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东革命斗争纪实：腥风血雨的日子

张素兰口述 李华芳整理

离宁波江北岸约十里路，有一个小村庄，叫杨家，一条狭窄的人工小河把杨家分成河东和河西。河西有十四五户人家，而河东只有一个大院，里面居住着七八户人家。其中有一大富户，名叫杨河清。他既在上海经商，又在杨家种了七卜来亩田，家中长工、忙月、佣人一大堆。我的丈夫李信渭就是这一大堆人中的一个。他从十八岁起，就在杨河清家做工，到二十八岁，和我结了婚。由于他勤劳、厚道、待人大度，件件农活得心应手，颇受老板的器重和长工们的尊重。我虽然也是一个佣人，但因为与李信谓是夫妻关系，亦受老板和长工们的厚待。

1937年，杨河清在上海的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他没有精力顾及乡下的农事，就把全家老少都接到上海去了。临走前，他对我丈夫说：“阿渭，你在我家也有十多年了，你做事我很放心，我想把这些田交给你种，我每年来收一次租谷，你看如何？ "我丈夫一时没有答应，怕这么重的担子挑不动。杨说：“你考虑考虑，过两天给我一个回音。”阿渭与我商量这事，我们还是答应了。

杨河清非常高兴，他说：“后面的房子我关上了，前面的这些小屋盘给你们好了，连牲畜、家具等在内，算四万斤谷。这么多谷你一下子也拿不出，待种上谷来每年给我一些，分几年还清好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和长工们向来兄弟相称，大家齐心协力，几乎年年丰收。这样，没有几年，就把谷还完了。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当时，杂牌军很多，有宋部（宋清云）、姚部（姚华康）、俞部（俞济民）等等。他们与地方势力纠合在一起，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敲诈勒索贫苦农民，甚至掘坟盗墓，抢收抢粮，抓壮丁，无恶不作。即使是丰年，也弄得农民糠菜半年粮。歉收年头，更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杨河清财大气粗，背景靠硬，对杨只有奉承阿谀之辈，岂有敲诈勒索之徒？后来他们知道杨河清的田已经租给我们种了，就不择手段向我们要钱要谷，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自1941年起，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之机，联合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我的大兄突然从温岭老家逃到我处，一见面便声泪俱下，诉说日本鬼子在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房屋被焚烧一空，亲友四处逃命，惨不忍睹。我母亲因思念儿女，日夜啼哭，虽保住了老命，却哭瞎了双眼。我目睹国耻家仇，破碎江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只能徒叹奈何！

在我家的斜对面，有一户姓孙的邻居。他的大女儿在洪塘医院学医，年约十七八岁，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洪塘医院地下党小组的组织干部，名叫孙吟娟。她经常到我们家来坐，起先只谈些生活琐事。渐渐地，她发现我们对社会有诸多的不满，对日本鬼子恨之人骨，便开始向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要我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与恶势力展开斗争。

1943年2月，他带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叫陈友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女的叫田丰，是地下党组织派到这里来搞民运工作的。他们以买卖余姚布的小商贩身份去各村各户串门，晚上投宿我家。他们一边宣传革命，一边着手组织自卫队和妇救会。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杨家也组织起自卫队和妇救会。除杨家外，还有临近的谢家、朱红、后陈等自然村的贫雇农民也参加了自卫队和妇救会。我的丈夫李信渭当了自卫队队长，我参加了妇救会，孙家宏达小学校长蒋志农（1936.8—1939年底任河头西经堂党支部书记）的妻子徐志华任妇救会会长。

