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三国秘闻揭示-经鲜为人知的三国秘闻

择去就之明

郭嘉(170～207年)，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生活于动乱不已的东汉末年。少有大志，见识深远，隐迹匿名，密交豪杰，等待风云际会的到来。很少与凡俗之辈交往，世人不知道其才干超绝。

经过长期地苦读和磨砺，满腹经纶、胸有成竹的郭嘉，走出家门，投向大干世界，欲寻觅明主，建功立业。他首先去见大名鼎鼎的袁绍，但略有交往，就透过其表面的强大，喧嚣的声誉，看到其致命的弱点。他对袁绍的两位谋臣，同为颍川郡人的辛评和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准确地判定，袁绍徒有礼贤下士的姿态和虚名，不能真正用贤任能。不抓大事而好小谋，这种人是不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任的。心怀大志的郭嘉不屑于选择他做自己的事业之“主”。

在古代，象郭嘉这样的一介书生，文人谋士，虽有超人的才能，但没有尺土寸兵，只有投靠有政治军事实力的人，正如藤蔓不能直立，只有攀援大树，才能升高。故而，谋士选择辅佐对象，即郭嘉所说：“审于量主”，就成为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所择非人，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要想建功立业，亦如缘木求鱼，徒劳而已，甚至会随着主人的失败而招来杀身之祸。只有辅佐对象英武有为，谋士的才干得以发挥，珠连璧合，相得益彰，才能干一番事业。故“量主”，也是识人才能的重要表现。

郭嘉估量袁绍，虽兵多将广，地盘辽阔，貌似强大，众人趋之若鹜，但必无所成，于是毅然离去，而后投向曹操。这时的曹操，虽已迎汉献帝都许，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与袁绍相比，占有的地盘狭小，兵马不足，势力较弱。而郭嘉却选择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主，在归向去留之际，表现了他深邃的眼力和决断才干。

见“十胜”之兆

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知人善任，热心于荐能进贤。他曾向曹操推荐本郡的戏志才作谋士，筹划军机，颇为能干，很受器重。但不幸早死。曹操给荀彧写信说：“自志才亡后，无可共商军机之人。汝，颍人才辈出，不乏奇士。志才之后，谁可继任?”荀或就把郭嘉推荐给他。曹操召见，两人纵谈天下大事。一席话，使曹操对他的才能大为赞赏。对人说： “使我成就大业的，必是此人。”郭嘉也庆幸得遇雄才大略的明主，喜不自胜地说： “曹公真是我理想之王。”二人志投意合，相见恨晚。曹操立即任命二十七岁的郭嘉为司空军祭酒，付以重任。郭嘉马上为曹操呕心沥血地谋划军机。

这时，袁绍火并了公孙瓒，兼占四州之地，兵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曹操意欲抵抗，而又犹豫胆怯，就向郭嘉求教：“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

郭嘉劝曹操借鉴刘邦用智，以弱胜强，打败项羽的历史经验，树立以智取胜的信心。他说：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

他分析判定“(袁)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这十败十胜是：“(袁)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道胜是政策取法自然，合于自然规律而取得的胜利。汉初实行道家的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不扰民。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比起袁绍忧得民不聊生的“繁礼多仪”，是谓道胜。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

“(袁)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这主要是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主动。

“汉末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约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袁绍“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宽”待豪强，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猛”在打击豪强。

“(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在用人方面，袁绍气度狭小，用人唯亲；曹操恢然大度，用人唯才。

“(袁)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曹操在谋事和决策方面胜过袁绍。

“(袁)绍因累业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曹操以至诚待人，天下归心；袁绍徒会沽名钓誉。其所纠合，臭味相投，藏污纳垢而已。曹操德胜于袁绍，故得士之心。

“(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曹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在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曹操仁胜于袁绍，故得民之心。

“(袁)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曹操的明胜在于善御臣下，内部团结。

“(袁)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曹操的文胜在于善以礼和法治国。

“(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操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袁绍不懂军机，这是武胜。

