“事实”到“事件”的巨大跳跃就反映出这样的一种形势。“如果问题是要保护真正存在的科学免受意识形态的侵犯；是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和什么是真正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如人们有时看到的那样，把科学成分当作意识形态，或把意识形态成分当作科学成分……”（阿尔都塞，1984：144）。通常，意识形态要求一种普遍性的权威，绿色意识形态也不例外，它正在被塑造为一种不允许反对的权威，绿色意识形态俨然成为了道德与真理的双重化身。马克思早就发现，“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1961：43-44），成为了真理后的意识形态就如同宗教一般（熊彼特，1999：45）。绿色意识形态裹挟着不同利益主体所追求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绿色浪潮一阵高过一阵，来势汹汹。

绿色意识形态形成后，它所具有的威力即使在貌似科学客观的学术研究上也表现得一览无遗。知识是历史化的，这不仅仅是指知识的内容与应用，知识的产生本身也是历史化的。环境社会学是社会学领域内以环境问题为主题的分支学科，它在20世纪80、90年代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影响力日增，这与全球环境问题升格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密切相关。秦明瑞在以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环境问题时，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预设——“社会中心论”提出了批评。

在这种逻辑中（社会中心论的预设），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讨论往往以道德提问的形式出现，环境研究中的理论缺陷往往被道德热情所掩盖，人们在提出和讨论某种新的环境伦理时忽略了对社会结构的分析。（秦明瑞，2007）

一部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热衷于道德说教，这本身就反映了“绿色”成为一种泛道德化的价值符号，绿色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绿色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为，它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统制作用。本书后续的研究将转入对绿色意识形态的讨论。绿色意识形态即使在物质主义至上的时代也成立吗？本书的回答是肯定的。卢瑞曾经这么说：

某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并不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以同样的条件参与其中。相反，即使大多数人只能渴望而不会真正融入其中，这种文化也可能成为主导文化：其主导地位表现在人们渴望融入其中，对它充满了希望和畏惧等，并使用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术语解释“动机”和“自我意识”等词汇。（卢瑞，2003：6）

卢瑞的这段文字原本是描写消费文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在今天，绿色意识形态渐渐开始具有了这样的“主导文化”的特征。绿色大潮现在正处于势力膨胀阶段，它的未来不可限量。这既有环境破坏的危机感和借助绿色外衣扩张的资本推动，也是建设全球公民社会的副产品效应。在不同主体各种各样的“寓意于色”的活动中，绿色意识形态已经形成。

【注释】

[1]印报托新德里1991年3月24日电，见《参考消息》，1991年4月3日，第3版。

[2]《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7月23日报道，见《参考消息》，1994年8月5日，第7版。

[3]美国《华盛顿邮报》1995年3月19日文章，见《参考消息》1995年3月30日，第7版。

[4]法新社伦敦1997年7月17日电，见《参考消息》1997年7月28日，第7版。

[5]《日本经济新闻》1973年5月19日，见《参考消息》，1973年6月1日，第4版。

[6]西班牙《国家报》，2007年12月23日，见《参考消息》2007年12月2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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