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夺取它,必定暂且给予它。这称为“微明”。柔弱为国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处,不可揭示于人。示人则致敌而招侮,将反见其不利也。这一章是讲相反相因,对立统一,物极必反之规律。物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运动,天道循环往复,是以月满则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可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典范。......
2023-08-27
(1)上古
中华文化的发生阶段,上古先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继而奠定中华文化的“敬畏天地”“天人合一”“敬祖尊老”“孝亲尊师”的基调。“敬天敬祖”“孝亲尊师”等不仅规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思维定式。
现今所知最早的刻画符号出现在河南漯阳市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历史。距今约5500年,伏羲画八卦,这是中华民族文字的起源。后距今4500年的黄帝时期,仓颉造字,中华民族正式文字出现。但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中华文化在文字之前即已产生,并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口耳相传。
上古时期文学艺术以歌谣和神话为代表。歌谣是人们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失传。但《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礼记》里有一些保存记录。中国上古时代曾产生过丰富多彩的神话,但因年代久远,散失甚多。我们今天所见大多是零星的片断,主要散见于《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列子》等古籍之中。虽已不完全是上古神话的本来面目,但基本保留了上古神话的原始形态。
(2)夏商西周
从神本走向民本,从“敬天敬祖”继而发展出“敬天保民”、阴阳、五行、六十四卦和易经等思想观念。
夏朝时期使用象形文字,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甲骨文一般是占卜的记录,属于最早的散文。金文是刻于钟鼎之上,一般是铭文。西周时期是金文、大篆。
这一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时代学派林立,产生了以“道”为本体的老子学说,和以“仁”为核心的孔子学说,从春秋时期开始的百家争鸣,到战国中后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诸子蜂起”“处士横议”之局面。
文学艺术在诗歌方面诞生了《诗经》和屈原《离骚》所代表的楚辞,所谓“风”“骚”并称,两者分别是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诸子散文中十家以儒、墨、道、法四家散文比较重要。
(4)秦汉
这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也是一个文化上统一的时代,从秦代以法家治国和“焚书坑儒”,再到汉初的黄老政治、儒道并举。从西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学兴起。公元67年,佛教由东汉明帝派人从西域迎请到中原,在长期的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佛教在古印度却最终衰落。
周朝后期开始使用小篆,它是由大篆简化而来,因它生于周朝后期的秦国,又称秦篆。小篆通行于秦朝和西汉前期。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没有统一,字体非常复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废除了六国文字和原秦国文字中的不同形体,对秦国篆文进行了简化,吸收了民间文字的一些简体,并将其规范化,从而形成一种新字体——小篆。
文学艺术诗歌方面以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为代表。散文方面以汉赋为主要代表,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以夸饰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它像诗歌那样讲求押韵,像散文那样句式灵活,兼有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可以自由地状物、抒情、叙事、说理。汉赋主要经历了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个阶段。
在这一时期,文化走向了多元融合,儒、释、道三家文化交互影响。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少有的乱世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政治派别的矛盾对立冲突走向激化,许多士族知识分子在政治的夹缝与高压之下,不敢批评时政和臧否人物,因而出现了融合儒道两家的玄学与清谈。玄学家推崇的“三玄”,指的是道家《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这是清谈家谈玄说妙的内容。他们发言玄远,不敢批评时政和臧否人物。他们其中有人认为,儒家所说的“名教”与道家所说的“自然”是一不是二,也就是“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何晏、王弼是创始人,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为代表人物,乐广、王衍、夏侯玄、王戎等人皆为清谈之名士。
而佛教的禅宗与玄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很快被某些儒家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一时期也由于净土宗初祖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率领普通大众精进修行成就,因而佛教也广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在中国渐渐形成了“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之浓厚佛教氛围。
这一时期诗歌方面出现了远离时政的玄言诗、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产生了沈约等讲求四声八韵的“永明体诗”,追求声色刺激的“宫体诗”和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南北朝时期南朝流行骈体文,讲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和声韵和谐之美。小说方面出现了一批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前者以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后者是以南朝宋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6)隋唐
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致力于文化复兴,并以开放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隋唐文化。儒释道三家共存共依,唐肃宗李亨时期曾立“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于河南登封少林寺。这一阶段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交通、建筑、雕版印刷等领域名列世界前茅,唐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安乐,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和礼乐社会之成功典范。
文学艺术方面,唐初的陈子昂等人对扭转六朝以来骈俪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中期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倡导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散文运动。唐传奇为代表的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的诗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后世无出其右者,唐诗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代表。
(7)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原一带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五代凡53年(907—959年),共更换了8姓14君。在北方五代更迭的同时,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10个割据政权,即吴、前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荆南)、后蜀、南唐、北汉,史称“十国”。“五代十国”是中国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再度陷入分裂割据的时期,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但也是中国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割据蜀地,前后达60年之久,由于地理上的封闭,这一地区政治较为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因而文化生活也较为丰富,统治集团和各阶层人士无不沉溺于歌舞伎乐之中,供歌唱用的曲子词也开始兴盛起来了,当时蜀中人填词十分普遍,以致蔚然成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赵崇祚正是顺应这种时代潮流,收集了当时的词作,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选——《花间集》,此集成为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词选本。《花间集》共选18位词作家的作品500首,将温庭筠、皇甫松等晚唐词作家列于卷首,表明其西蜀词派创作源流。除了北汉宰相和凝与南唐张泌这两个词人,其余14人均为蜀中文人,且多为侍从之臣。其词作内容多为闺愁闺怨,儿女情长,悲欢离合,有些作品也略显亡国之哀怨。《花间集》代表词人是温庭筠和韦庄,温词浓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
