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产权界定后,双方主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帕累托最优。货币发行的市场化是自由主义走向极端的反映。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过自由市场的逻辑,资本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入侵和统制,商品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人类的想象力竟有如此之伟大,关乎气候的社会关系居然也成了商品,义无反顾地被纳入市场交易的逻辑中。万物的商品化一直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子里上演,并且它早已超越了“经济生活”的范畴。......
2023-08-28
从当代各国的政变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政变者除了要掌握军队以外,剩余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以第一时间向外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变事件”解读,以凝聚人心、获得民众支持。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大众传媒,媒体的魔力在于对于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阐释,从特定的角度塑造对事件的认知方式,其宣传效果会对人们的态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通过对议题的设定,媒体可以操纵什么人们去关注某些问题,而忽视另一些问题,把某些问题建构得异常重要,而某些问题变得微不足道。总之,媒体在决定人们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化的时代,媒体与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密切,它们塑造着大众的偏好、追求和生活方式,人们一刻也离不开媒体,甚至当今我们已经无法生存在没有媒体的环境中。处于现代社会,对外界信息的获取、情感沟通、身份的认同、归属感的确立以及对行为准则的学习都需要经过媒体的中介,它们就像幽灵一般无时无刻地跟在人们身边,将各种思想渗透入公众的大脑。“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介的产生与使用,将巨大的复杂事物简单化、并使之更易为国家利益服务……虽然媒体更长于讽刺和煽情,而不善于反映发展较慢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错误的表现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媒介的强大力量以及它把事物分割、简单化的特点和它控制与反动的倾向”(萨义德,2003:47、48)。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后果,提供重要信息来源的媒体亦是社会化的重要主体,通过媒体公众学习和内化社会特定的价值观和规范,以此形成价值判断的基础。在现实中,媒体是意识形态制造和发挥其作用的重要载体。
既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媒体要完成对社会的透析,它内在地具备一些基本的特质:
追求轰动效应和吸引人们的眼球是媒体的出发点,属于一种“注意力经济”。当今世界的人们已经无法离开媒体的符号生产,“这些符号必须在冲突挑拨的开火中,在大众正在看电视的不自然的恐惧的眼睛前被制造和调制出来”(贝克,2004b:56)。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媒体的报道宣传常常选择用一些耸人听闻的表述,如“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北极冰雪将在本世纪内消失”,媒体与恐慌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Klaidman,1990;Mann,1995)。未来,气候如果继续变暖,确实会给一些地区的人们带来生活危机。但是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将气候升温的后果描述为灾难性的,并且恐怖至极。这是媒体的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气候变暖才能够从狭小的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大众的生活世界,凸现为一个重大“事件”。
如下是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对气候暖化所造成影响的报道:
变暖、变湿的气候条件也可能促进病菌、霉菌和有毒物质的生长,结果可能会导致大量食物受污染或变质。[1]
气候变暖,那么100年以后全世界的疟疾感染危险区将比现在扩大10%—30%……大约100年以后,全世界的平均气温将上升4°C,降雨量将增长大约11%。湿度上升后,按蚊体内疟原虫的成长周期加快,会使感染人数增多。[2]
遥远将来的某个时代,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佛罗里达州被淹没……暖厄尔尼诺和冷厄尔尼诺现象的出现与海洋中大型哺乳动物的死亡有关,全球性流行疟疾、孟加拉流行霍乱、南美流行肝炎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流行东方马脑炎都与暖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去年出现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加勒比和美洲中部地区出现登革热,在遭受旱灾的波多黎各和湿润温暖的中美洲及巴西北部地区形成流行性瘟疫。[3]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推动下,一种甲虫正以骇人的速度,侵袭和毁坏阿拉斯加地区的大片森林。[4]
由于路透社商品牌价指数创造了九百这个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因而出现了国际物价上涨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的前景。使一时出现平稳征兆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的“主犯”是世界性的反常气候,以致有人说出现了粮食危机,这又导致了对农产品的抢购。[5]
作为受众,当读到、听到、看到以上的报道,通常的反应都会感到震惊并惶恐,不禁感叹:气候变暖真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这些报道之所以能够卓见成效,既与它们所写作内容的震撼性有关,也因这些灾难性后果都直接指涉人类的生存领域。在“人类中心”的潜意识下,谈论各种灾难后果会危害地球、危害生态、危害环境都是无足轻重的,只有说会危害人类的生存,大家才会关心。媒体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全球气候暖化”才超越了其他环保主题,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完成了它自身从“事实”向“事件”的成功转换。