有了党的领导，有了革命组织，我们就开展了与地方恶势力的斗争。当时我们家一带抓壮丁成为恶势力搜刮农民的最好的手段之一。他们知道男丁是庄户人家的财宝和生活的唯一依靠，于是，他们以收取每个男丁三千斤谷的代价来换取壮丁，再随便抓一个雇工，特别是外地雇工来充数。没有成年男丁的家庭，则要以每亩地十到三十斤谷缴付壮丁费，这些钱大都落到他们的腰包里，搞得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民怨声载道，恨之人骨。我们自卫队就从这里着手，与伪保甲长、财主地痞等恶势力展开斗争。由于雇工们都在有钱有势的地主家里当长工，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探察到他们的动向。自卫队员们每天晚上都到我们家里来集中，看起来好像串门、闲聊，实则是汇报情况，商量对策，统一行动。第一回合就是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拒交壮丁费。保长等人到哪家发难，自卫队员们便纷纷奔到哪里，揭穿他们的不良居心。我们家里的雇工、自卫队员夏新根（后来是共产党员），身强力壮，与恶势力斗争时，毫不留情，毫无畏惧，对恶势力造成很大威胁，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他们非抓不可的重点对象。他们白天不敢抓人，半夜来取夏新根的热被窝。第二天，我们就组织自卫队员和妇救会一起，去保长家要人，搞得他们不得不当场放人。从此，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抓人，随便摊派壮丁费了。

这一回合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自卫队员的士气，也扩大了自卫队在群众中的影响，狠狠打击了地方恶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的行径，使劳苦群众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与恶势力斗争才有活路。自此，参加自卫队的劳苦群众愈来愈多。后来，自卫队扩展为自卫中队，李信渭任中队长。

在第一回合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了第二阶段的斗争，这就是要求减免不合理的负担。在旧社会，种田人是“靠天吃饭”的。遇到天灾，颗粒无收，却是财主们发财的大好机会。他们趁农民撤不起租，就在租上加息，息率由他们定，本息相滚，搞得农民几辈子都还不清债务。其他还有人丁税、田亩税、抛青苗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自卫队联合贫苦农民，拒缴租息，按照党的指示，提出“二五减租”。财主们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有所让步。接着，雇工们团结起来响地主提出增加工钿的要求，如果不答应，就进行罢工。季节不等人，地主无可奈何，经过讨价还价，增加了一点工资。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敌伪军狼狈为奸，对三北地区连续发动了三次“扫荡”，他们修建公路，建立据点，封锁姚江沿岸，对我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乡”。同年冬，敌伪进而“扫荡”四明山区。

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愈演愈烈，日伪“清乡”更加疯狂，从“扫荡”到“蚕食”，步步紧逼。地方恶势力也磨刀霍霍，配合日伪向革命群众开刀。农历十月上旬，宋部（宋清云部队）也向我地下党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一夜之间，逮捕我革命干部、群众130多人。

农历十月十二日晚八时左右，伪保长杨瑞卿带了宋部来杨家抓人。经过几年的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党组织遵循党中央“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早有所准备，大部分同志已经隐蔽，只抓走了李信渭第二天我跑到洋墅镇公所找到镇长陈卫正一问，他说还没有解出。我对镇长说：“阿渭一字不识，是个厚道人，只哓得种田，从来不会做坏事。”他说：“不做坏事怎么会被抓来？”我说：“他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们来要钱要谷，有时跟他们顶撞。他们曾说过‘要给他吃一点苦头’，这次就是给他吃苦头的。”他说：“听说他组织了自卫队，听从三五支队指挥。“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三五支队，八五支队，我们种田人晓得什么？ ”镇长不说话了。我想，他们一定没有掌握证据。于是我说：“我要找人来保。”他说：“要保可以悌一，要寻可靠的保人；第二，要交保金；第三，要解散自卫队。”我说：“保人肯定是可靠的，保金最好少缴一点，自卫队本来就是没有的。“镇长说：“快去找保人，越快越好。”

因为阿渭人缘很好，洋墅镇上的老板都愿意作保。我寻好保人，把保单和钱拿到镇公所，阿渭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阿渭放出以后，日、伪“清乡”势头更高，成立了“维持会”，发放“良民证”，网罗地痞流氓，组织“别动队”，抢粮、派捐、抓壮丁……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对我们的怀疑，只是没有抓到证据而已。他们不但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监视，反而在与我们一板之隔的恶霸杨德顺家里建立了“剿共救国站”，宋部手下的一个安徽人，年约40岁，名叫周青的任剿共站站长。

