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统一战线的典范

2023-08-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时县内吸食烟毒的豪绅二人，依法治罪予以监禁；许昌专员公署侦缉队贩运毒品，经查获后，排除一切干扰，依法判处死刑。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徐州、开封相继沦陷，襄城已处抗战边缘地带，县委决定当时工作以武装集训为重点，为开展游击战做准备，李峰欣然同意。

李峰（1893—1969），字助天，吉林省延吉县人，1917年考取公费留学，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同周恩来、杨扶青、于树德、童冠贤、马洗繁、王璞山诸学友住在一个日本公寓里，曾参加同盟会，并组织“新中国学会”，探讨救国途径。

李峰

回国后，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延边四县划为间岛和在延边修筑铁路，遭受日本特务的追捕。遂背乡离井遁逸吉林省城——永吉，在吉林省政府就职。此后历任辽宁省洮安县长、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教育长、河南省警官训练所副所长、河南省襄城县长、陕西省华阴县长、河南省灵宝县长、河南省许昌县长、国民党立法委员等职。

在上海解放时，联络立法委员60余人，致电中共中央，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到北京社会主义大学学习后，任内务部参事。其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文化革命”中受审，李峰处此逆境仍本实事求是精神，坚贞不屈。精神上的折磨致心脏病猝然发作，于1969年4月逝世，终年74岁。后经内务部予以平反，并召开了追悼大会，骨灰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峰在襄城县任县长是1936年7月到1938年12月，这期间他有很多开创性建树，政绩卓著，誉满全省，河南省政府曾明令嘉奖，表扬襄城县为河南省模范县。

李峰一向以清廉自矢。主张“做好官、做好人、做好事”。到任后拒绝士绅馈赠筵宴，布告全县“提倡任人唯贤，公而忘私，反对贪污贿赂，挟嫌诬告”，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对全县77个联保主任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培训，实行奖惩制度，县直各科局也经过调整，录用了一批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踏实肯干、敢于负责的人来担任，不数月间，全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朝气蓬勃、励精图治的新局面。

襄城县地处淮河上游，汝颍两河纵贯境内，涝时泛滥成灾，旱时则细流涸竭，不能用其灌溉农田，他通令各联保打井防旱，效益显著，农民称快。

河南由于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土匪蜂起，鲁、汝、郏、宝、襄诸县尤甚，其中除大部分是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外，也有奸宄歹徒混迹其间，勾结豪绅、打家劫舍，致使地方紊乱、生产停顿。李峰常亲自清剿，使屑小敛迹，社会秩序渐趋安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烟毒危害，甚于洪水猛兽，国民党政府虽有禁令，但在军阀官僚的操纵包庇下已成具文，吸食、种植、制造、贩运者日益泛滥。李峰对此深恶痛绝，认真执行有关法令，不徇私情，不畏权势，对吸食者勒令戒除，对种植、制造、贩运者依法严惩，绝不宽贷。时县内吸食烟毒的豪绅二人，依法治罪予以监禁；许昌专员公署侦缉队贩运毒品，经查获后，排除一切干扰，依法判处死刑。这两件案例震动很大，自此吸食、种植、制造、贩运烟毒者无不畏惧而销声匿迹。长久贻害人民的烟毒此际基本肃清。

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常利用一切机会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和罪行，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引导全县人民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他曾到男子师范学校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让学生都闭上眼睛，说拥护国民党的头向右转，拥护共产党的头向左转，结果全体学生都向左转，认可民心所向。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的大捷，更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必胜。学习共产党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是年冬，李峰的同学、挚友、中共地下党员张文海（当时名吉文），从武汉去山东，途经襄城，畅谈抗日救亡理论与实践，他如获珍宝，兴奋欲狂，拟挽张留襄指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张以有任务在身，不能久留，允即函请“东北救亡总会”另派人来。

1937年底，襄城成立了救亡工作训练班，李峰在鞠抗捷的大力协助下，委任在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归来的张万里负责，县政府民政科长鞠仁卿（鞠抗捷）具体领导。军事科长蔡荆洲也到训练班辅助工作。吸收本县失学回襄和外地流亡学生、进步青年，以及县政府职员中的进步分子等30余人参加，学习《大众哲学》抗日理论、《抗击战术》等论著和《新华日报》。大唱救亡歌曲，并成立抗敌话剧团，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训练班的成立，在当时对襄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传播马列主义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影响巨大。

1937年天旱歉收，1938年春，青黄不接灾荒严重，地主哄抬粮价，民不聊生。县政府令各联保将所存仓谷全部发放，以赈灾民。此外还配合训练班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四乡普遍开展“借粮运动”，动员粮户借粮给缺粮户，秋后无息偿还。王洛镇谢庄村地主谢某不肯借粮，影响借粮运动的开展，李峰闻讯亲自前往，带领借粮群众一起给地主下跪，地主才答应借粮。

救亡训练班的成员中，有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曾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开活动，发展一大批爱国青年参加。西安民先队部曾派人来襄指导工作，使襄城县的救亡运动更加深入。当时有个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叫原景信，携带他所写的《陕北剪影》小册子，到襄城作反动宣传，民先队同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将其驱逐出境。救亡运动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恐惧和反对，CC派特务头子国民党襄城县党部书记李自明、复兴社特务头子常辅臣，都向其主子打黑报告说：“襄城县赤化了。”

1938年4月，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派阎琮琛（阎伯玉，共产党员）、杨战韬（共产党员）、滕靖东（共产党员）到襄城工作，与李峰会晤后，建议把“救亡工作训练班”改为“抗敌工作训练班”。“救亡”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口号，“抗敌”则是国民党反动派采用的名词，改为“抗敌工作训练班”比较隐蔽，有利工作。1938年8月份，成立了中共襄城县委员会，张德（张维桢）任书记，所有县委委员除张德外均担任县行政职务，并成立了群众性的救亡组织——“东总襄城通讯处”，以便掩护活动。襄城县委决定，经过鞠仁卿（襄城建党时最早吸收的党员）征得李峰同意，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所以县委一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徐州、开封相继沦陷，襄城已处抗战边缘地带，县委决定当时工作以武装集训为重点，为开展游击战做准备，李峰欣然同意。利用县政府的组织形式，成立了“襄城县抗敌自卫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地方士绅常锦川（字会亭）任副司令，鞠仁卿任政治部主任，滕靖东任秘书。全县77个联保划为16个联防区，各成立80至100人枪的联防队，设联防区队长、政治指导员各1人，由各乡镇供给粮馍饷项、枪支、被服，但不受其制约。由于襄城地区枪支较多，开展迅速，16个联防区共集训人枪1500余，连同原有的县常备队警察局和政警队等武装共约2000人。1938年秋，曾举行一次大检阅，许昌专署专员胡伯翰参观了检阅，武装齐全，队伍严整。这种组织形式，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的，胡伯翰当然提不出什么异议，当面给予嘉奖，但在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政策下，1938年12月，河南省政府却以“政治动向不明”的罪名加诸李峰，予以撤职。在群众依依不舍的欢送下，李峰离开了工作两年零7个月的襄城。

李峰：统一战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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