媒体操控社会认知的第二项功能在于向大众转达信息时的“简单化”“孤立化”取向。现代社会奉行的是效率原则,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大众传媒,受众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相关信息,很少有人有充裕的时间了解事件的细节和全部过程。因此,在吸引注意力的原则下,媒体亦强调以最突出、最简略的方式向受众呈现信息。与世俗的生活世界相比,科学的严密推断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媒体对相关结论的重视远远胜于考察其研究的过程。在分工专业化达到高度水平时,要求媒体工作者去检验、核实科学研究结论,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媒体亦无义务担保科学研究结论的正确性。跟随着主流的话语和时代热点,察言观色,最大程度地简化、肢解研究结论,将一个孤立化的结果呈现给大众。中国台湾地区的《远见》杂志(2007年9月出版)曾对当地公众作过一次关于气候暖化了解程度的调查,由于大部分公众(63.9%)未能回答出造成气候暖化的原因,该媒体以公布正确答案的姿态宣布:“二氧化碳是全球暖化的元凶”。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媒体工作者确实没有必要去了解、学习气候变化的复杂机制,报道也不可能长篇累牍而显得唠唠叨叨地告诉受众,气候变化的原因和机制是多样复杂的。
媒体报道的简单化与孤立化,实质上正符合大众的口味。对于一个普通的民众,他不需要那些讲不完的科学道理,与其充满怀疑地去图书馆费劲查阅有关气候变化原因的各种科学解说,不如简简单单地接受媒体告诉人们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只有后者才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轻松与惬意。实在太难为这个时代的大众了,在异化的劳动分工链条上挣扎,通过将辛苦挣来的收入“消费”掉而体验出生活的甜味。在工作与消费不断转换的异次元空间中,媒体恰如其分地为大众准备了这些简化、孤立的“权威结论”,相对填塞了部分空心的灵魂,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对温室气体的归因也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受众的大脑成为“事件”。
媒体引导社会认知的第三项功能是将其报道的主题与其他毫无关系的事情进行关联化,使得人们对目前所报道内容的认知产生移情、共鸣。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都归咎于是气候暖化的后果,就可以达到吸引公众关注的作用。例如,媒体报道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厄尔尼诺现象,暖冬的出现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厄尔尼诺现象也可能诱发冷冬(在不同国家情况有所差异),太平洋表面温度的增暖并不必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后果,热带太平洋区域的季风洋流、地球自转速度等才是厄尔尼诺现象主要的原因。这种将飓风等一切自然灾害等都归咎于气候暖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歪曲了事实,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全球气候暖化问题(隆伯格,2013)。如果说那些关于“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大陆”的预测是在线性系统下所作的“科学结论”,那么将“高油价时代”与“高物价生活”与“全球气候暖化”的主题并置在一起,就是媒体在创制“社会事件”中发挥的关联化作用。还是以前文提到的《远见》杂志(2007年9月出版)刊载的内容为例来分析:
全球暖化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排放造成,而温室气体又是燃烧石油等石化原料所引起……同时各种预测指出,全球石油蕴藏量只剩40年时间开采期,造成原油价格近年来大幅上涨,不仅开车族叫苦连天,也带动其他产品的通货膨胀。
暖化、高油价、高物价,台湾如何看待?九成民众意识暖化,物价每月涨掉人民460亿。近半年来全球暖化、高油价、高物价,不只对全球、也对台湾民生影响甚远,这三个议题又环环相扣……
油价上涨,物价上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大众对此带来的生活压力自然也心存不满。但是,油价上涨的原因可能与世界原油市场供应及需求变化有关,物价上涨的原因就更加复杂了。在任何国家,物价上扬和通货膨胀都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压力。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物价上涨与油价上涨分别是独立存在的经济现象,即使没有气候变暖这个事件,它们照样也会存在。
布罗代尔对“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感叹道:
就我来说,我愿意把“事件”一词列入短时段的范畴:事件是爆炸的,或如十六世纪的说法,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们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时段历史。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他事件或隐藏现实相联系,从此再也不可分开。(布罗代尔,1997:176)
媒体今天把短时段事件史中的关联化发挥到了极致,复杂的科学问题在媒体的报道中被歪曲,误导了公众。正是由于媒体告诉人们高油价、高物价、飓风是全球气候暖化的后果,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也被引向了气候暖化的主题。这样的关联,本身就是一种增加“气候暖化”社会关注的途径,“气候暖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看吧,物价、油价已经上涨了,这就是气候暖化的“结果”。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进一步使对气候暖化的焦虑在全世界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就这样,“气候暖化”的议题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媒体决定着人们日常生活中哪些事情成为关注的焦点,哪些事情可以被忽略。“传播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的信息越多,人越是无所适从;媒介越是对生活进行渗透,越是反证出人们对环境的逃逸企图。媒介显然是社会主体的无意识养料,是现代人的思想来源。在一个媒介化的社会,被分享的大众传播媒介成了人们形成个体认知的依赖和人际关系的中介”(陈卫星,2004:120)。民主社会中,虽然新闻自由得到保护,但是传媒走向寡头和垄断时,没有谁能保证事实“报道”的真相。而极权专制下,那种随意对信息的剪裁和千篇一律的报道更是司空见惯。乔姆斯基很早就指出了媒体影响着公众对社会事件的认知,在那些歪曲历史,蛊惑人心的事件上,“要把整个图景变得正儿八经而又为多数人理解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一办法很有效。当你牢牢控制着媒体,并且教育系统和学术界都听你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乔姆斯基,2000:199)。在新闻爆炸的时代,要成为“头条明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背后有一套潜规则的运作。社会事件的发生场地、组织者、事件性质、激烈程度等因素决定了它们能否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后者是它们进入公众视野的关键渠道(Oliver and Myers,1999)。媒体的报道与建构,对于全球气候变暖从事实到事件的转换以及这一主题的社会关注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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