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或许“叙事者”的形成过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而“叙事者”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间团队,成员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无上下级区别,他们融入这个团队皆是“因自己的心”,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发成长。当战胜自我成为一种诱惑,叙事者就具有了行走的精神动力。叙事者行走至今天,很多事情让我感悟颇深。就这样,同伴的温暖让耿欣坚持了下来,并最终成为叙事者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
2023-10-25
回望“五四”时期的小说,大都如《伤逝》一样,文本中有意无意地演绎着中西文化彼此扼杀的时代悲剧,而我们的解读又偏重于西方文化先进性被传统中国本土文化的单向度地扼杀,促使我们对很多文本的解读不够双向和透彻,也透视出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有失自信,也有失学者的理性、审慎。时至今日,“五四”已过百年,我们还不能从冲突与扼杀的思维窠臼中跳脱出来,还在重复“五四”先人的主流思考,而没有做深入细致复杂的重审工作,这虽然也有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证明了我们在研究方面的惯性与惰性。
回望“五四”新文化运动,历来对“五四”的评价都是: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是对国人思想文化启蒙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所以,对“五四”的文化重审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据当下较为权威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载:“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8]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并与文学革命的性质、导向、成就、局限息息相关。当时,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曾与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学衡派”和“甲寅派”学者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学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等人曾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从文化积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确乎见解精到。他们已经发现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与互补性,只是当时没有来得及深入。“新文化运动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要冲决旧思想的束缚,势必采取激烈彻底的姿态,在那种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难于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也难于接受论争对立面的某些可能合理的意见。”[9]
当历史已经推演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故我地全面秉承“五四”时期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理论,而不做全新的文化重审,那就证明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是跟在“五四”先驱后面亦步亦趋而毫无超越。全面对“五四”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文化重审,已成为当下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其中包括对具体文本的重审。这种文化重审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健康和谐发展将大有裨益。
因为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作用,所以笔者选择最能体现“五四”大时代精神的鲁迅的《伤逝》作为切入点,以此抛砖引玉。我们能不能在具体文本重审的时候,有一种脱离“五四”的激进与浮躁,而具足理性、审慎和辩证,是文化重审能否深入拓展下去的最重要一环。
[1]克洛德·德尔马:《欧洲的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7—298页。
[2]封祖盛、林英男:《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4]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5]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6]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7]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8]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9]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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