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县民先队：建立与活动的发展史

2023-08-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7年10月，襄城县民先队诞生了。7月，李汉超、鞠之由、阎洪吉被国民党省政府命令驱逐出境，民先队的领导由杨战韬负责。他在来函中除告知民先总队部已经承认襄城县民先队的信息，还揭了张万里的老底。剧团成员来自民先队和男、女师范学校的学生。参加借粮队的有“救亡训练班”、民先队和部分政府职员。

抗战初期，襄城县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积极发展扩大组织，开展抗敌工作和民众运动，为襄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一定贡献。

民先队的诞生与发展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对华发动大规模攻势。由于搞片面抗战、单纯防御，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平、津、京、沪等广大地区相继失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襄城县来了一批流亡知识青年和学生，其中一部分是在北平、天津等地参加过“民先队”的民先队员。他们来襄以后，工作开展的非常活跃。

1937年10月，襄城县民先队诞生了。首次会议在襄城师范学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鞠之由（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长鞠抗捷之弟）、朱秀（男师校长朱咎吾之子）、关鹤桐、温致中、范瑞麟、孔尼奇（当时是失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大家选举孔尼奇任队长。会议上讨论了民先队如何开展活动、发展队员以及和西安民先总队取得联系等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经鞠之由介绍李汉超（国民党开明县长李峰之子）参加了民先队。到1938年3月，在政府机关、驻军（驻襄国民党三十二军留守处）、学校、群众团体（抗敌话剧团）已经发展民先队员30余人。民先队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改选，由阎洪吉（以警察局警官身份作掩护，实际作抗日救亡工作，民先队活动经费由他的薪金提供）任队长，孔尼奇任组织委员，鞠之由任武装委员。7月，李汉超、鞠之由、阎洪吉被国民党省政府命令驱逐出境，民先队的领导由杨战韬负责。此时，民先队员己发展到70余人。之后数月，民先队组织也不断扩大和发展。

驱赶张万里　襄城县国民政府县长李峰（解放后任国务院民政部参事）是东北人，他历来有民族感和爱国心。在日军侵占华北、进攻华中，大炮的轰鸣声震撼着中原大地时，他想要抗日打游击，想要寻求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引。

恰在此时（1937年11月），张万里从陕北来到襄城。张万里由鞠抗捷的引荐，与县长李峰长谈了3天。李峰对张万里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国共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抗日干部等等的论述很赞赏。因此，他任用张万里办了一个培养干部的“救亡训练班”。但是，到1937年底，民先队员和张万里的关系紧张了。民先队反对张万里的原因：一是张万里用不正当的手段，在民先队员中挑拨离间，制造不和，企图达到要民先队“一切听他的”目的；二是张万里讲“马、列”似乎是共产党，又似“托派”言论。1938年初，温致中从西安来信说他是民先队派到西安民先总队部进行联系的。他在来函中除告知民先总队部已经承认襄城县民先队的信息，还揭了张万里的老底。说张万里是被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开除的，是个“托派”。于是，孔尼奇、阎洪吉致函鞠之由返回襄城。由鞠之由转告县长李峰：“你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请了一个假共产党。”在民先队员的竭力反对下，张万里告辞而去。

赶走《扫荡报》记者　县政府第三科科长原景芳之弟原景信，系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他借在襄探视其兄之机，大放厥辞，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和陕北解放区。之前原景信曾以记者身份，于1937年秋，对陕北解放区进行过参观采访。此后，他编写了一本《陕北剪影》的小册子，对陕北人民极尽诬蔑之能事。这次来襄后，他到县男子和女子师范学校中又讲演又散发小册子，甚为狂妄。于是民先队员与他进行辩论，并把他在男、女师范学校散发的小册子一一收回。原景信受到了抵制，但无收敛之心，继续恶意中伤。因此，由鞠之由、阎洪吉合拟一函致原景信，大意是：“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初成，这将对于动员全国军民参加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到决定作用；在‘亡国论’。‘投降论’的合唱曲中，你攻击陕北延安，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动摇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长城，这是否谐和呢！？鉴当者有之，恕不待言！”原景信读到来信后，告别其二兄，悄然离去。

