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与资本

目前在全球气候暖化问题上，一些权威专家们通过夸张宣传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但是这些耸人听闻的方式往往具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一旦预测在现实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就不再相信气候暖化的言论，即使有正确的证据（隆伯格，2013）。在气候暖化的怀疑论中，一些科学家认为，面对地球这样一个复杂系统，IPCC对未来气候升温情况的估计（见图3-7）可能不自觉地过分放大了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升温的权重作用，忽略了复杂系统的随机性和非线性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气候变化是一个非线性动力学的混沌系统，地球及它与宇宙相互关系的复杂变化都会影响气候。今天，人们轻易地谈论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构造漂亮的统计指标和曲线图似乎就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气候升温趋势。然而，对于具有混沌性质的气候变化，对未来预测的时间越长，其误差也就可能越大。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并非精密科学，无论是以气候模式模拟数值还是以代用资料重建气候史，预测未来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孙萌萌、江晓原，2017）。实际上，目前有参考意义的预测能力也仅仅是停留在以“天”为单位的个位数计量水平上。在混沌系统中，任意偶然性的因素皆可能给系统带来彻底的变化。

图3-7　预测的21世纪末的地表升温情况

资料来源：IPCC.2007.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AR4），综合报告，决策者摘要，http：//www.ipcc.ch/

尽管目前对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未来气候继续变暖的预测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然而IPCC的科学家们并不承认不确定性，知识制造领域中的这种行为完全可以得到理解。不确定性通常会挑战科学知识的权威地位，在政策制定领域，科学家不希望不确定性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对研究结论使用的障碍（Shackley，Simon and Brian Wynne，199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21世纪的气候变化》中呼吁气候变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最近100年的气候升温和当代经历的极端气候事件，使人们认识到要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要防止单纯重视事件的偏向。我们不能只思考短时间，不能以为会吵会嚷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除他们以外，还有其他的演员，只是保持沉默而已”（布罗代尔，1997：188）。这些保持沉默的演员，不是不愿意发声，而是因为主流话语的形成造成了“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使他们不太容易发声。

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未来全球气候继续暖化的不确定性预测，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与大众的同情。人们不禁会责问：全球气候暖化对人类社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情况真的发生了再采取行动就为时晚矣。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正是目前国际社会对待全球气候暖化的态度——因为风险导致的毁灭性灾难，提前采取行动才是必要的。那些仅仅证明了气候暖化预测不确定性的各种努力，在面对这样强势的主张时仍然是无奈和虚弱的。

以“风险社会”理论而闻名的贝克，不停地叮嘱我们世界性的风险社会已经降临，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而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了跨国家的存在、成为了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贝克，2004c：7）。同时，对这样的风险认知不能依赖于“科学的计算和司法的判断中”，技术可管理性的狭隘包容不下对真正重大的风险预知。贝克说：

科学完全不可能对文明的风险做出适当的反应，他们永远纠缠在这些风险的起源和增长当中。有时带着纯粹科学方法的清晰意识，有时带着不断增加的负罪的痛苦，科学变成了水、空气和食物的全球性工业污染，以及相关的普遍化疾病和动物、植物与人的死亡的合法保护人。（贝克，2004c：69）

所以，实验室里科学的确证变成了“事后诸葛”，而显得越发苍白无力。对科学进行批评，并不困难。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方科学精神，对全民宣传“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的“先进观念”时，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抨击“科学巨兽”的种种劣迹了。然而，一个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当今，科学既扮演着挟持者的角色，同时也是被挟持者。

在知识高度分化、专业化、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个体面临的外部社会是碎片化、分割化的，各种专家系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引。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变得依赖专家、相信科学。因此，健康专家可以今天告诉你“饭后散步有利健康”，不多久以后又郑重其事地宣告“饭后散步不利健康”。类似这样反复无常的“科学结论”，在我们生活中数不胜数。当科学表达在社会中成为一种权威，此时遵循科学的原则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释放出强大的压力，“集体认同”变得越来越迫切（富勒，2006：16）。如同贝克所言，科学挟持了我们的心灵，欺骗了大众。但是不要忘记了，正是因为科学的权威地位，“科学家认为……”“科学证明……”便成了合法性的基础。在这一境况下，科学又是被挟持了的。科学的话语并不由科学所掌握，政治家、大众传媒、公民团体、资本等都在其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各种力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运用“科学”符号。而后者，恰恰不是科学的错误，对科学的批评只是掩盖了背后科学话语的真正操控者。

没有人会否认“风险社会”描述的状况不是事实——森林的破坏、酸雨、食物中的农药残余、商品中有害元素的超标、湖泊河流污染、SARS、禽流感、口蹄疫的蔓延以及无时无刻存在的核威胁。正是这些现实中的真切感受，人们才会更加相信贝克的言说。面对风险社会，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规模大到以至于在其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破坏的风险……因而，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这些变数的意义和重要性直接与它们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威胁成正比。我们（必须）预期后者来确定和组织我们现在的行动。（贝克，2004：35）

沿着贝克对分险社会的认知逻辑，必将走向与风险相关联的“预防性行为实践”，这也是贝克理论的行动意涵。等待风险、危机发生后再采取行动已经为时晚矣，这种毁灭性的灾难超出人类可控性的范畴。类似的叮嘱并不偏离实际，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世界末日”（Doom’s Day）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悲苦情结。但是，风险社会理论无法支撑和推导出应该提前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结论。是的，风险一旦发生，人类的补救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不确定情况下的盲动的理由，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说前者会导致悲剧，后者也不例外。

