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政治化与政治的关系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政治内涵来自该领域在政治社会中与可以确认的权力来源之间紧密联系。全球气候变暖由一系列的无序力量推动，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政治家们使用各种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攀爬权力的高峰。不突出政治色彩，不宣扬个人形象，对于政治家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全球气候暖化成为社会重大“事件”，与政治家的推动密切相关。

近年来，在各类国际会议与国际协调中：八国集团（G8）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联合国安理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等都在讨论气候变暖这一主题。并且在双边外交中，气候变暖也成为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必谈议题。最为耀眼的闪光灯聚焦在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上，这一荣誉授予了前文已多次提到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表彰他们多年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全球气候暖化是一个环境、生态问题，但是当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性问题。曼海姆曾经预计，“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与政治事件有关的日常经验，最先使人们意识到包含在他的思维过程之中的意识形态成份，并且使他对这种成份持批判态度”（曼海姆，2001：72）。现在，气候暖化问题的一系列政治化倾向正在为我们提供着理解它意识形态化性质的契机。但是，这仅仅只是一次契机，一次反思航行开始的可能，并不意味着“自我反思”的远航一定能够到达彼岸。

气候暖化的“知识”从它产生之日，就从未脱离过与政治权力的关联。萨义德对知识的“政治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真正”的知识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这一为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景（尽管很隐秘）……政治内涵来自该领域在政治社会中与可以确认的权力来源之间紧密联系。（萨义德，1999：14）

气候暖化问题的政治化给它带来了权力的象征，并成为权力实践的工具。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下，气候暖化的政治化也是权力等级对自身的维护和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这一点将在第六章中进行讨论。全球气候变暖由一系列的无序力量推动，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同时，“政治化”了的气候暖化也反馈式地为自身的发展披荆斩棘、开辟道路。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打下了政治的烙印，是“政治因素之间斗争、平衡或妥协的结果”，其实质是“科学与政治的联姻”，政治权力始终贯穿其中（戴建平，2014；潘家华，2002）。

对于政治家而言，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选票。政治家们使用各种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攀爬权力的高峰。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今天反对的东西明天政治家就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地大力支持，丝毫不顾及自己言行的不一致。绿党的迅猛发展曾给人们带来美好的遐想，“如在欧盟的15国中，有12个国家的政府中有绿党成员，曾经在施罗德的德国政府内阁中，绿党占据了外交、卫生和环境部的首长位置”（李钟植，2005）。对于绿党在欧洲的表现，无论是其成员当选议会议员还是进入了政府担任部长，都没有必要给予过高的估计。既然成为政党，参与到政治游戏中，自然就要按政治的逻辑办事，绿色政纲无非就是赢得选举的筹码和政治博弈倚助的工具。

许多政治家都是言而无信的，民众似乎也无需把他们说的漂亮话放在心上。为表示对绿色环保的支持，德国前总理科尔参加了反壳牌石油的环保运动，而实际上这为政客“利用这种符号性行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的德国高速公路无时速限制的政策上转移开来，而这个政策正在污染着欧洲的空气”，并且在他的继任人施罗德及其环境部长绿党成员于尔根·特里廷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贝克，2004b：52）。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拍的那部以全球气候暖化为主题的纪录片《An Inconvenient Truth》（见图3-5）获得了奥斯卡奖的青睐，最终被授予2007年最佳纪录片奖。许多科学家站出来批评这部影片，认为该片科学说理不足，政治色彩、个人色彩太浓。这恰恰证明了事件逻辑的正确性。戈尔是政治家，对那些科学说理怎么会有兴趣呢？不突出政治色彩，不宣扬个人形象，对于政治家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全球气候暖化成为社会重大“事件”，与政治家的推动密切相关。政治家们需要气候暖化这个冠冕堂皇的招牌，政客的关注点最终要回到自己的政治资本上。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政治斗争议题的操纵，今天全球气候暖化的社会“热度”是不可能想象的。

当然，政治家通过气候暖化也为自己捞取了足够的好处，戈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级的政治明星，并且短短几年就把钱袋子塞得鼓鼓囊囊。“全球变暖不仅使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成为当红人物，还给他带来了滚滚财源。目前戈尔的个人资产已超过1亿美元……戈尔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更是一台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他作一次75分钟的揭示破坏环境暴行的演讲，就有10万至17.5万美元进账。此外，戈尔参与拍摄的关于气候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已经为他带来了5000万美元的收入。2000年在与布什的总统竞选中败北时，戈尔的家庭资产只有大约200万美元，也不像他的竞争对手布什那样能够吸引商界的目光。但7年后的今天，戈尔的名字成了一个金字招牌。此外，戈尔还把环境保护与资本市场连接在一起，3年前他创办了世代投资管理公司。该公司的运营资本为10亿美元左右，相信戈尔在投资方面富有远见的理念和战略将为他带来新的财富。”^[6]

政治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些临时拉扯起来的幌子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罢了。在治理无方，国内反对声压力增大时，政治家往往诉诸其他目标，转移公众视线。乔姆斯基深谙美国的历史：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就在你睡着了的时候，你还让唱片转着：俄国人要来了。但这个敌人正在消失了，看来不得不再搞出点新的来了，就像里根的公关机器在80年代所做的那样。于是乎新的敌人称号就落到了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毒品贩子、狂热的阿拉伯人和萨达姆·侯赛因——那个想征服世界的希特勒这类人物的头上。这些敌人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你用这些敌人把老百姓吓唬住，吓得他们不敢去旅游，吓得他们缩成一团。然后发生的就是你在格林纳达、巴拿马，或其他什么地方对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取得胜利。对于这些人，你根本不屑一顾，一下子就把他们撕个粉碎。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在最后一刻得救了。这就是你的办法之一。用这个办法你能让那些晕头转向的人们不至于去注意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让他们分心，不知不觉地受你的摆布。（乔姆斯基，2000：203-204）

全球气候变暖在“事件化”过程中，还得益于党派政治斗争的议题操控：针对《京都议定书》，1997年美国国会以95∶0票通过“伯德法案”（Byrd-Hagel），要求总统不要签署任何条约，充分显示了两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致意见，表现出超越党派利益的“高度团结”。2001年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一直到2006年美国民主党才开始大打“环境牌”与“气候牌”，增加了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张海滨对美国政治中讨论气候变暖问题做了一个统计：“从2007年1月至5月，国会共收到73个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案。截至2007年7月，已有5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议案被提交参议院讨论，这些议案均对美国设定了高低不同的强制减排方案”（张海滨，2007a）。民主党在2008年重提气候暖化的议题，不只是单纯地关心气候变暖，而与当时的总统选举和争取民众支持有关。就这样，全球气候暖化成为政治议题，通过政治化和政治家的推动，它迅速在公共视野中占有一席之位，成为当今的重大“事件”。

政治家、政治化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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