(8)两宋
宋代是中华文化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宋代理学兴起,理学又称为道学、新儒学,它以儒家学术为中心,融汇了道家、佛家学术而形成的。这种思想以“理”或“天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原则,所以称为理学。它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以明道为目标,继承古代的道统,所以称为道学。宋代理学始于周敦颐,由其二弟子北宋的程颢、程颐继承,而南宋的朱熹进一步完善,并阐明了“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观。理学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文运动兴起,散文最终取代了骈体文,义理性史学出现并最终取代注疏性史学。禅宗的影响力远超其他宗派而成为中国佛教之主流。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内省、精致的文化趋势与市井文化的兴起成为重要的文化特征。宋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之巅峰代表,长短句之诗歌,易于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真挚的情感,其词有豪放派与婉约派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9)辽夏金元
一方面,宋朝受到了辽、夏、金的侵扰,这使得宋文化尤其是其诗歌里充满了国破家亡之忧患意识,与此同时,辽、夏、金的最终灭亡,同样使之文化呈现出了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从先进的农耕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使这一时期出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既冲突又融合之局面。中华文化同时迅速向外传播,声势浩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特征。
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共发起了三次大的冲击浪潮。其中到了13世纪,以蒙古人为主角,他们向东亚、中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发起的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浪潮。
经过南征、成吉思汗西征、拔都的西征和旭烈兀的西征,蒙古人建立起统一的大蒙古国,这是一个横跨亚、欧两大洲的版图空前的大汗国,但在经过半个世纪的东西开疆拓土的扩张之后,最终分裂为元帝国和四大汗国。虽然四大汗国在名义和形式上都尊元帝国皇帝为成吉思汗天可汗汗位继承之正统,尊元帝国为宗主国,但元朝皇帝对四大汗国的汗位继承已无力干预,诸汗国与元朝之间形同宗藩国。
蒙古军队的西征和诸汗国的建立,其侵略性质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自是不言而喻。但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陆路与海路之发达也是前所未有的,客观上对于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使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得到了兼收并蓄之发展,先进的稳定的农耕文化被迫接受游牧文化的侵扰、冲突与融合,使之进一步提升。
元代这一时期,一改唐宋时期抒情诗词之文学体裁,而以叙事文学体裁为主。元曲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代表,其原因究竟为何?
第一,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因为是在马背上得天下,因而非常轻视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而是让思想文化领域自由发展,这就为元曲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之土壤、阳光、空气和水。
第二,元代曾经一度将科举制度废除,只在后期有所恢复,统治者不但不给儒家知识分子为官的机会,还将其打入社会底层。中国历朝历代行业排名所谓“士、农、工、商”的顺序,士人知识分子一直排在首位,显示了统治者是希望形成崇尚德行、智慧和学问的世风和民风,这个导向确乎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元代统治者所划分的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则把儒家知识分子和乞丐、娼妓划为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导向使人们不崇尚德行、智慧和学问,而崇尚金钱、权力和武力。底层的生活使得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不得已与元曲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结合,最终使得元曲这一民间艺术体裁在继唐诗、宋词之后成为一时之盛。
元曲分为元杂剧和散曲,充满道教文化的元杂剧尤其是神仙道化戏在这一时期颇为兴盛,而充满道家思想的散曲也层出不穷。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非常信任道教支派全真教之领袖人物丘处机道长,忽必烈封全真七子为七位真人,大力推广道教。元代统治者对其他各种宗教也并不排斥。于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道教文化和各种宗教文化也得到了弘扬。
(10)明清
明清时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学艺术、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各个领域开花和结出累累硕果之时,“三言二拍”、四大古典名著等小说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之巅峰与典型代表。从中亦可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亦确可称之为“载道”之文学。
这一时期也是文化大总结的时代,明成祖、明英宗时期组织编纂《道藏》,清雍正、乾隆时期刊刻《乾隆大藏经》,清乾隆时期由纪晓岚率领360多位一流学士组织编纂《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集与总集成,同时也是一次超级文化大典。
但是,君主制度之下崇正宗、灭异端的文化禁锢在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极端,比如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对东北——满洲的龙兴之地的严格封禁、清代中后期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等。这证明了清代帝王在利用中华文化治国成功之时,已产生了唯我独尊之骄慢心态,而这种心态与传统文化崇尚的谦卑好学的心态是完全相背离的。这导致了清代中晚期军事科技等领域与西方列强相比之落后,也导致了对传统文化“仁智勇”三达德之精髓,说的人多,做到的人少,也导致了人们普遍对中华文化有着极大的误解,误认为其为“伪善”之文化。当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导致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甚至误认为其为“无用”之文化。层层的误解与积怨最终导致了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几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1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了现当代文化时期。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将民主与科学比作舟车之两轮,号召青年以“科学与人权”为武器,去战胜恶社会。批判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主张烧掉尊孔者的书,杀掉他们的人。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称封建礼教的本质是“吃人”。他们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向西方现当代文化转型的决定性拐点。
(12)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改革开放之前,受政治形势之影响,各种文章、艺术作品等呈现出单一化之格局;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文化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征,全球化、大众化、商业化和娱乐游戏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而未来的中华文化将向多元整合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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