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筝的兴起及其意义-古韵新声（上）

2023-08-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汉时国家的强大与稳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到了汉时，筝参照瑟形增加弦数，以竹易木，更改了形制。汉魏六朝时期，在众多的诗词歌赋中能发现许多筝曲。这段文字，反映出汉时筝乐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透视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及信仰，正是“仁智”之器的现实意义的体现。之后又有一系列的筝赋，如阮瑀、傅玄、顾恺之、贾彬、陈氏、顾野王、梁简文帝等，均体现这一时期秦筝理论研究的成就。

汉时国家的强大与稳定，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秦筝在汉时形制与制作技艺有了极大的提高，筝从五弦发展到十二、十三弦；从“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5]发展为“急弦促柱，变调改曲”^[6]；从竹制发展为木质的制作材料的质的变化；弹奏手法从简朴发展为较为复杂的“急弦、促柱”；并出现了多种演奏形式：独奏、“抚筝和歌”的筝歌形式，以及乐府相和歌里的器乐合奏，还涌现出了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的艺术家，像侯瑾、秦氏女罗敷、傅玄、曹植、陶融妻陈氏、顾野王、梁简文帝等，他们都喜筝、爱筝、懂筝，从他们的诗词筝赋里，可以看到对秦筝理论研究与音乐美学体系方面的造诣。可以说，筝兴于汉就是这个原因。秦筝在此时已具备较完善的功能，并在汉乐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秦筝流派开始初步形成。

一、筝乐器的完善（形制、弦数、律制）

汉应劭《风俗通》云：“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这段话说明，最初的筝以五弦的原始形态流传在秦民族中间。“今并、凉二州”指今天山西、甘肃一带，也是秦立国后文化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域。到了汉时，筝参照瑟形增加弦数，以竹易木，更改了形制。制作材料的变化，弦数的增多，这是筝乐器改革史上一次质的飞跃。那么，这一“筝行如瑟”的筝体究竟有多大？增加的弦数又为多少呢？

阮瑀《筝赋》日：“身长六尺，应律数也；弦有十二，四时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位也……五声并用，动静简易。”傅玄《筝赋》曰：“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十二，拟十二月。设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也。”汉时的六尺按照当时的度制来换算（汉时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3 厘米），约为现在138 厘米，改进后的筝弦数增加为十二弦，相比较五弦的筝，琴体加宽、加长。“五声、五音”均指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这为筝的定弦基础，一直沿用至今。

阮瑀、傅玄在描述筝的形制时，分别用了“四时、三才、天、地、六合、四象、五音、仁智”等要素来形容筝，可见它与天文、方位、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其社会文化意义在这一时期凸显出来。筝不仅仅是单独把玩的乐器，而是集天文地理、人文道德、文化艺术等方面于一体的“仁智之器”的综合显现。

“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一年12 个月；“三才、天、地”指代天、地、人聚三才；“六合、四象”均指代东西南北中，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仁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指大仁、大爱，智慧，有才气。上圆似天，下平似地，码柱拟人，用五音以规范，正是筝这一器制所具象的“天人合一”的深层文化内涵。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在中国的乐律史上占有优越的地位。在中国古代，人们经常会以五声与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是：

五声　　角　　徵　　宫　　商　　羽

四季　　春　　夏　　季夏　秋　　冬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其中，宫为正声，在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中代表君。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恪守等级、谨遵秩序的万物相生思想，是“天人合一”这一和谐观念的基础，体现了古人秩序、规范、和谐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儒家思想在汉代的深刻影响，表达了东方人的宇宙本质论。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可视为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的一个代表，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的表达，并反映出封建礼乐制度的全过程。

二、筝人、筝曲、筝诗、筝赋

在这里，把弹筝、作赋、谱曲、咏诗者统称为筝人，列举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秦筝艺术家。

汉魏六朝时期，在众多的诗词歌赋中能发现许多筝曲。将部分筝曲整理如下：

（一）秦氏女罗敷与《陌上桑》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引崔豹《古今注》曰：“罗敷出采桑子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这段文字说明几个问题：（1）罗敷善弹筝，是汉代著名筝家；（2）汉时已有自己的筝曲，《陌上桑》在当时是一支较有影响的筝曲；（3）筝人自创曲目开始发展。

