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东革命斗争纪实：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片段

方明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慈东区文化教育工作一直很重视，抓得很紧。小学教师队伍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

方明

抗日初期慈东区是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在慈东区力量很小，而且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中共慈溪县工委设在慈东区洋墅镇庆云小学内。县工委领导对外以小学校长、教师职务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在学生中实施教学与宣传抗日救亡相结合；在课余举办夜校识字班，招收学校附近村庄的农民、工人、妇女群众，免费识字学文化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抗战中期，慈东区抗日斗争形势出现新的局面。1941年宁波、慈溪相继沦陷。不久，我新四军三北游击队挺进敌后抗日，建立三北抗日根据地。为了斗争需要，我主力一部来慈东开辟游击区。慈东区东邻宁波，西靠慈城，宁波、慈城都有日军重兵驻守。慈东区是三北抗日最前沿的游击区。1942年9月，慈东区成立了我党领导的办事处，办事处是新四军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的派出机构，是行使区的新政权职能。中共慈东区委是稍后成立的，区委书记罗澄宇为办事处指导员，因为党的活动仍采用秘密工作形式。当时办事处党、政、群脱产干部不足十人。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区委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直接抓的，而具体工作由党员和党的发展对象，进步的青年教师去做。

慈东区敌情很严峻，周围敌伪军经常到慈东各乡抢粮作恶。慈东国民党土顽宋清云部不抗日专反共，对我办事处工作干扰破坏很大，有时甚至挑衅寻事，无故抓捕我工作人员。为了打击敌、伪、顽嚣张气焰，我三北主力部队常来慈东活动，有力地支持办事处的工作。

抗战后期慈东区对敌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区文化教育工作出现过低潮，但总的是一个大发展时期。1943年11月，土顽宋清云部，为了配合浙东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围剿，竟投靠日伪军，一手炮制“慈东事变”，捕我办事处工作人员、民兵骨干、农会干部、进步青年教师共计130余人，杀害20余人。区办事处被迫撤离慈东，党的活动转入地下，文化教育工作也处于低谷。

1944年3月，我新四军三北游击纵队主力部队粉碎第二次反共围剿后，抽调主力一部挥师慈东区，狠狠打击伪顽宋清云部，一连拔掉长石桥、庄桥伪宋据点，歼宋伪大部，镇压一批有血债的伪宋反共骨干，人心大快，从此打开了慈东的局面。那时慈东区办事处改名为庄桥区署，中共区委也公开活动了。区还成立常备队。常备队是区的地方武装，四五十人，十来支枪。区委、区署同常备队一起行动，每天换一个宿营地。主力部队不在时，常备队担负打击小股敌、伪、顽的任务。

抗战中期，我在慈东区当小学教师，在党的领导下做团结青年教师工作。抗战后期我参加区委工作，任区委宣传委员。据我回忆，抗战中、后期慈东区文化教育工作有几件事仍历历在目：

一是组织成立慈东区教育理事会。慈东区办事处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了团结、教育、发动各小学广大师生齐心协力，为抗日救亡工作多作贡献，决定成立慈东区教育理事会，制订了会议程序和选举方法等。1943年开春在费市镇养正小学，由江校长主持。江校长宣布开会后，接着请区办事处主任蒋志农讲话。蒋志农讲了抗日的时事形势和任务，讲了成立区教育理事会的意义和要求，并介绍如何酝酿协商五个理事的情况，对我方三个理事候选人的政治身份未公开宣布。最后用举手选举的办法产生五个理事。他们是蒋志农（区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员）、董学陶（应家培植小学校长，党的发展对象）、叶谦元（龙江小学校长，抗日初期曾在绍兴政工队入过党）、朱恒献（长石桥小学校长，国民党慈东区分部书记）、朱才章（更楼小学校长，国民党员）。

