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会学：气候变化、意识体系与资本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样的一种研究预设下，个体被界定为是原子化的最大利益追求者，他们的行为是在理性决策的支配下做出的。科恩和肯尼迪在以《全球社会学》命名的书中，倡导社会学积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关注那些全球性的社会现象。研究国家与国家间互动关系时，许多在一国范围之内不构成“问题”的事情放到国际视野中却成为棘手的难题。

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一定对中国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论战不会陌生，这场论争的触发及延续与当时中国的内外境况是分不开的。有意思的是在1923年左右，东西文化论战过渡到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的“科学人生观”论战上，社会学成了对抗争辩的问题之一，这自然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关。“例如在严复的思想中，社会学明显居于科学之王的位置。”而要推翻科学的合法性，张君劢也必将言说把社会学排出于“科学”的范畴之外，确立人生观的自由范畴（汪晖，2004：1353-1359）。这场争论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社会科学在今天越来越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重视自身的“科学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门社会科学都深受孔德实证科学主义的影响，自近代100多年的发展，社会科学内部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学科交叉，如政治经济学、政治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人口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同时，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策略也产生了多元化途径，在不同的国家经过“本土化”实践也有各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特色。

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后介入其他学科的讨论，被指责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自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从生物体的意义上来说，一门学科在如日中天时对外扩张似乎是其本性使然，贬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中性地说，“各门社会科学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都想侵犯邻近学科的领域，而自认为仍留在自身的领域之内”（布罗代尔，1997：17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扩张性也是学科作为一种健康的生物机体的标志。对比经济学与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具有很深的渊源，它们之间在学科发展史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包含了一些隐晦式的启发，刘世定（2007）对此做出了有益的总结。经济学是一种个体主义研究取向，通过个体（厂商或消费者）在市场上交换信息和产品而达到均衡状态。在这样的一种研究预设下，个体被界定为是原子化的最大利益追求者，他们的行为是在理性决策的支配下做出的。而社会学与此正好相反，社会学是从整体主义出发，更多地强调文化、规则、秩序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与塑造，是个体被社会创制的过程。在这里，社会学不是指一个由学科边界的领域，而是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以此分析全球化下国际社会的新兴问题。本书对全球气候暖化的探讨就是采用这种作为方法的社会学意义。

正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作为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新挑战，其重要性已经将它推到了现实的前台。全球化要求社会学以多学科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跨国事件和过程的研究（Robinson，1998）。“把社会学的分析和解释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似乎是一种思维上的定式”（孙嘉明、王勋，2006：3）。那么，社会学对国际问题关注的敏锐性能够让人满意吗？目前社会学对国际问题的关心与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跨国婚姻、家庭、移民的关注上以及对全球化所做的社会理论的探讨，后者在学科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对全球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求采取跨国和比较的方法，更是一个研究范式的大变革，新的概念、新的分析工具和经验材料都有待开发，全球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Martin and Beittel，1998；Moore，1966）。科恩和肯尼迪在以《全球社会学》命名的书中，倡导社会学积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关注那些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他们引用Albrow的话，提出要建立“适合整个世界的社会学”（科恩、肯尼迪，2001：8）。这个目标显得雄心勃勃，发展一种国际视野、关注全球背景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就变得迫切与必要，这预示着社会学研究“从区域社会、国别社会向全球社会的延伸”（孙嘉明、王勋，2006：23）。

当代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过去诸多的沟通障碍逐渐被打破。此时，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也正在相应的扩大。这种扩大体现为以全球作为视野，将社会学的触角扩大至国家间关系的领域。弗兰克的研究曾尝试以“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的历史观，无论他那些激进的论点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至少他所强调的“全球性的整体世界视野”仍有可取之处（弗兰克，2000）。气候暖化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全球化中的主导力量以及人们生存状况的案例，气候暖化不仅只是一个气候学的问题，还涉及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吉登斯为此专门写作了《气候变化的政治》（Giddens，2009），气候暖化正是在全球化下各国共同面对的新挑战。当今越来越多的问题是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妥善处理，国际协调在当前和未来变得更加急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合作。研究国家与国家间互动关系时，许多在一国范围之内不构成“问题”的事情放到国际视野中却成为棘手的难题。不过尚可庆幸的是，由它产生的新疑问可以促使我们做更多的思考，或许能变换另一种角度去重新理解那些似曾解决的问题。本书就是对这一思路的尝试。

全球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首先需要确定它的分析单位，对研究单位的选择，反映了研究者的某种理论预设和假定，这将决定后续的逻辑推演和研究结论。例如，沃勒斯坦抛弃了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找到了“世界体系”这一范畴时，他的研究视野和关注点也就被自然而然地框定到“把主权国家的变迁作为世界体系的演进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加以解释”（沃勒斯坦，1998：6）。本书仍然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它们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者——国家行动者。这里的假设采用了一种类比的逻辑：当我们把千奇百态的国家抽象为一个个行动者，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交往与社会学通常分析的人与人的关系并无两样。每一个“国家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它们同样要满足自己的各项效用。当利益冲突时就有矛盾，利益共享时就可能合作。冲突与合作都反映了“国家行动者”之间关联的日趋密切。

对全球性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学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借鉴它对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析范畴，也就是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Robinson曾说过社会学对跨国研究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对跨国社会结构的思考，把社会结构发展为跨国的层次，对国际社会结构的研究（Robinson，1998）。个人面对社会，存在着行动者能动性与结构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将这样的分析模式向上推移，国家扮演个人的角色，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构造了国际社会。在这样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互动的场所内，社会学原有的分析模式基本都可以通过类比来借鉴采用。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在国际社会的范畴内，那个具有最高权力的统治机构并不存在。

除了以上将国家作为行动者的逻辑以外，还需要补充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考察。也就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上，除了民族国家政治以外，超国家政治，亚国家政治也是需要纳入考虑的。在本书中，跨国的绿色环保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跨国企业等这些政治动力都是民族国家政治的辅助力量，在某些方面它们也是民族国家决策的实质性影响因素。虽然确定了分析单位也就意味着相应的研究层次，但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不能唯一度量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当分析一国或一社会内部的情况时，民族国家扮演了一种结构的力量，它约束个体（消费者、厂商）行为的选择集。当分析层次上升到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即国际社会的层面，民族国家是以个体行动者的角色出现。

全球社会学：气候变化、意识体系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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