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华传统文化是注重天与人、人与人、身与心和谐之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为基,这两种文化的优势互补,将是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的“圆圈”的原意并不存在褒贬的问题,也并非是单纯说这种文化如何阻碍社会的发展,而是指这种文化存在的某种状态。......
2023-08-27
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野草》中有一篇散文《颓败线的颤动》,里面有两个连续性的梦境,许多学者认为,这两个连续性的梦境表达了鲁迅隐秘的自我牺牲情感,他为青年付出无限,到头来却备受苛责,犹如散文诗中那垂老的女人。但如果将这种思维衍生到传统文化中去,亦未尝不可。传统文化孕育国人几千年,到头来却要被人对以《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个最小的孩子的对待方法:他“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7]这好似母亲孕育并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到头来却被自己的孩子所残杀。这种简单地断裂传统、断裂自己生命之源的做法,形成了一个回归于“零”意义上的“圆圈”,这是鲁迅先生所不愿看到的。这种过分决绝断裂传统的做法,会让国人变得懵懂,一切从零开始,祖先留给我们的几千年的智慧会与我们毫无关系。这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矫枉过正的思考与做法已有所不同,因为时移势易,应对方法亦应有所变化。
众所周知,鲁迅一生对传统流弊的抨击可谓决绝且不遗余力,但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对中西文化的选择有了明确的表态。比如1934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有两篇杂文精到地阐述了在十年前没有深入思考并阐释清晰的中西文化选择问题:第一篇是《拿来主义》,提出对西方文化“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8],将西方文化适合我用的精髓拿来,为我所用。第二篇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准确与精到的分析,比如中国人常说的“温、良、恭、俭、让”中的良或驯良,鲁迅先生认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9]而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所具有的东西,鲁迅也意识到这也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东西,只是中国现在丢掉了,比如鲁迅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10]此时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品质被压抑且萎缩下去,必须马上恢复,那就要对传统文化做一番大规模的梳理和慎重的选择。但鲁迅一生中扎扎实实地对传统文化梳理与整理的文章确实很少,这也是鲁迅的遗憾之所在。
1936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且介亭杂文末编 ·附集 ·死》中立下遗嘱,其中两条颇有深意,分别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1]这里面隐含着鲁迅对自己一生文学实绩的否定意味,因为在鲁迅看来,正如那“圆圈”与“零”一样,人生终究不过是一个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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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华传统文化是注重天与人、人与人、身与心和谐之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为基,这两种文化的优势互补,将是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所以,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的“圆圈”的原意并不存在褒贬的问题,也并非是单纯说这种文化如何阻碍社会的发展,而是指这种文化存在的某种状态。......
2023-08-27
将要夺取它,必定暂且给予它。这称为“微明”。柔弱为国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处,不可揭示于人。示人则致敌而招侮,将反见其不利也。这一章是讲相反相因,对立统一,物极必反之规律。物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运动,天道循环往复,是以月满则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可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典范。......
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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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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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7
具足这四个方面才称为好学。靠近有道而学有专长的人,君子学有疑问,则去请教有道德而有专长的人,求其指正。比如颜回、孟子和朱子都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可见,在孔老夫子的心目中好学的标准是多么高!所有的弟子里,就属颜回了。可谓好学也已,只有颜回能够担当这样好学的美誉。......
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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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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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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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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