这次大逮捕，我很担心吟娟的安危，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四处打听，也不能到洪塘医院去探视。

一天夜里，吟娟偷偷地来到我家。见到她，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下了。吟娟对我说：“我藏在你家的一只小箱子赶快转移到外面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抄你的家。”说完后，她就匆匆地离开了。第二天天蒙蒙亮，阿渭挑着一担雪里蕻到河里洗，把小箱子放在菜箩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趁机把小箱子埋在河边坟地里。

11月12日傍晚，也就是阿渭第一次被捕一个月后，剿共站长周青带了兵丁再次把李信渭抓去。正当我心急如焚之际，又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大吃一惊——是妇救会长徐志华。我一把把她拉进屋里，对她说：“阿渭前脚刚被宋部抓去，你后脚就来了，要是早一步，也要被抓去。现在这么危险，你还会来！”她说：“一个月前的那次大搜捕，我和蒋志农双双脱险，逃到奉化松岙。天这么冷，想来家里拿几件换洗衣服，没想到这时风声还这么紧。我是不能回家了，只好到你家里来过一夜。”于是，我把她藏在谷仓的夹缝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叫夏新根把她送到奉化去了。

第二天傍晚，夏新根刚从奉化回来，正和邻居杨银堂说话，几个宋部士兵闯了进来（宋部不认识夏新根），问杨银堂：“夏新根住在哪里？ ”杨银堂一看苗头不对，就说：“在里面。”宋部士兵往里走去，杨银堂示意夏新根赶快逃走。夏新根拔腿就跑，在草舍棺材缝里藏到下半夜，看看没有动静，就逃走了。

此时，我只好抛下四个孩子，为营救阿渭而四处奔波。其时，最大的女儿才九岁，最小的不到两个月。

13日，剿共站长周青又抓去了我家的唯一帮工——潘小农。他们要小农招供与李信渭有往来的人，平时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小农说：“我只管干农活，什么事都不知道。”周青说：“你不说要吃苦头的。”小农说：“不知道叫我怎么说？打死我也没用场。”周青就命令他的部下，把小农按倒在明堂里的石板地上，用毛竹扁担往死里打。一边打，一边问：“你说不说？不说，今天你就死在这里了！”扁担打断了好几根，而小农说的还是那句话：“我不晓得。”周青叫手下把小农拖到东墙门外的高地上——那是一块很大的坟地，用驳壳枪抵着小农的脑袋说：“说不说？不说就打死你！”小农还是摇摇头。周青没有办法，把小农丢在那里走了。

待周青走后，邻居把小农抬到我的屋里躺着。

14日夜，我从外面奔波回来，家里一团漆黑，我想点灯，小农小声地说：“不要点灯，不要点灯！”小农躺在床上。我说：“怎么啦？又出什么事了？ ”小农说：“周青白天来抓你好几次了，你不在，把我抓去打了一顿，要我说出你到哪里去了，阿渭哥与哪些人来往？我不说，他们就把我打得要死。刚才，伪保长杨瑞卿在隔壁说，小箱子拿到了，物证人证俱在，连口供也不必问了，只要一个一个抓来杀好了。你快逃，被抓住就没命了。"我知道，小箱子的事是暴露了。但我不知道小箱子里到底放了些什么。

这时，我也顾不了自己的安危，首先想到的是要去通知孙吟娟，叫她通知其他同志立即逃走。

夜特别地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或许由于紧张，走的又是田间小路，不敢走大路，只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匆匆忙忙地赶路，直到天蒙蒙亮，一辨别方向，才知道自己只在坟地里兜圈子，离洪塘医院还有五六里路。我想，白天我是不能到医院里去的，说不定宋部正等在那里，我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想到还是到离医院一里路的吟娟舅母家里去。到了舅母家，我叫她到医院打听消息，我在她家等着。过了一会儿，她来了，她说她见到了吟月（吟月是医院院长），吟娟已经不在医院里了，叫我放心好了。并叫我避避风头，住到她那里去。