二是筹组读书会举办半月刊。区教育理事会曾在更楼小学开过一次会，我作为董学陶的助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商议成立读书会，筹办出版抗日救亡半月刊。半月刊名称叫《励志》，半月刊是更楼小学朱才章提出的，我们认为办刊的宗旨是宣传抗日救亡，名称不计较。会议商定读书会由董学陶理事筹办，半月刊由谦元理事主任主编。会后，董学陶和我利用时间到就近学校联系，就组织读书会征求意见，有志者就吸取入会。开始时附近六七个学校，只有十几个老师参加读书会。读书会以自学为主，内容选学《大众哲学》、《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读书会是松散的，参加读书会使大家受到教育，我们从中也交了一些朋友。《励志》半月刊办了两期就停刊了。组织读书会和出半月刊都在培植小学进行，这引起有些人的关注。培植小学共有四位教师，其中三位都是上海效实中学同学，都是“一六学会”的会员。“一六学会”是上海效实中学的进步的学生组织，会员在校中都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抗日爱国热情很高。1941年12月8日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效实中学因此停办。后来续办改名储能中学。“一六学会”会员先后离开学校奔赴抗日前线。一部分会员去苏北参加新四军，一部分会员来浙东参加新四军，一部分会员留在储能中学继续读书。来浙东以前，由“一六学会”宁波籍会员伍鹤先来慈东找到地下党蒋子瑛同志联系，建立沟通渠道，以后分批来浙东参加工作的同学，有的直接去四明山参加浙东纵队教导大队学习，有的参加慈东区委做群众工作，如宋养生、陈友刚（陈友刚是董学陶的亲弟弟）；有的当小学教师做团结青年教师工作，并以公开身份在党内外做联络工作。培植小学是一外联络点。当时县委书记金如山曾来过培植小学。区委书记罗澄宇、区委委员蒋子瑛多次来培植。民运同志陈友刚常来培植。董学陶于1942年下半年通过关系任私立培植小学校长。另外两位老师文明、孙丕鼎都是董学陶聘请的。

三是参加慈东区流动话教团工作。慈东区流动施教团是一个灰色组织，它成立于1943年秋。该团是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教育科督学忻天趣发起组织的。忻天趣本人出身贫寒，他自学成才，有一手好书法，他是小学教师起家的，后来成为学字号国民党员。他曾在镇海小港一个小学当教师，当时地下党员李长来也在该校任教，两人私交甚好。后来知道李长来是中共镇海县工委负责人，忻天趣曾说过，他对共产党是佩服的.忻是开明的国民党员。我认识忻天趣是在慈城普辿小学，我读六年级时，忻天趣是我的级任老师。他也是慈城人，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他的妻子竺琬琳在镇海清水湖小学任教，与我有半年的同事关系，我们相处很好，她既是我的师母，又是我的师姐。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向区委书记罗澄宇同志作了详细汇报，我们还建议，如果我们能到流动施教团去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利用流动施教这块牌子，可以广泛地开展团结青年教师工作，为抗日多作贡献。区委罗书记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认为可以利用流动施教团这个组织，派人进去工作。他同意派董学陶、叶谦元、文明三人前去。其中两人是教育会理事，一个与忻天趣有师生关系。经过走访忻天趣，表明我们有意参加流动施教团流动工作，忻天趣非常乐意聘我们三人为施教团干事。忻天趣聘庄海萍担任施教团团长，庄海萍是骆驼桥钟毓小学校长，与忻天趣很要好，也是开明的学字号国民党员。我们三人与团长相处十分融洽，谈起来也很投机。这样我们利用机会到各乡镇学校活动，广交朋友与我们一起为抗日救亡工作出力。洪塘小学是慈东区有名的中心中学，教员师资比一般小学高，大都是普师毕业，个别教员具有大学学历。校长洪伟与我们施教团关系不错，我们常到那里去工作，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5年初，他和庄桥镇长钟一棠，同被推荐为庄桥区人民代表，去梁弄参加浙东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正式产生浙东抗日根据地最高行政机构——浙东公署。

1943年11月，国民党慈溪县土顽宋清云发动了“慈东事变”。在事变前夕，区委书记罗澄宇在应家培植小学附近活动。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劝他迅速转移三北根据地。我帮他化装成农民模样，我以流动施教团干事身份掩护他转移。我们两人一前一后，我在前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趁着夜幕降临，离开应家。我们径直向东走，经更楼到团桥，团桥是我熟悉的一个地方。前几个月区委交给我一个向导任务，要我过姚江南岸一个村庄找到三支队，见到蔡群帆支队长，钟发宗政委。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以后三支队渡姚江由我带路到慈东。当晚部队宿营地在团桥柏里方一个大村庄内。次日，部队开进时在骆驼桥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个遭遇战，在长石桥横扫土顽宋清云部，然后向北去三北根据地。另外，团桥柏墅方我有一个同学叫方之拯，他家住在那里。方之拯的妹妹是进步青年，同我们有联系。我们在团桥方之拯家逗留一会，吃了晚饭继续赶路。穿过骆驼桥、长石桥间敌伪封锁线，向北从河头过上擦过，经横溪翻山越岭，直至拂晓，安全到达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所在地洪魏。稍事休息，吃罢早饭，我询问罗澄宇同志，我回去怎么办？他告诉我：“你回到慈东去仍以流动施教团身份开展工作，我们会回来的。”当天上午我从原路返回慈东。路经长石桥镇碰上宋部岗哨，问我做什么的，我以流动施教团的身份避开盘问，黄昏时赶到费市应家培植小学。校工叶林神色慌张地对我说：“方老师你怎么还在这里，赶快走！昨晚我校三位老师陆少群、张天明和杨传业已被宋部抓去，也要抓你呢，你快走吧！"我急忙离开，当晚直接到宁波市内董学陶家，董要我到王先生处暂避。王先生与董学陶有亲戚关系，王以前是培植小学校董，在宁波开有一个商行。董介绍我到王的商行内暂住，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来驻守宁波伪十师出布告，凡通新四军者杀！王先生劝我避一下。我考虑还是到镇海沿海小镇湾塘小学找忻天趣。忻兼任湾塘小学校长。忻天趣留我在那里，并说待抓人风声过去后再返回慈东工作。据了解培植小学被抓老师是忻天趣保释出来的。