有这么一个挖苦科学研究的故事，以轮船遇到冰山的故事来解说两种理想类型。

一艘巨轮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当夜幕降临，海风呼啸，轮船开足马力劈波斩浪向目的地驶去。这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座巨大的冰山，船长接到信息后却展开了对冰山的研究——冰山有多大？碰撞的可能性？碰撞后船体的损坏如何？

当把这一切问题研究清楚后，轮船已遭冰川的致命一击而沉没。船长的“迂腐”无疑会被嗤之以鼻，这样的故事情节也是贝克论证面对风险时采取预防性措施必要的佐证，它证明了科学研究在面对风险时是多么无力。如果以这个故事来比喻对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究与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性后果的关系，也会引起公众的共鸣——因为研究的耐心永远赶不上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情绪更能征服人心。赶快行动—立刻行动—马上行动。但是，行动什么呢？上一则故事与风险概念的出入在于故事中的冰川已赫然可见，而风险实际却是未知的。因此拿船长的“科学研究”与沉船后果来调侃，纯粹是为了讽刺的目的。或许，更真实的情况是下面一则故事：

一艘巨轮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当夜幕降临，海风呼啸，轮船开足马力劈波斩浪向目的地驶去。这时根据一些信息推断前方可能进入洋流活跃区，为了避免船速减慢，船长在面对风险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立刻采取行动调整航向避开洋流。驶入避开洋流的新航线后，一座巨大的冰山在浓雾中现身，与船迎面相撞。

对于这样的灾难性后果是始料未及，也是不可计算的。而那片洋流活跃区呢？也许事后证明根本就不存在，正是驶入此区域才是安全的——活跃的洋流驱走了漂浮的冰川，虽然船速减慢，却不至船毁人亡。这就是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盲目行动，为了避开某种风险而加剧、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当今的全球气候暖化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关系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否会印证第二个故事的结局呢？这是那些宣称“科学研究无法把握风险”的人们不能承受之重。

同时，俄狄浦斯神化也再次表明了那种改变、干预未来反而铸就造成了风险和悲剧发生的可能。自以为聪明的防范与干预，最终也逃不脱“命运”的制裁。这里的“命运”，按照齐泽克的解读就是由于预先盲动采取的防范、干预行为带来的程序性后果。对于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暖问题，其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历史机关呢？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渺小与无知，才是真正的敬畏地球。

吉登斯曾经告诫：

在许多情况下，浑然一体的风险和机会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对个人来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信任特定的系统和体系，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终止这种的信任，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吉登斯，2000：130）

人类在面对未知时若表现出这样的不确定与无助感，会显得更加诚实与真诚，这也更符合人类当今真实的生存状态。毫无疑问，理性科学确实会低估致命风险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而且“一旦它们变成了现实，采取行动已为时晚矣”（贝克，2002：67）。对于气候变暖，许多人都持这样的见解：

如果我们对全球变暖做了某些事，并且威胁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赢了。如果我们对全球变暖做了某些事，但威胁是虚假的，我们损失的不过是投资和“保险费”。另一方面，如果威胁是真的，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直到为时已晚，那我们就陷入了一场大灾难之中。（哈珀，1998：172）

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见解值得同情，但并不明智，谁能保证损失的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投资”与“保险费”呢？具有科学严谨精神的人士大概都不会随意开出这样的空头支票。科学理性会导致低估风险的可能危害，并不是提供给不确定境遇下盲动行为的合理性基础，后者甚至会带来更大的毁灭性灾难。

在批评贝克风险观的反证命题下，看看“贝克悖论”是如何产生的？首先认定在理性科学决策下会淡化风险认识，所以应该采取预先措施。但如果问题的不确定性很大，对问题本身的实质都没有充分了解，谈何行动与措施呢？在这里，行动成了一个“矢量”，谈论它的正负、增减、强弱、促进或阻碍都没有意义，又如何知道盲动能预先化解风险而不是加剧灾难的产生。但是，预先措施被采取了，尤其在意识形态下盲动行为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生，那么无论行动的方向，至少说明价值判定的预设是存在的。这样一来，这种价值判定及原因推导的可靠性将立刻面临质疑，科学是不可靠的，谁能保证行动不是在减缓风险反而是在促成更大的致命灾难。

对于风险的强调，若能抓住现代人的心灵，那不过是这个主题为沉溺于消费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刺激兴奋点，麻木的神经需要寻找更高的应激水平。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如果在政治上被利用，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引向干涉主义与没有充分事实基础的盲动风险防范。美国9·11以后的“先发制人”战略和以防范伊拉克毁灭性军事武器进攻为借口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皆与风险社会的盲动逻辑一脉相承。如果风险真的不需要科学的证实，并且有“一旦发生其危害难以挽回”的恐惧心理支撑，那么掌握界定何为风险的权力就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只要风险的具体含义被合法化确定以后，在防范风险的名义下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呢？

本章对“气候暖化”话语的逻辑分析并不意味着对该问题持特定的态度，对气候暖化质疑者的观点以及他们论证的证据的说明是为了对该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无论未来气候是变暖还是变冷，二氧化碳导致气候暖化的说法是否正确，这些问题都不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的核心在于分析全球气候暖化事件对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影响，分析气候暖化从科学问题向政治问题转换的过程，分析资本在塑造绿色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正在发生的状况，是一种“现在进行”的时态而非对未来做出预测的“将来时”问题。

【注释】

[1]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月刊1989年第3期，见《参考消息》，1989年6月26日，第3版。

[2]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3年12月9日。见《参考消息》，1994年1月10日，第7版。

[3]英国《泰晤士报》，1994年9月11日，见《参考消息》，1994年10月3日，第7版。

[4]英国《新科学家》周刊1994年7月9日，见《参考消息》，1994年8月18日，第7版。

[5]路透社伦敦1996年3月4日电，见《参考消息》，1996年3月1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