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华经典十二讲

2023-08-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史记》被公认为一部著名的史学之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先生曾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到地概括了《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的巨大成就。后世的考古出土材料基本上证明《史记》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故，《史记》问世后，即有“实录”之誉。《史记》具有进步的大历史观和大民族观。司马迁在《史记》中爱憎分明。

《史记》被公认为一部著名的史学之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先生曾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到地概括了《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的巨大成就。

《史记》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年代久，人物多，史事繁，涉及面广，史料宏富。它将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地汇于一书，纵横条贯，展现了三千年间我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场景，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一部难得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对史料的选择取舍十分审慎，注重考证。后世的考古出土材料基本上证明《史记》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故，《史记》问世后，即有“实录”之誉。

《史记》以人为主体、为中心，比如，本纪基本上用以记载帝王，“世家”是记诸侯和贵族的，“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然这些人物的政治地位有所不同，但都是以人物为主体的。这三种体例在全书中共一百一十二篇。而“书”“表”也是为人物服务的。“书”的内容分别叙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是人物活动的基础、条件和由人物创造的制度；“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活动的附录。“书”和“表”所占篇数仅为十八篇。《史记》不仅为帝王将相写本纪和列传，也把视线投射到社会底层的一些人物，如给游侠、刺客、龟策、日者等写列传。这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不光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且也包括了各个阶层群众的历史。

《史记》具有进步的大历史观和大民族观。司马迁把中国境内从传说中的黄帝，经夏、商、周三代直到秦汉，甚至包括了吴越、夷狄等少数民族一起，演绎成一部世代相传的血缘谱系，在很大程度上为奠定中华民族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历史基础和民族心理做出了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爱憎分明。他既歌颂了陈胜、吴广反抗暴秦的行为，又谴责了一些暴君、酷吏的罪行，并且敢于直截了当地记载当时统治者汉武帝的功过，表现了一个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7]秉笔直书的大家风范。

司马迁注重修史的鉴戒作用。他在《报任安书》说，他志在“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史记》也处处体现了这一追求，注重探索历史变化之因，进行文化总结，通过记载和反思历史，获得指导现实的经验，并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作十二本纪，察王迹兴坏之理；作十表，揭示历史阶段变化的特点；作八书，观“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9]。司马迁认识到，每一个变化都是历史时势使然，“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10]。

司马迁认为，在政治上，各级官员要努力为民众谋取福祉。

他强调，任用贤能，是实现国家安定与兴盛的重要保证。

据《五帝本纪》《夏本纪》记载，尧帝之前部落联盟的帝位是世袭制，而尧、舜、禹这三代实行的却是禅让制。尧舜禹时代不是说天子有权力想禅让给谁都可以，而是看此人是否为贤能之人，有无足够的德能治理好天下。尧帝下令百官从所有尊贵亲朋、远近大臣和隐居者当中推选，推举的标准最重要的两项是德行与才能，德行的考察是从孝悌之道上考察，才能是从委托于他的重任能否廉洁、恭谨、圆满完成方面来考察。

大家推举了民间隐居的虞舜。《史记》载，舜的父亲瞽叟很顽固，后母很刻薄，弟弟则很傲慢，而舜却能恪尽孝悌之道，与他们和睦相处，以善心善行感化他们。尧听说了虞舜之孝名，对他进行了多重考察。尧将女儿嫁给舜，让其在内观察他的言行；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与舜交朋友，让他们在外观察他的言行。又让舜担任司徒一职，负责从事教育五种伦理道德的工作。而舜小心地理顺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人民都遵从而不违逆。尧又让他管理百官事宜，百官之事变得有条不紊。让他接待四方来宾，四方宾客心悦诚服。尧于是请舜代理天子政事。而舜在此期间做了很多有益于民众的事。经过长期的严格考察，尧帝认为舜确为贤才，足继大位，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而舜即帝位之后，任用了二十二个贤能之人，他任命禹为司空治水，任命伯夷主持礼仪，任命契做司徒从事五伦教育，任命皋陶担任司法官掌管刑法，任命垂担任工师主管百工，任命益担任山泽主管，任命龙担任接待宾客的主管等。他们的工作都做得很圆满，令人心悦诚服。

若干年后，舜将帝位禅让给了禹，也是经过了一番慎重考察。他先任命禹为司空，让他去治理水土，也是考察他的贤与能。禹为父亲鲧治水无功受罚而悲伤难过，所以他不辞辛劳，在野外生活了十三年，一心扑在工作上，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居住的地方很简陋，把资财都用在了治理山河上，他开发九州的土地，疏通了九条河道，修治了九个大湖，测量了九座大山。给民众分发稻种，赈济难以温饱的民众。做了难以计数的有益民众之事。舜经过考察认为禹是有德能的贤才，足继帝位，就把禹作为帝位的继承人。

后来，禹举用了贤能的皋陶为帝位继承人，并把国政授予他，后因皋陶去世，又举用了贤能的益，把国政授予他。

尧舜禹慎重地把天子位禅让给有德能之圣贤君子，而圣贤君子确有德行、智慧与能力，“踄天之命，维时维幾”（即奉行天命，施行德政，顺应天时，谨微慎行）[11]，保证了政治的清明。

司马迁还认为，要讲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要重视礼乐教育，敦睦五伦关系，调治人的性情，移风易俗，使得上上下下都能够礼让而秩序井然。

《史记》记载：“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12]帝尧能够尊敬有善德的人，使百姓九族相亲相爱。九族的人都和睦之后，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卓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舜担任司徒时，尽心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舜本人在家庭方面敦睦五伦方面的表现堪称表率。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百官与百姓皆顺从教化，而迅速理顺了五种伦理道德关系而和谐相处。

尧舜禹三位帝王还反复教育教化各级官员提升道德修养。若想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幸福快乐，不仅要让民众接受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首先要接受伦理道德教育。一个领导若德行上有亏欠，下属与百姓必定不会心悦诚服，他的领导必定困难重重，乃至会造成团体与社会之混乱。另外，礼法制度不能单独发挥其作用，得到了圣贤君子才能够将制度推行好，发挥其好的作用。

比如，要节俭戒奢。尧舜禹的衣食起居都很节俭。这几位帝王并非生下来情之不好，而是他们最大程度上做到了节俭，爱惜民力，与民休息，致力于天下太平。

对于屡教不改的恶人，则要施以刑罚。尧帝时，曾将邪僻放纵的共工流放到了北狄的幽陵；将举荐恶人的驩兜流放到南蛮的崇山；将多次作乱的三苗迁到西戎的三危山；将治水不力的鲧流放到东夷的羽山。惩办了这四个罪人，天下人都悦服了。舜帝时，帝鸿氏有个后代，掩盖仁义，包庇残贼，喜欢行凶作恶，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有个后代，毁弃忠信，喜欢邪恶的言语，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有个后代，不可调教，听不懂好话坏话，天下人称之为梼杌。缙云氏有个后代贪图饮食、财物和贿赂，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人们称此四人为“四凶”，舜将这四个凶恶的家伙流放到边远地区。

司马迁不仅注意政治，也注意到经济和商贸。他引用并发挥了管子的观点：“‘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13]司马迁将人类社会发展与为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联系起来，在《货殖列传》《平准书》中，强调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认识是可贵的。在现代社会中，商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受到很大重视。但在司马迁那个时代，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绝大部分时间里，商业都受到政府的抑制，商人尽管可能会比较富有，但社会地位很低下，属于末流。司马迁将商业专门列为一篇来探讨，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又是司马迁超出当时一般人眼光的表现。

《史记》：中华经典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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