四是筹组慈东剧团演出《家》。当慈东局势稍为“平静”一些时，1943年12月我随忻天趣老师回到慈东骆驼桥。骆驼桥位于镇海与慈东交界处，是进退两可的地方。我同忻天趣住在一起，这样更安全，活动也更方便。在骆驼桥住处我见到了流动施教团的庄海萍团长。庄是骆驼桥中心小学校长。忻天趣、庄海萍帮我在骆驼桥钟毓小学找到挂职的教师位置，使我有一个落脚点。我当时失去党的领导，就按区委书记罗澄宇同志在洪魏分别时对我讲的一番话去做，就是利用施教团的身份继续做团结青年教师的工作。我一方面密切关注我们部队和区委什么时候打回来，一方面以流动施教团和钟毓小学老师的名分去附近长石桥活动，那时结识了一些朋友。有一位姓邵的教师对演话剧很有兴趣，我们就谈起巴金的《家》很有意义，邵老师自告奋勇当导演，于是积极编剧，找演员，对外称业余的慈东剧团。排演多次后，决定在洪塘小学首演，由我负责同洪塘小学洪伟校长联系，洪校长答应愿尽全力协助首演成功。演出时洪班塘附近的学校老师和一部分学生前来观看，反映很好。对青年教师和学生反对封建官僚统治投身革命很有启发作用，我饰演觉慧一角。

1944年3月，浙东纵队主力打回慈东后，我迅速找到区委书记钟林、区长黄玉平，我作了自我介绍，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工作。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并指示我把分散在沿山文溪乡的董学陶、叶谦元找回来，同时要我写一份自传交给钟林。我写好自传上交，不久钟林找我谈话，经慈镇县委批准，宣布我为中共党员，候补期一个月，入党介绍人为钟林。由于我不宜再在教师岗位上工作（外界传言我是红心白萝卜），同时也是工作需要，入党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区署财经指导员。这前后叶谦元改名为叶鲁风，被任命为区署文教指导员，董学陶改名董思林，稍后任命为区署文教指导员，接替叶鲁风的工作，叶鲁风改任副官，主管敌伪军工作。1945年春我改任区委宣传委员兼区常备队政指。

五是从小学教师队伍中培养干部苗子。为了大发展的工作需要，庄桥区急需充实干部。1944年秋，在区委直接关心下，从小学教师队伍中，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分子，分三批保送到四明山根据地梁弄鲁迅学校培训。第一批十余人由区教指导员董思林、叶鲁风带队，学习三个月。毕业回来经区委考核，全部吸收为区里脱产干部，他们有的分配做民运工作，有的做行政工作。第二批、第三批各十余人，毕业后大部分被吸收参加工作。

另外，在1945年6月，区委在大隐举办一次有二百余人参加的全区小学教师暑期学习班，时间半个月。区委直接领导这个学习班，具体由区委宣传委员、区常备队指导员方明和先后任区文教指导员的叶鲁风、董思林、王棣荣共同组织实施。学习内容有中央有关整风文件、浙东区党委有关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学习期间，区委书记蒋子瑛、区长黄玉平向大家讲过话。学习班结束后，有80余名小学教师报名愿意参加区署征粮工作队。庄桥区共有13个乡镇（包括新开辟的赭浦、黄思江中三个乡），每乡由民运同志或区署干部带队，各率四五个小学教师参加征粮工作。那时候庄桥区有脱产和不脱产干部几十人。1945年10月庄桥区奉命北撤的脱产干部只有15人，其中小学教师出身的有9名，占总数的60%。北撤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回家自找出路。抗日战争中、后期，庄桥区文化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小学教师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小学教师队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观望、同情到积极参加工作。

曾任庄桥区委书记的钟林同志曾这样说过：我在庄桥区工作依靠小学教师出身的人当骨干，以前在三北工作依靠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当骨干。前不久，我们干休所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我又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实际，回想六十年前我成长的过程和所做的工作。使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启示，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写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