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和学者们对这些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涌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写实”含有“操作记录”式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意思,而“新现实主义”比“新写实主义”更富有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是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等观念的对峙,而是人与人之间现实利益的冲突。......
2023-11-29
1998年之前的靳勒,在雕塑创作上一直保持着写实风格。1999年在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同等学力班的学习,使他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从1999年创作的《电子鱼》开始,靳勒进入了中国当代艺术圈。在这件作品中,靳勒把自己的形象和鱼的形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创造性地在雕塑中选择和使用了新的媒材。鱼的体内填充了各种这个电脑数字化时代所富有的各种电子元件——正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它们一样——它们也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树脂材料而透明发亮的“人鱼”,目光中流露出对外界的猜疑、迷惑、吃惊和无奈。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做这个作品的初衷,一方面是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另一个是我自身处在一种不确定、一种游离的状态,自己更像一条鱼,不知道归宿的鱼。”当时在北京学习的靳勒,在艺术的观念等方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奇和庞杂的信息激活着他的艺术思考和探索。他的导师是作为中国当代雕塑带头人的隋建国,更影响和促使他的作品有了新的观念上的变化。2000年靳勒在中央美术学院“通道画廊”举办了“偷窥——靳勒作品展”,这次展览是用装置的形式,他把“鱼”或“鼠”作品放置在许多的小盒子里,观者可以通过盒子上的小孔往里看,与盒子里的“鱼”或“鼠”处于对视之中。通道内又悬挂着大大小小的鱼,地上也有着大大小小的老鼠,观众与“鱼”或“鼠”一样,成为窥视或被窥视者,窥视和被窥视者之间便相互处在一种因某种威胁而来的紧张的氛围中。
从北京回来后的几年中,靳勒创作了一系列人与动物——鱼、多足虫、壁虎、老鼠、狗、鸟等——合为一体的形象造型,这是他极具个性的创造和表达。作品中“人”的形象是他自己——光着头、大睁着眼睛、长着胡须的满脸恐慌的自己。略显几分滑稽的个性形象在他的造型中不再是特殊的个例,而是个体身份转向一种普遍性的指代,作品也因此有了明确的个性化符号。靳勒的这一批作品是基于环境与生存状况的思考。成群的人鼠或多足的人虫,它们面临着人类科技和文明的发展所带给它们的——正如人类所面临的一样——潜在威胁和异化,它们用窥探的眼光打量着周围这个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的世界,艺术家在这里巧妙转换了他自己对现实状况的审视视角,鱼、鼠等成为“他者的眼光”或代言,他试图透过人与动物合体或异化的形象而使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和理性的共识。
靳勒也在传统艺术中寻找着创作的灵感。2002年西安举办的“西部·西部——与艺术对话”的艺术活动中,靳勒展出了作品《“匈奴”骑马》。在这件作品中,极为写实的手段所塑造出的西装革履、表情严肃的人(作者肖像)骑在复制的《马踏匈奴》的雕塑上,马腹下的“匈奴”表情的惊恐无奈和马上“匈奴”的庄严神态,以及骑马“匈奴”与《马踏匈奴》在表现形式上所产生的对比,使观者的感官处在强烈的反差之中,并由此便产生了双重对话:现时与历史的对话(匈奴和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极度写真的“匈奴”之间的);观者与匈奴和“匈奴”之间的对话。那匹意指着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的马的象征意义已被消解或颠覆。靳勒在这里使用了后现代艺术观念中惯用的对现成“文本”的“挪用”概念,但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批评性的暗示,凌驾于“马”身之上的“自己”便有意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时代的现实意义——过去的一切改变着我们;我们又改变着过去的一切,但很难改变某种现实。靳勒(他自认为自己是匈奴的后裔)以自己形象的历史性角色转换进行了一次极为过瘾的颠覆和历史重现。
靳勒雕塑的观念性是清晰的,他通过作品转换了一种对世界的观看、思考和体验方式,在一种童话般的诙谐和当代艺术家应有的犀利中,这种来自“他者眼光”的窥视却变得深刻和沉重起来。他用敏锐和机智洞察着身边的一切——生活的现实和现时的时空。
都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是靳勒和很多的雕塑家一样有了更多参与社会公益性艺术活动的机会。靳勒在创作自己的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观念性作品时,也没有拒绝把一些通俗的作品交给大众。当代艺术因其自身愈加明确的个性化特征而并不可能成为大众化的艺术,但大众化的艺术也不见得都是不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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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贺绍俊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与他的同事潘凯雄共同演出了连续几年的“潘贺双打”,驰名文坛,这是贺绍俊走上文学批评舞台的第一次华丽演出。这一时期所作的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随后出炉的《文学批评学》一书的理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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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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