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肯定土地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严厉批评了土改的“左”倾错误。会议作出了坚决迅速纠正各种“左”的偏差的决定。随后,佳县县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慎重周密地制定了纠偏方案。对少数坏人利用土改乱打乱斗,造成严重后果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至1948年3月底,全县14个区、73个乡,除北六个区的23个乡因自然灾害特别严重未能进行土改外,其余50个乡都完成了土改任务。......
2023-08-24
人民歌手李有源唱响《东方红》 李有源,1903年出生在今佳州街道办事处张家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受尽了旧社会的剥削和国民党政府的欺压,一心期盼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早日当家做主。他多才多艺,爱唱秧歌、编民歌。
1942年冬,李有源经过广泛学习思考,用歌曲《骑白马》的曲调创作出了革命颂歌《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呼—嗨—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1943年正月,张家庄村秧歌队进县城参加演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当伞头,第一个唱出了《东方红》,受到广泛好评,很快传遍了全县。
到了冬季,为了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佳县组织部分因灾生活困难的农民准备移民延安开荒种地。李有源又为移民队编了一首《移民歌》,后两段是: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咱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呼—嗨—呀—
咱们的边区满地红。
移民队,下延安,
一定要开老南山,
不过几年再来看,
呼—嗨—呀—
尽是一片米粮川。
为了在边区唱响《东方红》,李有源又把《东方红》作为《移民歌》的第一段。1944年春,李有源侄子李增正当了佳县移民队副队长。将这首歌从佳县、米脂、绥德、清涧一路唱到延安。所到之处,《东方红》又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青睐,《移民歌》没有传开,《东方红》却在边区越唱越响,并传向各解放区。后来,经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者的加工整理,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东方红》。抗战时期,李有源还编了《交公粮歌》《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小剧目和民歌《边区办得呱呱叫》,在县内外广为演唱。
李思命与《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李思命,1891年生于佳县螅镇荷叶坪村一个一家三辈闹船的贫苦农民家庭,20多岁就跟着父亲从事黄河水运生涯,一年四季奔波于包头至禹门口的黄河水道,对奔腾咆哮、迂回曲折、地形复杂的黄河水路和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长期的流船生涯陶冶了他爽朗正义的性格,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惊险的流船生活、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古老动人的黄河故事和复杂的水路形象为他创作民歌《天下第一黄河九十九道湾》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1920年,在荷叶坪村的春节活动中李思命与张士铭演出《搬水船》,李思命扮演老艄公,他用搬船的亲身经历、高亢歌声唱道:
老艄公:(白)姑娘!你要坐船,我老汉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上,我就搬。要是对不上,我就不搬!
陈姑娘:(白)船工,请讲!
老艄公:(唱)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
几十几道湾上有几十几只船哎?
几十几只船上有几十几根杆哎?
几十几个艄公哟嗬来把船儿搬?
陈姑娘:(唱)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哎!
九十九道湾上有九十九只船哎!
九十九只船上有九十九根杆哎!
九十九个艄公哟嗬来把船儿搬!
演出后,村里人纷纷叫好,经同村的李韶华先生记录整理,《搬水船》词、曲从此基本固定下来,并很快在陕北和黄河两岸流传开来。1944年,延安鲁艺学院著名音乐家马可携同仁来佳县采风时做了详细记录整理,定名为《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新秧歌运动 佳县早期秧歌队中的各种角色多由男人扮演。秧歌队由一名伞头领着二十八名队员,伞头扮作紫微星,队员装作二十八宿星,俗称二十八宿星秧歌。每年正月和重大祭祀活动时借星宿神之威,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随着时间的推移,秧歌队员又多扮演小说、戏曲中的猪八戒、沙和尚、唐僧、孙悟空和秀才、书生、货郎、赌博汉、丑老婆、丑老汉等人物。
1942年,佳县秧歌队与县城八路军驻军秧歌队一起上街演出。双方秧歌队都有踩高跷表演者。佳县秧歌队的高跷2尺多高,表演者只是单调地随队扭走。而八路军秧歌队的高跷有5尺多高,表演者不仅随队且行且舞,而且还能表演一些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的节目,踩高跷者不时做劈叉、跨板凳、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观众趋之若鹜、赞不绝口,而佳县的高跷表演则相形见绌。这次闹秧歌结束后,“八路军高跷”秧歌就在佳县城乡逐渐流传开来。
在陕甘宁边区鲁迅艺术学院新秧歌的影响下,佳县秧歌队中的伞头也增加了象征工人、农民的两名手执镰刀、斧头的演员,其他秧歌队员也都扮成工农兵、干部等现实生活的人物,妇女们也成为秧歌中的主要演员。秧歌场上还演出宣传抗战的小节目,更赢得群众喜爱。
1941—1942年,县城居民自发地组织秧歌队宣传抗战,表演水平不断提高,秧歌场上演出的《瞎子算命》《兄妹开荒》等许多小节目,深受群众喜爱。1943年,在县委宣传部领导下,秧歌队的骨干演员组成业余剧团,其成员主要是城内较有文化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农民和城关完小学生。团长刘徐昌,导演贺登选。1944年,鲁迅艺术文工团和绥德专区文工团来到佳县,教演员学化妆、练唱腔、自制化妆品,并导演了《穷人恨》《二流子转变》《民兵偷枪》《夫妻逃难》等剧目,县业余剧团又自编自导自演了《金明寺捉土匪》等剧目,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觉醒与抗争,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1945—1946年,演职人员达到40余人。
