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进为能,善退亦为能。此“金蝉脱壳”之计,在我心中盘算已久,我素知退兵的利害关系,稍有不慎就会有大的危险。金蝉脱壳就成了逃离险境常用的计谋。“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是“走为上计”,“金蝉脱壳”也是“走”的一种方法。善进为能,善退亦为能要说导演撤退艺术的大师,恐怕非我孔明莫属。三者相比,投降是彻底失败,讲和是一半失败,退却则可转败为胜。退却,表现为暂缓前进的节奏,调整部署,积蓄力量。......
2023-08-03
不知为什么,老夫在读《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以后的若干内容时,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位新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到底长什么模样?是像项羽一样个头高,还是像刘邦一样有高鼻梁;是像诸葛亮一样有双眼皮,还是像周瑜那样雄姿英发?可惜那时没手机,要有的话,拍几张照,不就不用胡思乱想了嘛!
唐太宗长什么样,老夫说不清,但他操着陕西和山西口音,这绝对没错。因为他生在陕西武功,长于山西太原。
在前边老夫专门向大家介绍了魏徵的特殊身份、特殊才能、特殊作用,但是,在唐太宗周围绝非魏徵一人,他有一个智囊团,魏徵只是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代表。
从《资治通鉴》上看,唐太宗特别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为唐太宗相貌威严,又是皇上,大臣们去见他,还没走到跟前就开始打哆嗦,想好了要说的话也卡壳了。唐太宗看出来了,为了缓和此种情绪,一方面他尽量和颜悦色,另一方面他反复对大臣们讲:“人要想看到自己的形象,必须照镜子;君主若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于忠臣。如果君主自以为是,拒绝纳谏,而臣子都阿谀奉承,那样的话,君主会失去国家,大臣们也难自保。例如有些人一味吹捧隋炀帝,后来隋炀帝被杀时,他们也跟着去殉葬,希望大家以此为戒。只要发现朕有不对的地方,请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有一次,唐太宗对大臣王珪说:“国家设立了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就是为了互相监督。如果中书省起草的诏令不当,那么门下省就要毫不客气地退回去令其重新改正。大家的见解经过反复推敲,务求正确。放弃错误的意见,服从正确的看法,这样做有什么坏处呢?近来总有人护短,于是造成隔阂;还有人怕得罪人,看出了错误也不说。照顾一个人的情面,给百姓留下无穷的后患,这是要走亡国之路啊!隋炀帝在位时,内外百官都随声附和,当时还认为这样做明智,不会招来灾祸。等到天下大乱时,国家与个人全遭殃,即使有个别人幸免于难,也受到舆论的永远谴责。”
《资治通鉴》中的原文如下: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唐太宗一再要求他周围的人应吸取隋炀帝的沉痛教训,为公忘私,看到他有不对的地方,希望马上指出来,这样才能使他少犯错误。
有一天,唐太宗与大臣们聊天,他说:“最近朕翻阅《隋炀帝集》,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经常推崇尧、舜而批判桀、纣,然而他的行为怎么恰恰与其文章相反呢?”
魏徵答:“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虚心地接受他人的建议,所以有智慧之人奉献其谋略,勇敢之人竭尽其武力。隋炀帝的文章写得虽漂亮,但他恃才自傲,骄矜自大,目中无人,所以他口里念着尧、舜的语言,实行的却是桀、纣的行为。最后,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隋朝为什么覆灭得那么快。”
唐太宗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隋炀帝的所作所为离我们不远,我们应当好好借鉴。”
有一次,君臣谈到音乐。唐太宗说:“朕看音乐不过是古代圣人依据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实施的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更替,难道由音乐而生?”
御史大夫杜淹则唱反调说:“过去北齐将要灭亡时,就创作出《伴侣曲》;陈国将要灭亡时,又创作出《玉树后庭花》。这两支曲子的声调十分悲哀,路人听到无不流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与音乐没有关系呢?”
唐太宗说:“你说的这个观点不对,音乐确实能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时听到音乐会喜悦,忧伤时听到音乐会感到难过。喜悦也好,悲伤也罢,全在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由音乐引起的。衰亡的政治,必然使百姓感到痛苦,此时此刻再听到音乐,会更加悲伤。现在这两支曲子仍存在,朕给你们弹奏出来,难道你们也会掉泪悲伤吗?”
魏徵也发表了对此问题的看法:“臣记得,古人曾反问过,礼难道仅仅指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难道仅仅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不是。乐的意义确实不在于声音本身,而在于使人心和谐。”
君臣之间如此平等地探讨问题的风气,在古代实属罕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君主怎么做算明,怎么做算暗?”
魏徵答:“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例如,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知道官员的恶行;舜帝目明可远视四路,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等恶势力难掩其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招来灭顶之灾;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由此可见,君主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亲贵大臣就没办法堵塞言路,下情也能顺畅地上达。”
唐太宗听后说:“爱卿说得非常好!”
从《资治通鉴》还可以看出,唐太宗经常有危机感和敬畏感。他多次表示:“人们都说当皇上多么尊贵,无所畏惧。朕的感觉并非如此,上怕老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朕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与百姓的期望。”
唐太宗多次说过:“朕每次临朝,不管讲一句什么话,都要经过反复思考,唯恐讲错了坑害人民,所以朕不敢多说话。”他还说:“君与臣应同心协力,相互提醒,以免干蠢事,令后人耻笑。”
说真的,司马光对唐太宗的品德和作风的赞扬,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翻遍了《资治通鉴》,很难找到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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