成立“抗敌剧团”　1937年11月，民先队经过酝酿筹备，成立了“抗敌话剧团”。男子师范学校校长朱咎吾担任团长兼导演，鞠之由负责与县政府的联系工作。剧团成员来自民先队和男、女师范学校的学生。内部分歌唱队和话剧队，后又成立了戏剧队。剧团的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演唱了很多抗日救亡歌曲，会演了多部街头活报剧等。如由朱咎吾、苗淑君等人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县长李峰、第一科科长鞠抗捷看后称赞不已。许多农民、学生、士兵看后义愤填膺，在内心萌发出抗日救亡激情。

剧照《放下你的鞭子》

剧团的团员们还深入群众中、学生中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进行曲》《枪口对外、一齐向前》《救亡三部曲》《民先队队歌》《国际歌》等等。他们的演唱深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活跃了抗日救国的气氛，鼓舞了爱国青年的抗战热情，连政府职员和驻襄国民党三十二军留守处官兵和家属也同情和支持民先队的剧团，有的还参加了演出。

向大户（地主）借粮　1938年入春，久旱无雨，灾情严重。民先队提出了“向大户（地主）借粮，以赈济饥民”。得到了县长李峰和第一科科长鞠抗捷的支持。参加借粮队的有“救亡训练班”、民先队和部分政府职员。县长李峰带一部分人到王洛镇，第一科长鞠抗捷带一部分人到茨沟镇（今茨沟乡）。民先队员鞠之由、李汉超等人和武汉“东总”的孟述先（中共党员）参加了茨沟镇一带农村的借粮工作。借粮队到农村以后，首先召开村民大会，讲解抗灾借粮的意义，然后摸清情况。如村子多少户地主，各家地主藏粮食多少，饥民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家缺粮断炊，多少尚能维持一时，经过帮助才能渡过灾期等。他们将调查情况进行整理，按类算出缺粮户，缺粮人，需粮数。然后，将借粮数分别落实到各家地主头上。规定借粮定人定户，没利息，夏有夏还，秋有秋还。贫苦农民感激地说：“这是救命粮。”也有的人当着鞠抗捷面说：“要是像共产党一样把土地分给农民才好呢！”他们顾虑粮食“好借（有支持者）没好还（地主本来就对借粮不满，何况没利息），还不清（到时地主要算账，本利加新利，利滚利）。”为了消除群众疑虑，民先队经过商量，不给地主留下日后逼粮借口，决定将粮食集拢起来，让贫苦农民到他们这里领。以计谋瞒地主，让他们看到借粮队收打粮条也很认真，等待借粮工作完成后，纸火照天烧，他们把穷苦农民打的借粮条集拢一堆，一火焚之。从而彻底消除了地主们以后敲诈勒索“归本还利”的幻想。

也有地主装穷抗拒的，有道是：“家有万石粮，心揣杀人刀。”城北10公里有个谢庄，一家地主家有满屯粮，但他装穷耍赖，颗粒不出，抗拒借粮。此情况由鞠抗捷报告县长李峰后，李峰很生气，即同鞠抗捷乘骑到谢庄，县长李峰找到地主，向他晓以大义，但是这个地主仍无动于衷。因为借粮不同征粮，欲强制则不能，无奈之下只好跪求。当时县长李峰在谢庄“屈膝求粮”之举，轰动了城乡。

接头西安民先总队　1938年4月，西安民先总队队部组织部长丁发善来河南巡视工作。他按照约定的地点和阎洪吉接上了关系。因为民先队队部设在国民党县党部后院（原名后营），丁发善住到那里不很安全。为此，鞠之由和阎洪吉商量，让丁发善住到了襄城县警察局，警察局长赵乃济是鞠之由发展的民先队员，他对于鞠之由、阎洪吉接待的客人是保护的。晚上民先队员聚集在一起，听了丁发善讲的抗战形势及豫西准备搞武装斗争等。与会队员提出到延安去找八路军的要求，丁发善解释说：“这里工作更需要你们。”翌日晨，派警察提前开了城门，由阎洪吉送丁发善出城。

5月，丁发善在洛阳将襄城县民先队的组织关系转交给河南省青委吴祖贻。7月，丁发善回到延安，在向李富春送交的一份汇报材料中包含襄城县民先队的情况。嗣后，西安民先总队部为了加强襄城县民先队工作，派郑确和一个姓杨的同志来襄指导工作。

襄城县民先队：建立与活动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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