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夺取它，必定暂且给予它。这称为“微明”。柔弱为国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处，不可揭示于人。示人则致敌而招侮，将反见其不利也。这一章是讲相反相因，对立统一，物极必反之规律。物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运动，天道循环往复，是以月满则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可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典范。......
2023-08-27
《中华经典十二讲》美文分享：我与吕纬甫的漂泊与回归
【摘要】：“我”确乎是一个文化与精神上的漂泊者，而吕纬甫则是一个“五四”大潮退却之后在文化上被迫回归传统但又不愿回归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吕纬甫期望“我”飞得更远一些的话语中，笔者感到了“我”的寻梦与持续漂泊式的飞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原点的吕纬甫第二。吕纬甫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回归者，虽然，在他看来，没有找到生命根本的意义与价值，只是无聊或毫无意义的“圆圈”或“零”而已。
《在酒楼上》这篇小说展现的是“五四”大潮退却之后，鲁迅对当时文化现状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深刻而独到的思索。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都带有鲁迅的影子，我们既可以将其看成鲁迅两个不同的思索层面，又可以将其看成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生存状态。“我”确乎是一个文化与精神上的漂泊者，而吕纬甫则是一个“五四”大潮退却之后在文化上被迫回归传统但又不愿回归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我”在文化与精神上的漂泊，已经被许多学者所备述。而吕纬甫这个被迫回归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归的过程并不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那样是一种纯粹的失败，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地回归于“零”，没有任何升华意义，而且也不像某些评论者所描绘的是单纯迫于封建怪圈的惯性力量。因为吕纬甫的回归过程中有着这样两个颇富人情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是吕纬甫本人给“我”讲述的，用以阐释他是如何踏上回归之旅的。
1.奉母命为小兄弟迁坟故事——对传统之“爱”的追踪
首先，这个故事很感人。无论对死去的小兄弟还是对母亲，都有一种爱心和浓浓的亲情意味。母亲得知孩子的坟要浸水了，几夜睡不着，吕纬甫则奉母命去为弟迁坟，他很愿意一见那曾经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可是小兄弟的骨殖全无，为了让母亲安心，他用布包了泥土完成了完全可以不再迁的坟，也完成了“骗”母事宜。无疑，吕纬甫的行动本身就演绎着传统文化“孝悌”之道。
其次，在这个充满亲情味故事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深的意蕴。为什么说吕纬甫站在雪中，指着他小兄弟的坟对土工命令道“掘开来！”使他感觉这是“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呢？掘开之后，作者又一再强调“什么也没有”、“消尽”、“踪影全无”，这在现实中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无疑，小兄弟的“坟”是有所隐喻的。对于吕纬甫，他的这次掘坟的行动，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血缘手足生命之“爱”的追踪，这带有追寻生命之根、生命之源的意义，因此他感觉这是他“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如果追踪到了，那确乎也意味着回到生命原点的升华意义与价值的寻到与获得。而最后开掘的结果，却是一个“无”。这正如蜂子或蝇子所飞而形成的圆圈一样，对吕纬甫来说，回归使他茫然，他感觉这种回归毫无意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2.再奉母命为阿顺送剪绒花故事——对传统之“美”的追踪
吕纬甫再奉母命为船户的大女儿阿顺送剪绒花。可是孝顺且爱美的阿顺已因伤风咯血而逝了，他只能将剪绒花送给了船户的令人讨厌的二女儿阿昭，母命事实上也没有完成。但他同样为了让母亲安心，便说已经把剪绒花送给了阿顺，且阿顺见了欢喜得不得了。同样，这个故事也是有所隐喻的。这确乎是对乡土中国中，一个外形不美但给人以无限美感的传统生命之“美”的追踪，而这追踪本身又有着“成人之美”的传统文化意义，但它同样以没有完成的“无”为终结，进一步诠释了那个回归原点的“圆圈”或“零”。
这两个颇具隐喻意义的追踪故事：一个是对传统之“爱”的追踪；另一个则是对传统之“美”的追踪，又都以回到原点的“圆圈”或“零”的结局而告终，这确乎意味着传统文化精髓在外在形式上的难觅，但吕纬甫两次追踪本身，尽显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比如：两度骗母事宜，竭力认真完成母命等，皆为传统“孝悌”之道的彰显。似乎不用到哪里去追踪了，在吕纬甫的身上，已经尽显传统之“爱”、传统之“美”以及传统之“孝悌”之道。随后，吕纬甫慨叹自己又教起了“子曰诗云”，向“我”展示了一下他回到原点的敷敷衍衍与模模糊糊的生存状态，他自己认为这是没有前进的。
无疑，“我”纯粹是一个故乡中国的漂泊者，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异乡者。在吕纬甫期望“我”飞得更远一些的话语中，笔者感到了“我”的寻梦与持续漂泊式的飞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原点的吕纬甫第二。吕纬甫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回归者，虽然，在他看来，没有找到生命根本的意义与价值，只是无聊或毫无意义的“圆圈”或“零”而已。回归很无奈，但却有着强烈的精神归属感。特别是他两度具备传统文化意义的“爱”与“美”的生命追踪，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对现世人心的回归也有着指导意义。因此，鲁迅虽有对西方文化力行的勇气，也确实存在着选择西方文化无从下手的短暂时期。同时，他对文化回归又有着深切的向往，但他又警惕着这样“回归”可能产生新的精神危机。这是鲁迅一个“圆圈”式的往返质疑，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乎都有着鲁迅的影子，但鲁迅又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以一个冷静思想者的姿态观照着这两个人物，从而，带给我们对中西文化选择异常复杂的矛盾纠结心态与现世思索，显示了鲁迅在“五四”退潮之后的1924年前后，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对“五四”中西文化变迁及对周而复始的“圆圈”困境的深深反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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