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问题不仅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有关,也与资本密切关联,对气候暖化的应对中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是以“阶级意识”来武断地判定资本的敌人与朋友。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它的敌人与盟友往往亦是资本。同时,发达国家的劳工对本国资本的境外投资甚为不满,其原因就是国内就业岗位的丧失。......
2023-08-28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马克思
一个世纪前,清朝的显赫重臣李鸿章面对当时的局势曾感叹,中国正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资本急剧扩张而来的西方“他者”的殖民入侵,古老的中华帝国微微颤颤地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研究亚洲与西方的关系后,Panikkar的结论是自19世纪以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在与亚洲的关系上才显示出了文化的扩张。欧洲的扩张“挑战了亚洲社会的基础,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并且导致了亚洲社会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与政治变化”(Panikkar,1953:18)。近代以来,中国在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一直面对如何处理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任务。这一过程中,中国努力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分工和产业链条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政治上协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思想文化领域中,精英与大众传染式地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后,通过反思民族的落后与劣根,迫切地感到自强的紧迫性,也无意识地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国民对西方世界普遍具有的心理结构——它指导着普通大众日常的思维与行动倾向。在闭关锁国、自立更生、接轨与转型的徘徊中,中国走走停停进入了21世纪。
今天,新纪元的生活就是面临全球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所面对的应是历史千年未曾有过之变局。“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吉登斯,2000:152)。而全球性就是当今的时代主题,它通过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将自己传播至世界各地,这一过程的完成即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性对世界的主宰。资本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伴随着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国家与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遂得以在全世界扩张。古今之别在于“如果世界历来是分裂的,今日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整体”(李慎之,1999:37)。经济资源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迅猛增长与影响力扩大都已真实发生。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对一国的分量在过去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与国家贸易收支以及财政收入有关,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国家间密切的金融关联致使经济金融风险与危机迅速扩散,甚至导致政权瓦解、社会动荡。作为时代的主题,全球化还体现在当今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各国协力谋求解决,这类问题的特点在于它们非一国能力可化解。所谓的非传统安全,例如贩毒、环境污染、难民、枪械走私、食品安全、高传染性疾病等,都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寻求出路,很难想象单个国家可以彻底解决全部问题。全球性对自我的塑造和传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甚至“改变人们的政治观念,改变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的评判标准”(蒲国良、熊光清,2000:50、72)。
全球化不仅仅是体现在上面这些严肃的政治或经济关联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连那些最轻松的话题也囊括在全球化的范畴之中。互联网、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某个国家发生的资讯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异国他乡,所以人们一觉醒来惊奇地发现“世界变小”了。在中国许多城市,麦当劳的身影随处可见,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喝着可口可乐,从容地谈论某一部刚上映的国外影片,这样的全球化已经融入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无论个人喜好与否,全球化毕竟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借助着技术进步提供的便利,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更是极大加快。我们今天已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就是新纪元生活的总命题。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题,认识到全球化这个千年历史之大变局所创生的生活空间,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全球化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和周遭社会的思考和认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普通人在看待问题、处理事务时都越来越有必要带着这个全球化的认知框架,才能接近、把握整个世界——哪怕这样的世界仅仅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农村社区。
“世界变小了”或者说当今人们生活在“地球村”中,都生动地刻画了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无处不在,它迫切要求全世界的人们树立“全球意识”(樊锐,2005)。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亦提供了合作的必要性,例如环境、生态危机,世界主义者常常雄心壮志地提出成为“地球公民”“对世界忠诚”的主张。每当读到关于“拯救地球”“生态和谐”这样的激情演说时,人们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宇航员描述的那副在太空中瞭望地球的景象——这是一个蓝色的美丽星球,那些蜿蜒曲折的国界线通通都消失了。国界线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性现实,它们仅仅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范畴下才有意义,那些环保、生态主义者倡导的正是宇航员的“地球意识”——环境与生态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不言而喻。
由此,全球化孕育出世界主义的关怀。格托夫(2000)区分了3种认识国际社会的方式:现实主义、公司全球主义、全球人道主义,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全球人道主义是最终的路径。无疑,全球化增进了国家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但必须看到这样的联系与依赖是非对称、不平衡的。在21世纪一个文明的、有想象力的人的标志是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全球性公民(格托夫,2000:350)。然而,需要培养的全球意识,应该是一种不带有歧视性、无差别的全球意识。要做一个“全球性公民”并不容易,但它颇有诱惑力——它意味着你脱离了粗野,脱离了平庸、脱离了愚钝。现实中的情况更加复杂,在利益严重分化的今天,谁代表“全人类”?只有那些能够将对当地社区与国家的特殊利益演变、上升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者,他们的“双重忠诚”才不会产生“精神分裂症”,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一名“全球性公民”才会成为易如反掌之事。
全球化为世界主义与全球人道主义开辟着道路,这样的道路开辟是通过“毁灭性的创造”而实现。经济全球化“利中有弊”的种种恶果为世界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燃料,正是由于这些弊端与连续的危机,世界主义才变得必要与迫切。文化的全球化也使得国际公民的身份认同增加,世界主义为大众构造了一个符合“全球化”的心智模型。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在世界主义的恢宏辞藻下,许多问题被掩盖了。这也就是全球化的第二性,即在世界主义语境下的不平等与压迫。“认为只要采用某种特定的政策,所有的国家都会从全球市场经济中获得同样的利益,实现经济发展,这无疑只不过是幻想。即使发达国家,每个国家的市场类型及成熟度也有明显的差距,何况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它们距离市场经济的差距,就更不同了”(大野健一,2002:296)。
全球化绝不是一个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过程。世界主义的宏伟壮志令人向往,但在实际中它往往会被某些人或某些国家操控,成为一种进行说服、统制的工具。宇航员眼中的国界线确实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世界中它又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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