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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中的新圆圈困境

【摘要】:[6]孙玉生先生在《佳木斯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发表一篇论文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三个知识分子为“圈子”式的人物形象。因此,鲁迅在小说中不断思索着如何去选择中西文化与人生道路,如何冲破中西文化交汇所形成的新的“圆圈”困境。

当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对中国传统圣贤文化几乎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晚清开始到“五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主要采取了这样两条原则:“一是坚持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批判,二是坚持最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5]

但在“五四”退潮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汇时期,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似乎还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复兴中国之路。因此,在许多现代小说家笔下出现了“零余者”、“忧郁者”的形象,在鲁迅笔下则出现了试图冲破中国封建传统糟粕怪圈的控制,而想沐浴西方文化的勇者。但事与愿违,他们像《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所描述的那样:“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6]孙玉生先生在《佳木斯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发表一篇论文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三个知识分子为“圈子”式(本文姑且一律称为“圆圈”)的人物形象。他们圈子式经历的造成,孙先生认为:一是封建的势力还相当猖獗;二是在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之后,各地军阀不断展开激烈的混战,鲁迅对当时形势不能看得清晰,这势必决定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只能“暂做循环”,因此,其作品中出现一致的“圈子模式”正是作家的主观使然。笔者对前一种原因表示赞同,但对后一个原因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鲁迅不是看不清当时的形势,而是看得太过清楚,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弊端,人们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人为的私心利用等,都看得分明。但当时的社会环境,需矫枉过正才能冲破千年积淀下来的惯性“圆圈”,加上传统文化的重新梳理与整理对现实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大关系与大裨益,所以,鲁迅不断塑造这种在中西文化间不断游移的“圆圈”式人物,显示出鲁迅对传统文化重新梳理与整理的渴望,但现实是没有时间去做细致入微的工作,乃至一做这种工作就可能被某些反动势力所利用,并可能被用以蛊惑人民,而统治者与某些御用文人则可从中大捞名利等实惠。这样,就会使传统文化重新陷入没落时期的窘境。因此,鲁迅在小说中不断思索着如何去选择中西文化与人生道路,如何冲破中西文化交汇所形成的新的“圆圈”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