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陕西筝曲欢音、苦音相似的潮州筝乐轻、重三六相比,潮州筝曲往往会在乐曲的开头注明其调式、调性来帮助演奏者......
2023-08-25
唐朝以长安作为国都,“秦筝”一直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力。唐朝开放的外交及文化政策赋予了筝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筝乐发展达到历史的高峰。但可以肯定的是,秦筝发展到唐代的繁盛局面绝不是有唐一代才能实现的,而是在几百年来中国传统筝乐文化的不断积淀以及在与外族音乐的不断交流融合下逐步形成的。在这一时期,筝演奏技艺得到高速发展,技法的纯熟极大地提高了秦筝的表现能力及艺术效果;筝曲创作空前繁荣;涌现了大批秦筝艺术家,不少人在世界音乐史、乐器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筝成为诗人们歌颂的对象;筝成为体现大唐艺术高度发展的代表性乐器;“独弹筝”的出现显示出这一时期筝在唐宫廷中的高度地位;筝作为文化符号向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传播等等这些现象,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秦筝在唐时的繁盛局面,正可谓“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
一、筝人、筝曲、筝技
(一)筝人(由于篇幅有限,部分较长诗歌内容为摘引)
续表
唐代教坊与梨园中,有许多技艺高超的筝人,薛琼琼就是其中的一位。但由于她身份低微,不被统治者所重视,在这方面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但是,唐代宫廷音乐中筝乐的发展,还是能从一些零星片段中窥视。在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详细记述了教坊中乐人的制度,其中有“犓弹家”。这些犓弹家来自平民,以容貌优异者选入,专门教习琵琶、箜篌、筝等弹拨乐器。薛琼琼是“开元第一筝手”,她在当时有个头衔,被誉为“筝长”。由此可见,在她的手下,唐代宫廷中有着一批弹筝的能手,她们有组织性、纪律性,并且经过严格有序的训练,方能“上岗”。系统化的筝乐训练在唐宫廷开始形成,这应该是最早的秦筝教育。在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中,也能看到唐代的乐舞表演中筝乐器的演奏。
唐代秦筝在民间各个阶层以及社会各个场合也运用广泛。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卢纶《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出帘仍有钿筝随,见罢翻令恨识迟。”白居易《夜筝》:“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顾况《郑女弹筝歌》:“郑女八岁能弹筝,春风吹落天上声。”饯行时有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家宴上有刘禹锡《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筝歌送酒》,等等。筝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应用,强调了筝的唐时社会功能的多样性。文人以诗歌为载体抒发情感,借物言志;筝乐以诗歌为中介传达意向,描绘意境;后人以诗歌为线索穿越时空,探求历史。唐时出现如此多筝手、弹筝家,正是筝盛行于唐的要素之一。
(二)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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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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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出现如此数量的筝人、筝曲,极大地推进及拓展了筝的演奏技艺、技术,仅在《全唐诗》中就出现将近20 余种演奏技法。像按、撮、拨、挑、弹等一些指法延续至今还被广泛使用。在演奏形式上,有独弹筝、筝歌、为歌舞大曲的伴奏,以及器乐合奏等多种形式。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独弹筝’,又写作‘殿上独弹筝’,它的全称是‘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这是当时春秋圣节三大宴程序的第十三项。”(曹正《〈仿唐乐舞〉中的“独弹筝”》秦筝1984年总第二、三期)这段话记载了独弹筝的几个必要条件:一是演奏场所,即“殿上”而非民间瓦舍、琼楼巷宇,有正式的演奏地点;二是演奏形式,即“独弹”而非合弹或伴奏,有绝对的独立性。这些条件需要筝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及演奏技艺,同时需要演奏乐器具有较大的音量及较好的音质与音色。唐时筝独奏、独弹的表演形式,在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筝演奏者演奏技艺的提高以及筝乐器的改良,筝在唐宫廷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一声卢女十三弦,早嫁城西好少年”“就中十三弦最妙,应宫出入年方少”“二五指中句塞雁,十三弦上啭春莺”。这一时期,筝的弦数在汉时基础上又增加一根,产生了十三弦筝。其结构日趋成熟、完整。虽只有一弦之增,却在演奏上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陈旸《乐书》中记载了十二、十三弦筝的定弦法:
从表格看出,新增一弦为徵音和宫音,与相邻琴弦之间形成四度或五度关系,目的在于加强“宫、徵”二音,强调正声,稳定调式调性,并扩展了音域。这一弦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被广泛应用。至今日本的雅乐中仍采用十三弦筝的结构。反映到当时社会形态领域就是统治阶级强调其统治权力,以巩固其中心地位。
唐时期筝在弦数发生变化的同时,义爪代替手指的弹奏也体现了筝乐演奏手法的进步。义爪最初出现在《梁书》“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旧唐书·音乐志》曰“清乐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说明唐时出现了骨质的义爪,并用于清乐筝的演奏。
秦筝风格在唐时更有淋漓尽致的抒发。“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弹弦十三柱。”一个“苦”字,抓住这一乐器的精髓,鲜明地体现了秦筝凄、苦的曲调风格特色;又如,“汝归秦兮弹秦声,秦声悲兮聊送汝”“凄断泣秦声,秦声怀旧里”等,无不如是。秦声、秦筝自古就与凄切、悲苦的感情基调联系在一起。这种悲愁情绪成为秦声音乐中的最本质的表达语言,是其风格特色最显著的表露。这种语言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封建统治阶级治理下人民大众生活的疾苦与悲声。
二、筝的对外交流
唐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文化对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群岛等地域和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音乐文化。其中,受益最大的是日本。
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与中国的唐朝相比,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落差,在遣唐使对外输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优势文化将对劣势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作用。唐时的筝大约在奈良时代(710—794)由长安传往日本,并发展成为日本主要的民族乐器。在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内,至今还珍藏着奈良时代传入的四面唐制十三弦筝的残片。公元834年,日本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长安拜琵琶博士刘二郎为师,并娶刘的女儿为妻。刘二郎的女儿是弹筝名手,跟藤原回日本时,带去了中国音乐文化和琴筝艺术。之后888年,唐僖宗派遣筝学博士皇孟学率62人的乐队赴日本传授中国音乐,日本天皇诏书内教坊女乐人石穿色子等拜中国音乐家为师,学习筝艺等,由此开始了筝在日本的历史。后来筝在日本的发展主要形成了雅乐筝、筑紫筝、和俗筝这三种形制。[8]至今,日本筝的弹法、曲调还保留唐时的印记,在形制方面,仍保留十三弦筝的构造。
从历朝历代的人文史迹中可以看出,千百年间社会文化艺术方面的进步,都是一代代、一世世有着共同血脉的族群以特定的方式传承,使得千年的文化艺术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更加进步。唐时,秦筝越加发挥出它巨大的影响力,在演奏技艺上有很大的变化与完善、“汝不闻秦筝声最苦”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反映、文化开放给了筝很大发展空间。筝作为唐朝文化符号的象征,逐渐向东南亚发展等等,都是筝兴盛于唐这一深刻的理论依据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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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一特征,奠定了陕西筝派在筝界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二变”的要妙在于fa、si,关键是处于“变”的状态中。这种以变为特征的“动态”之音,形成了秦声的独特韵味。大唐丰富的音乐,尤其是清商乐的充分发展,更进一步确定了“二变”在华夏音乐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秦声的总体风格特点,又是秦筝自身的音律机制和演奏功能的完美结合,是高度统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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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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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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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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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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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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