罗敷弹筝巧拒赵王这一故事在筝界广为流传。一个“巧”字表现出了罗敷的勇敢机智以及弹筝的深厚造诣。她不仅“善筝”，更是“懂筝”，用筝的形式演奏“……歌以自明，赵王乃止”。通过筝曲交流并达到共鸣，说明赵王也是懂筝的。这段文字，反映出汉时筝乐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透视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及信仰，正是“仁智”之器的现实意义的体现。

三国时期吕布弹筝惑敌军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出弹筝赋予吕布高超的智慧及应变能力，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三国时期筝的广泛流行以及秦筝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广泛的感染力，同样凸显出“仁智之器”的意义。

（二）文学家侯瑾与《筝赋》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缚。散清商而流转兮，若将绝而复续，纷旷落以繁奏，逸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恩而不怨，似幽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既阔，郑卫仍倚，新声顺变，妙弄优游。微风漂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怆吨悴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千动鬼神。享祀视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从筝赋来看，侯瑾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与理论家，更是有着极高技艺的演奏家。文章惟妙惟肖，声声入耳，辞藻华丽，“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视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说明筝在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功利中所占地位，也说明，筝有着广泛的社会基层基础，结尾句更是将筝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之后又有一系列的筝赋，如阮瑀、傅玄、顾恺之、贾彬、陈氏、顾野王、梁简文帝等，均体现这一时期秦筝理论研究的成就。这一系列的筝赋筝论，标志着汉时秦筝理论研究与秦筝美学体系开始形成。

（三）曹氏兄弟与秦筝

魏文帝曹丕《善哉行》：“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

《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短歌行·瞻仰》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帝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

以上文字对魏文帝曹丕在筝的造诣上做了全面的概括。作筝诗、谱筝曲、和筝歌、奏筝乐，曹丕面面俱到，爱不释手，不可否认他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秦筝艺术家，并精辟概括此乐器的演奏风格“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曹植的诗句中也提到秦筝风格“秦筝发西音，齐瑟扬东讴”。这两句诗中同时出现东音、西音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对比。在《吕氏春秋·季夏记·音初》记载“整甲徙宅河西，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 ”，由此，这种“西音”的由来是思念故土。再曹植“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诗句也表现出了“西音”的强烈独到的韵味特点及慷慨悲壮的风格所在。不同的韵味导致不同风格的出现，也正是其音乐的特色所在。

曹植也作有多首筝诗，如《赠丁仪》《箜篌引》《弃妇诗》《逸诗》等。曹氏兄弟对筝的喜爱反映出这一乐器在当时宫廷贵族中的广泛流传及重视程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筝的大发展时期。

三、筝的流传及应用

（一）筝在民间的流传

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筝鼓击而已。”“党俗，乃指一起生活、有共同语言、属同一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的称谓。”^[7]在以往的民间酒会上，筝乐器与打击乐器一起演奏，说明了筝在民间的流行程度及演奏形态。在秦地民间的酒会及庆祝活动中，人民群众通过弹筝、击瓮、叩缶这种自秦以来就有的演奏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心声。

筝曲《陌上桑》作为汉时一段流传至广的筝曲，从其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视当时社会中人们的人伦、爱好、审美，以及它们在汉文化中的意义。在众多文人墨客的诗词筝赋里也大量记载着关于秦筝的历史典故。由此看来，秦筝在汉时民间的流传是较为活跃的。

（二）汉乐府中筝的应用

在乐府中，筝乐器在演奏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建立于秦地的汉王朝，也承袭了秦国的音乐。《汉书·礼乐志》载：“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汉时因袭秦时音乐，乐府中有秦国音乐的遗续以及弹筝的歌舞伎。在乐府相和歌的丝竹伴奏乐器的部分也都有筝乐器的出现。相和歌的常用七种伴奏乐器有：笙、笛、琴、瑟、琵琶、筝、节。

汉乐府乐官京房在十二弦筝的基础上增加一弦，并将十三弦筝立为“准”，作为丝弦乐器之定律器，实在突出了筝在这一时期乐府中的地位与价值。

汉时筝的兴起及其意义-古韵新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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