郭嘉从袁、曹双方的政治、经济政策，军事实力，人心向背，到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做了全面分析。所引出的曹操十胜的结论，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推断。曹操的其他谋士，如荀彧和贾诩，也曾对官渡战前的袁、曹形势作过分析和预测，都看到了胜利的先兆。荀彧预言曹操有四胜，即度胜、谋胜、武胜、德胜。贾诩预见曹操“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可说是智者所见略同。都作了同样正确的判断。都对坚定曹操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郭嘉的分析最为详尽、细致、深入。正确的预见，不是盲目的猜测、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抽象、概括、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它是智慧和才能结出的硕果。郭嘉精确地预见曹操十胜，证明他是一位高明的谋土。

曹操虽有“十胜”的先兆。要实现十胜，还要依靠奇妙的谋略和卓绝的斗争。为此，郭嘉谋划说：“(袁)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曹操极为赞同这一策略，于是东征吕布。但吕布固守下邳，攻之不拔，士卒疲惫，曹操打算班师而还。郭嘉与荀攸劝曹操，乘吕布三战皆北、锐气已衰，急攻勿舍，可一战而擒。曹操于是打消班师的念头，继续猛攻。并引沂水、泗水灌城。城破，生擒吕布。免除了对袁之战的后顾之忧。进而于建安五年(200年)，终于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历史性胜利。

料孙策之死

孙策，字伯符。是孙坚的长子。孙坚镇压黄巾起义，立下战功；力劝行车骑将军、司空张温杀董卓，虽未被接受，却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后被任为长沙太守，封乌程侯。袁术表荐孙坚为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袁术派孙坚征荆州，刘表使黄祖迎战。孙坚击破黄祖，追渡汉水，围襄阳。

“(黄)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孙坚死时，孙策才十七八岁。这位英俊少年，继承父志，驰聘疆场，东征西讨，创业于江左。他“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人们亲切地呼为孙郎。袁术曾羡慕地赞叹说：“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曹操得知孙策平定江南，极为忧虑。“意甚难之，常叹‘猁儿难与争锋也’。”孙策英勇无比，“转战千里，尽有江东”。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后方空虚。“(孙)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孙策此谋，极有见地。所选择的是一个极有利的时机。加之孙策骁勇善战，这确是对曹操的威胁。无怪曹操集团“众闻皆惧”。唯有郭嘉，神情安然，不慌不忙。他料定孙策此举，难以成行。众人大惑不解。郭嘉解释并进而推测说； “(孙)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众人听了郭嘉的预言，不禁半信半疑。但不久，这个似乎难以置信的预测，即为事实所证实。“(孙)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众人虚惊一场，方拭去惧怕袭许的冷汗，安下心来。同时为郭嘉的料事如神而深为折服，赞叹不已。

许贡原为吴郡太守。“(孙)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另据史料说，吴郡太守许贡曾上表汉帝，建议将孙策“召还京邑”，“若放于外必作世患”。被孙策截获。孙策大怒，绞杀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孙策外出打猎时，“卒有三人，即贡客也。”孙策“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然后死去。

孙策为郭嘉所言中，死在将袭许之时，当出于偶然。但他料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表明他对各政治势力集团的情况和动向洞察秋毫，对孙策的性格特点亦了如指掌。对孙策统治下江东各种势力的消长和多种矛盾的发展趋势胸有成竹。加之具有对所掌握的第一手丰富资料进行概括、抽象、推理的极高才能，就能作出具有常人不可思议的精确性的预见。准确地预见到孙策之死，就是他运用这种才能的杰作。

平二袁之策

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获全胜，袁军一败涂地。气急败坏，懊丧无地的袁绍，于建安七年(202年)忧惧而死。曾参加官渡之战谋划的郭嘉，又跟随曹操进讨袁绍的长子袁谭、少子袁尚。此时袁尚继承父位，袁谭不满。袁尚疑忌袁谭，拨给他指挥的兵力甚少。还派亲信逢纪跟从袁谭，实则监视。袁谭多次要求增兵，袁尚与谋臣审配等不与。袁谭大怒，杀死逢纪。曹操渡过黄河攻袁谭。袁谭无奈，向袁尚告急。袁尚欲分兵助兄，又怕袁谭取兵众不还。于是就以审配守邺城，自率兵众前往助袁谭，与曹军在黎阳相持。从建安七年(202年)九月到次年二月，大战城下。

