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孟在创作上的勤奋催生了他的艺术天性,他敏感而自如地把握着艺术的多种形式和语言。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梁宗孟的油画或雕塑作品屡屡入选全国美展,他的作品显然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梁宗孟一方面做着形式语言的探索并显现出自己的风格,因此在一个区域性的艺术圈内是前卫的;另一方面他的“先锋性”又得到了保守的区域性话语权的认可。......
2023-08-25
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决策和行动中,西部艺术也成为一块被“开发”的领地。
“西部”的概念,有着地域与文化上的双重含义。从地域范围看,历史上的西部是与东部平原相对的黄土高地。中国历史上的北方为畜牧地带,华北与之接壤,为农业地带;与之相对的华南地区,是茶叶谷米水域之乡。而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自中古至近代都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更是不容易接近的地方。虽然从汉代开始,中国就向西域拓展,又开辟“丝绸之路”,以通达西域与中亚许多国家。那时西部的河西走廊便是东西商贾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贸易的中转地和集散地。“华戎相杂”(《后汉书·郡国志》),“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但今天的西部,因它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极大差距和文化上所处的弱势地位而明显成为边缘地带。
历史上的西部有着多层文化的积淀,西部的艺术史也有过辉煌的历程。从彩陶、青铜艺术到石窟艺术,从秦汉造像、魏晋遗迹至画史中的“北方山水”到现代的“长安画派”,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都见证着西部艺术曾经有过的灿烂。然而,随着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和都市文化的发展,西部艺术无疑已沦为边缘的艺术。这种“边缘”的处境,不同于那种试图与文化权势中心相对抗的前卫艺术的边缘状态。西部艺术的边缘含义,一方面表现在对主流艺术的极力追随而又“望尘莫及”;一方面表现为艺术身份的暧昧和对生存现实的漠然;另一方面表现在与现代信息和传媒之间的遥远距离。
近观西部艺术的当代史,我们会发现西部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双重含义。
在西部的深沉文化层和广博的人文景观中,承载着更多的民族精神,西部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民族共同精神和情感的象征。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写道:“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分别行动的个性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西部艺术中,更多蕴涵和释放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深沉雄大、胸怀宽阔的人类和民族精神。“汉唐艺术”就是这种民族强大精神的充分显现,它与衰弱保守、缺乏张力的时代里所产生的那种柔弱的艺术之风形成强烈的反差。
民族的危难总是能够呼唤和助长民族精神的新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受了外强欺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新时期以来,遭受了种种磨难的中国有了开放的、民主的、自由的改革环境,人们看到了一个以科技为先导、经济富裕、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西方现代社会。于是,一种在西方参照下的民族自我表现意识在艺术家的心灵里又一次复活,把汉唐文化的诞生地西北地区的文化遗存、黄土高坡、风土人情作为艺术资源,便成为艺术家们抗拒西方文化冲击的最有效的选择,也是对汉唐之风“魂兮归来”的召唤。在这种选择中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成为一种民族身份鲜明的象征和标识,成为一种对普遍生命应有的雄健、顽强、不屈品质的独白与表述。民族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历史沧桑与生命体验同炉。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艺术的“寻根”热潮,在一种特殊历史情境中产生的综合情结里更多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普遍的人文主义理想。
西部以其极具悲剧色彩的壮美建构了自己的独特审美品质。在此基础上,对主旋律的弘扬和对民族忧患的表达构成了西部艺术最为显著的特征。而当代中国艺术中正是缺乏那种既能表现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和审美价值观念的艺术创作。在这种意义上,西部艺术不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衡量和参照。
当西部作为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联结与表达的中介时,西部艺术便又成为一种个体心灵的产物,不再负有承载某种集体观念的使命。西部丰富的自然景观,西部的多民族风情,西部的一切,都诱惑着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们神往。从20世纪30年代起,张大千、常书鸿、吕斯百、刘文清、段文杰等艺术家承受着生命的极限考验而接受过西部文化艺术的洗礼;80年代至90年代,周韶华、王文芳、张仃、尚扬、李伯安等画家在西部大地寻觅过他们的艺术精神。今天,大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家们,仍以一份虔诚守护着这块文化艺术的圣地,并以不同的方式表述着他们最为直接的对于西部和生命的双重体验。他们以一种在彻底的孤独中凭借信念承受痛苦的艺术勇气追求着超凡脱俗的生命状态。当艺术家们置身于西部而直面大漠、戈壁、废城时,便会经历一种神奇的西部主体化的审美体验,从最初的西部阐释者的身份或意愿转换为为西部所阐释的文本,这时的西部便成为一种个人领域。置身无边旷野及毫无遮拦的阳光、凄厉之风的裹挟之中,便会发现人生的脆弱与生命的另一种意义,试图还原出一个像西部一样赤裸的真实的自我。面对鹰的矫健、星的高远、冰山雪水的澄清、草原的宽阔或孤独,甚至那随意吹拂的风的自由,都体验出一种纯粹的美,那是原本“文明”的自我所久违的精神所在,一种在痛苦中精神重建的愿望显明和坚定起来。在面对西部所包裹的博大和纯粹时,都市文明中所惯有的伪善伪美、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便会纷纷剥落。“在没有真理的年代,痛苦便是一种真理,它为真理的到来准备一场祭献。痛苦便是那祭坛。因为痛苦的存在和提醒,我们便不至麻木和沉沦,因冷漠而变为自痴,因情感紊乱而成为不知不觉的食人者和被食者。”
常书鸿 剪纸
吕斯百《静物》油画 西北师大藏
刘文清《风景》油画
西部艺术,既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有普遍性的精神原则,又是一个区域性的美术事实。在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当代时空里,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家园都在不断受到自身所创造的现代文明的威胁和挫败,在共同面对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全球性问题时,历史情结与现时语境、原始意味和都市文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和对抗,西部和西部艺术,便又成为对这种反差和对抗的有力抗衡或一定程度的消解。
如何明确西部艺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有效身份,是我们要深层思考的问题。在建构具有西部民族独特文化价值观的西部现代性艺术时,一方面要在开放共享中谋求更大范围的吸纳和发展,显示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它在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中期待着被不断地加以明晰、交流与赞赏。西部艺术应该提供出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生存的方式,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表面的记录与描述,或者那种逃离了自身真实生存状态之后的无意义的虚张声势与弄虚作假。“边缘”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正视“边缘”和以怎样的方式真实地生存在边缘地带中。
西部,是社会及人生的纵深地。走向西部,就是呼唤那业已失去的直面现实的真诚、坦荡与勇气;走进西部,就是面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原载《美术研究》2003年第3期
王启民《陇上又一春》油画 1990
岳嵘琪《南梁冬景》油画 2011
张兴国《乐土》国画
许翰政《石窟系列之一》油画
高山 油画
周韶华《可可西里记》水墨
陈卫国《陕北》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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