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9日,县委抽调县、区、社三级干部83人组成“社教”工作团,在乌镇公社的8个大队搞试点。第二阶段10天时间,召开公社三干会,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揭露敌情,“洗手洗澡”,达到训练干部队伍,提高干部思想认识,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扩大“社教”运动的影响。......
2023-08-24
一是破获了白大祥和坑镇大队李某某勾结一起组织的反革命组织——乾坤道。这个反革命组织发展道徒10多人,活动狂妄,声称将来的天下是乾坤道的,要推翻共产党,建立莲花国;宣传参加乾坤道先享红福,后享青福,不劳动,吸空气,加福加寿三百年。查获“为民党”组织,有30多人参加,通过拉关系、交朋友,搞不正当活动。还查出漏网的反革命分子2人。四个公社共查出“四类分子”25人,表现不规的19人。坑镇、康家港两公社就揭发出各种反攻倒算问题1728件,其中涉及房窑27孔、土地19.5亩、树木8株、其他财产41件。高起家坬大队地主分子高某在1958年到1960年担任村饲养员时,5头毛驴喂死4头、10头猪喂死9头。有的反动分子时刻伺机夺权,有的暗中鼓动落后社员闹垮大队组织,争夺权利后破坏集体经济,下放羊只,私分股份基金,多留自留地,捆打社员。
二是认为“单干”风一刮再刮,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运动中发现四个公社程度不同普遍存在“单干”风。共超留各种土地8534.4亩,拍卖大耕畜118头,下放羊子2647只,抽退股份基金5.64万元,乱拉、丢失集体财物746件。大西沟大队46%的耕地下放到户。刘家山大队1963年自留地占耕地面积的37.8%,抽逃股份基金789.28元,出卖牲畜1头,下放羊子14只,丢失公物15件,为了给“单干”保密,全村立下了“盟约”,在“社教”中经过5次斗争才被暴露揭批。康家港公社火石山大队下放土地占耕地面积的33.7%;王家墕大队实行了土地“三一制”(每人一咀,每劳一咀,又以每户留了一咀)。坑镇公社郭家沟大队将1959—1960年国家拨给的贫困队补助款1300元分给个人。三牛沟大队将集体的锅、风箱、马棚等财物拍卖一空。
三是认为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四个公社共发现投机倒把者403人。坑镇、康家巷两公社1961年以来共有5个投机倒把集团,勾结43人,共贩卖耕畜150头、大烟土67两、白洋2933元、银子424两、元宝半斤、金子一钱,还有油品、棉布、猪羊等农副产品。刘家山、郭家圪崂两个公社共有投机倒把行为者101人,总营业额达26.48万元,积蓄暴利3.60万元,偷漏国税9.24万元。四个公社共有贪污盗窃行为者253人,多吃多占数额较大的就有484人,共贪污人民币2.30万元、粮食2458.9斤,多吃多占人民币3183.29元,粮食9039斤。
四是认为买卖伙租土地、放高利贷是封建剥削。刘家山、郭家圪崂两个公社发现买卖土地有56起、伙租土地43起、收租子1855斤、放高利贷11起,涉及人民币2686元,高家畔大队1961—1963年买卖土地10起,其中大小队干亲自买卖的就有5起。坑镇公社有买卖庄基地的8户,买卖土地7.57亩。一些社员放高利贷牟利。
五是发现社会恶习依然猖獗。四个公社修补庙宇等共浪费人民币5557.40元、粮食8.7万斤、民工6571个,有巫婆神汉23个、阴阳11个、纠首88人,参与耍赌的1104人、输赢31万元。坑镇、康家巷两公社1958年以来买卖人口724人,早婚123人,有童养媳5人、非法同居的55人。
“社教”运动中还批判斗争了所谓不规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迷信诈骗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时改选了大、小队干,新任大队、生产队两级领导成员中贫下中农占90%以上。纠正了单干倾向。四个公社共纠回超留自留地5242亩。通过“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整顿了制度,健全的手续。
这次“社教”活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对打击贪污盗窃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将许多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全县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赴延安县参加省上开展的“社教”试点。运动中改变了原来依靠贫农协会的做法,一切由工作队主宰。“社教”工作队一进村就踢开队干部,访贫问苦,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产队组建贫下中农协会,生产小队建立贫下中农小组,农村的一切权力归贫协组织。先查封大小队所有账目,然后开始“四清”工作,用“找根子”“查三代”等办法,大搞逼、供、信。“社教”运动中,查出开“十边”地、包产到户的大小队干部4600多人,还有3人被判刑。收回耕地11万多亩,“十边”地1.43万多亩。还查出不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者。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要求“一分为二”地对待干部,尽快把大部分干部解放出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使运动中围攻干部的做法有所缓解。但“二十三条”把“四清”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助长了“左”的倾向,使运动进一步升温。佳县有19个公社召开了270次千人以上的斗争大会,声势之猛,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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