结果，袁谭、袁尚败退入城。曹操将围黎阳城，袁军连夜逃遁。曹军一直追到邺城下，并把田里的麦子收走。诸将因连战皆捷，皆欲乘胜进击。郭嘉却在大家的兴头上，提出停攻，撤军，南征刘表。众人大惑不解。郭嘉解释说：“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

郭嘉在此提出了最有效地消灭二袁的方案。并对提出这一方案的依据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当时的形势下，乘胜进攻消灭二袁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二袁还有相当的实力，消灭二袁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在战争中常常是，甚至主要是依靠自己一方的英勇奋战，乃至伴随着一定的牺牲，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但如果能够巧妙地使敌人自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才是最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故《孙子》中说：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说：“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曹公注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指挥敌人自相残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奇迹有时是不可思议的，但也最能显示谋士的才能。郭嘉提出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使二袁火并、自相残杀的奇妙的谋略。这个谋略不是空想，而是具有潜在依据，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那些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主张乘胜进击的莽汉们，是看不到、想不出的。郭嘉却清楚地看到了二袁存在火并的矛盾基础。袁绍本想舍长子而立少子，生前未能安排就绪。袁尚抢先一步继承袁绍之位，袁谭则自号车骑将军。各不相让。这是二袁争权夺利，进而火并的根源。郭图与逢纪等谋臣为了各自的私利，分别拥戴袁谭、袁尚。谋臣的分裂和怂恿，必然加剧二袁的矛盾，这是火并的促进力量。

二袁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这种矛盾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一定条件下，它可由潜在状态发展到激化，也可能被削弱而暂时隐蔽。即二袁“急则相持，缓而相争。”作为第三者的曹军一方，不能隔岸观火，守株待兔。坐待二袁的火并。而应积极地给予影响和加以引导。这时曹军一方，处于十分有利的，主动的地位。但如若急攻，二袁面临覆亡的共同下场，必然一致抗曹以求生；如若缓兵，二袁则不畏败亡而自相争权。郭嘉的巧妙谋划，首先是缓兵停攻。使二袁从迫在眉睫的危亡恐惧中解脱出来。与曹军的外部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仅此尚不能达到目的。因为曹军虎视眈眈地守在旁边，忧心忡忡的二袁，是不会无所顾忌地火并的。故而还需要撤兵，佯装进攻刘表。这完全是为欺骗敌人而制造假相。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二袁即会乖乖地听从安排，放手火并起来。待其两败俱伤，即可坐收渔人之利，兵法上叫做“乱而取之”。郭嘉的这一谋略如此巧妙、高明，众人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曹操高兴得连连称善。即于建安八年(203年)八月，下令南征刘表。心惊胆战的袁谭、袁尚大喜过望，接着果然争夺冀州。袁谭被袁尚打败，无计可施。只得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曹操虽以征刘表为名，麾军南指，却一步三回首，两眼盯着二袁。刚到西平，即止步不前。见二袁果然火并，心中大喜，一口答应袁谭的求降，立即出兵援救。十月，军至黎阳。袁尚遂放弃平原之围，还守邺城。建安九年(204年)二月，曹操围邺。八月攻破邺都。

十二月翻脸讨袁谭。建安十年(205年)正月，攻破南皮，杀袁谭。袁尚与兄袁熙投奔辽西乌丸。曹操占有冀州，不久全战冀、青、幽、并四州。郭嘉精心设计的平二袁之谋，步步实现。他又建议广收人才。“河北即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皆(郭)嘉之谋也”。郭嘉因功被封为洧阳亭侯。

征乌丸之谋

在平定河北后，曹操的当务之急是征讨三郡乌丸。三郡乌丸是长期生活在北部边地的少数民族。尤以辽西单于堬顿最强。袁绍生前与他关系密切。袁尚兄弟投奔后，勾引跆顿。数为边患。曹操将征乌丸时，诸将都不赞同。说：“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

诸将反对征乌丸，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过低地估计了袁尚兄弟与乌丸的潜在威胁。认为袁尚兄弟，亡命之人，无实力。乌丸不能为其所用。二是过高地估计了刘表的威胁。以为刘表将派刘备偷袭许都，造成后顾之忧。