晋剧在佳县传播扎根 佳县与山西仅一河之隔,但戏曲文化却相对落后。清朝末年,全县只有一个赛戏班,有演员10人左右,演出时虽穿戴传统戏剧服装,但只说不唱,乐器、道具极简。清咸丰、同治年间,晋剧在山西省各地盛行起来。民国年间,佳县沿河一带的村庄唱神戏、雨戏,为了显示虔诚和时尚,就邀请山西的一些戏班过来唱戏,晋剧很快在佳县传播开来并深受大众喜爱。
抗战时期,山西省被日军占领后,佳县人难得一见的不少晋剧名角,西渡黄河进入佳县。佳县大会坪村的钞老五乘机把这些名角招徕成立了高质量的戏班,在全县乡村庙会演出,宣传抗日。名角名剧空前绝后,戏班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往往剧终而观众痴等不散,晋剧名角也为之动容,经常加演剧目,尽显绝活儿,以回报观众。不久,木头峪青年也办起了晋剧自乐班。1940年,他们又置办服装、道具办起了乡村俱乐部。1942年冬,聘请山西的晋剧名师排戏。翌年,进县城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演出,受到好评。随后,俱乐部改称佳县文艺工作团(即后来的佳县晋剧团)。从此,晋剧在佳县扎了根。
民众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民国二年(1913),县教育会长公署科员阎保贤提出兴办教育、振兴佳县实业,倡导创办佳县乙种农业学校,并被省政府委任为该农校校长,成为佳县有史以来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校设修身、国学、算术、农业、蚕桑、制丝等科目。学生边上课边实习,学以致用,县府知事陈愈愚给阎宝贤题赠“热心实业”匾一块,以资鼓励。民国六年(1917),新任县长擅改学科设置,改变学校部分场所用途,不久又明升暗降阎宝贤为县保卫团团总虚衔,免去阎的校长职务,乙种农业学校很快倒闭。阎宝贤归隐不仕,回家乡阎家峁村办学,在周边地区培养出了一批新型人才。
1937年,县长邱象峰曾创办佳县民众教育学校,主要招收生活困难的贫困人家子弟入学,学制、课程设置同初等小学一样,书籍由政府免费供给。学校坚持爱国抗日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也培养教育了一批文化青年。1939年并入佳县高等小学。
1940年,陕甘宁边区为迅速普及国民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特颁布强迫教育条例,实行儿童免费教育,广设短期训练班,建立各种半日学校、冬学。
1942年,县上抽调一批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干部分配到各学校任教。年底,全县有18所中心小学、48所普通学校,全县共有小学教师81名(大专2名、中师20名、高中3名、高小26名,高小以下6名),各小学全部开设国语、算术、常识、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同时积极开展抗战爱国教育和训练。从该年起,党政机关先后选派10名教师去延安大学学习,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乌镇完小被边区政府评为模范学校,女校长曾铁代表学校参加了边区的劳模大会。
1943年4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将大多数甚至全部小学校交给地方群众办。为此,佳县县、区学校均设立了生产委员会,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促进了佳县小学教育的发展。
城关乡崔家河底村的崔成全(当时已在城关乡工作),积极倡导村内办学,组织村中有识之士成立学校董事会,创办了崔家河底村民办全日制小学,不仅村中98%的少年儿童都入了学,他还上门动员周边村的学龄儿童入学。为了筹集学校经费,崔成全将自家的25亩土地捐给学校,又修水地、开荒地,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种棉花、蔬菜,纺棉织布换取学校经费,开创了全县免费上学的先例。学校老师阎宝泰编了一副对联称赞“教育民众一家人互相帮助,学习生产两件事同样重要”,又加横批:“办好教育”鼓励。1944年,崔成全代表学校赴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接见,佳县崔家河底小学与延安杨家湾小学、米脂高家沟小学并列为边区三所民办模范学校。他还与其他老师合编了《夫妻识字》《军民联欢》《二流子转变》《越捞越深》等剧目到方圆四五十里的金明寺、当川寺等地演出,受到群众欢迎。1953—1957年,该校学生达400多人。从办学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间,崔家河底学校培养出学生千余人,分布在全国党政军等社会各界,崔家河底村也成为全县遐迩闻名的文化村。
1942年,在兴办学校教育之外,各级党政机关不断加强对农民的业余教育。各乡村普遍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和短期农业技术培训班。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冬学和扫盲识字,农民在农闲时节读报识字,学文化,既提高了政治觉悟,也掌握了科技知识。1943年起,全县农村普遍在冬闲季节举办扫盲学习和短期技术培训,通镇魏家坬村成为全县扫盲识字的模范。1948年,团县委号召创办青年读报组,开展扫盲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全县大部分村庄的青年人积极响应。其中朱官寨村青年团负责人苗植厚组织创办的朱官寨村青年读报组先后受到县、地、省的奖励,成为全县的表率。他们靠个人捐地种经济作物以换取买油、订报的经费,自己动手建活动室。他们不仅自己读报、识字,还组织全村人扫盲,并通过办板报和给《陕西日报》《绥德大众报》投稿,及时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农村新人新事。读报组活动不仅带动了全村的工作,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年轻人,村中有十多人先后被县、区、乡政府以文化人选用。到1951年,朱官寨村读报组学员发展到80多人。随着读报组人员的增多,读报组的活动范围内容也逐步扩大,分出通信组、识字组、生产组和文艺宣传组。宣传组负责读报投稿,识字组组织全村扫盲,文艺宣传组自编自演《夫妻识字》《不识字的害处》《变工队》《血泪仇》《小姑贤》等小剧及教唱《东方红》《保卫黄河》等歌曲到周边村庄、庙会、集场宣传,村风村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落后村成了全县有名的模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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