在对征乌丸的一片反对声中，“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备。劝公行”。郭嘉的结论与诸将相反，认为袁尚兄弟与乌丸是严重威胁，而刘表不会成为后顾之忧。

袁尚兄弟与乌丸为什么会成为严重威胁呢?一是袁绍曾长期笼络三郡乌丸。“袁绍皆立其酋谊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尤强，为绍所厚。”袁氏与乌丸豪酋长期勾结，关系殊深，袁尚兄弟穷途末路，前来投奔，必然极力煽动。乌丸首领因与袁氏的亲密关系及抱有野心，必将兴兵进犯。二是曹操刚刚得到冀、青、幽、并四州，立足未稳，根基不牢。极易得而复失。即如郭嘉所说：“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

这一威胁，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因而对乌丸不能不予以征讨。郭嘉又指出，只要指挥无误，战术巧妙，乌丸又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

为什么说刘表不会成为后顾之忧呢?郭嘉作出这一正确判断，是建立在对刘表为人和二刘(刘表与刘备)关系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刘)表，坐谈客耳”，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其实心无大志，胸无雄图，目光短浅，优柔寡断，决不能成大事。这时刘备正投靠刘表。但刘表“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刘表猜忌刘备，二刘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即使在远征乌丸、后方空虚之时，亦不必担心他们能袭击许都。

郭嘉对远征乌丸的必要性、可能性、把握性的精妙分析，坚定了曹操的信心，于是马上下令出兵。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大军至无终。郭嘉又提出了战胜乌丸的具体战术和策略，即 “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的突袭。郭嘉说：“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他建议留下辎重，轻兵猛进。曹操接受他的建议。七月“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乌丸首领没有料到曹操大兵突至，惊慌失措，仓促应战。“(袁)尚、(袁)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曹操登白狼山，纵兵猛击，大败乌丸兵，“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九月，曹操率大军自柳城凯旋而归。辽东太守公孙康斩袁尚。袁熙、速仆丸，传送其首。曹操按郭嘉的谋划，取得了远征乌丸的全面军事胜利。

遗早逝之憾

在曹操的主要谋臣中，郭嘉是一位年青而又活跃的人物。曹操说他“体通性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乃至颇有点不修边幅。以致“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多次告他的状。但“嘉意自若”，并不在乎。曹操不但不责怪郭嘉，反而“愈益重之”。

作为谋士的郭嘉，与主帅曹操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曹操后来回忆说，郭嘉“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曹操还把他引为知己，说： “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其实，与曹操这种手握政刑之柄，而广有权谋的人共事，是难免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的。就连最主要的谋臣荀彧，因不支持他当魏公，而被迫死于非命。但郭嘉竟成了曹操的知心朋友，关系如乳水交融，于此亦可见其通达圆和，善处人际关系。

郭嘉英姿勃勃，意气风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每月大议，发言盈庭”，畅所欲言，十分自信，颇以良佐奇谋为己任。而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动无遗策”，在谋划军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曹操曾历数郭嘉的勋劳说： “东擒吕布，西取睦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或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凶逆克殄，勋实由嘉。”

但是十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才气横溢，风华正茂的谋士，却不幸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自柳城归来时，病重而死。年仅三十八岁。此时曹操北征乌丸胜利返回，正踌躇满志，欲兵锋南指，统一中国，极需郭嘉这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谋臣。郭嘉之死，对他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曹操极为悲痛，至为惋惜。“上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不禁深自肺腑发出“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的无可名状的悲叹。他对荀攸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在给荀彧的书信中，也追念郭嘉说：“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曹操不止一次地表明，曾打算将自己身后之事托付郭嘉。可见他对郭嘉的重视和信赖，非他人可比。曹操为追封郭嘉上表说： “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并追谥为贞侯。此后，曹操对郭嘉仍然念念不忘。“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赤壁之战，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恰是在郭嘉去世，失去其辅佐和谋议的情况下发生的。无怪曹操有此叹。这一悲叹，充满了对郭嘉早逝的痛惜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