得到吟娟安全的消息，我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舅母说：“你还是住到吟月那里去吧。"我说：“吟娟安全了，我也放心了。我得回家去。阿渭生死不明，还有四个孩子没有照顾，小农又被打伤躺在床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 ”于是，我拼着一死的决心，回家去，生死由命，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看见剿共站长周青和两个七兵押着阿渭到骆驼桥宋部去。我顾不了一切，上前与阿渭打招呼。奇怪的是周青并没有抓我。阿渭对我说：“我这次被抓去，是不能活着回来了。家里的孩子靠你抚养了，你把孩子养好，别再为我操心。”说完，他就匆匆地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泪水不断地落了下来。我想，难道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几个熟人走了过来，说：“这次阿渭哥性命难保了。你得赶快想办法呀！"我如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想。一个乡亲提醒我，快到赵家央求七公公去。经他一提醒，我似乎在朦胧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据说，七公公赵家荪是蒋介石的先生，他保释过不少地下工作者。这才使我想起杨河清在乡下时，经常差阿渭到七公公家去送礼。七公公对阿渭印象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一个好心的叫颜定富的乡亲，告诉了我：“我认识他的家，我陪你去好了。”我们急匆匆地绕小路向洪塘方向往回走。在一个四岔路口，又与押解阿渭的周青碰上了（他们走的是大路），周青老远就向我招呼。颜定富在我后面，一看情况不好，他在后面对我说：“周青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不认识我。我走了。”我说：“知道的。”定富往另一方向走了。周青追了过来，他说：“刚才在你后面的是什么人？ "我说：“不认得。”他说：“你真的不认识他？ ”我说：“我自己心里都烦死了，还有闲心思管别人的事？ ”他说：“你怎么不回家了？现在到哪里去？我说：“我想去给阿渭想办法。”他说：“你老早就该想办法了。”我一听，还有希望，就说：“周先生，你有啥办法吗？ "他直截了当地说：“你肯花钱吗？ ”我说：“要多少钱，只要能救人，我典典当当也要想办法。”他说：“你能出多少钱？ ”我说：“两万。”他说：“两万不够，我还有几个弟兄呢。”我说：“你说多少？ ”他说：“三万。”我说：“三万就三万，我倾家荡产也要兜拢这笔钞票。”他说：“还要保人。"我说：“保人我去找。”他说：“你到哪里去找？”我说：“我到洪塘去找。”他说：“我也到洪塘去了，我们一起走吧。”他叫两个士兵把阿渭先押到洪塘镇公所去，不去骆驼桥了。

在路上，周青对我说，他要到洪塘医院去。我心里一阵紧张，以为他又要到医院里抓什么人。我故作镇静地问他到洪塘医院去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日记本说：“这是洪塘医院孙吟娟写的日记。”一听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因为吟娟已不在医院里了。

我跟着他到了洪塘医院。周青把吟娟的日记本狠狠地甩在吟月的写字台上，叫她看。吟月一时转不过弯来，我赶紧对吟月说：“这位周先生很好，是有意要帮我们的忙，他要救阿渭的性命。吟娟年轻不懂事，不知道在日记本里乱写了些什么，写出祸水来了。”吟月一听，立即堆满笑脸，说：“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马上倒茶让座，热情招待。周青对我说：“你先去写好保单，我在保长家里等你。”

我找到七公公，对他说：“阿渭要被杀头了。”七公公问了我一些情况。我说：“现在周青愿意帮忙，但要钱和保人。钱我自己想办法，保人只好来求你了。”七公公立即叫来手下人，要他陪我到洪塘蜡烛道去盖印。到了那里，老板二话没说，就盖了印。我谢过七公公，立即把保单拿到保长家里，交给周青。周青收了保单，问我是否回家。我说：“到洪塘医院去吃晚饭。你一起去吃好吗？”他说：“也好。”我说：“我先走一步，叫她们多烧几个菜。”我急急地来到医院里，告诉吟月，周青要来吃晚饭。吟月的堂妹月英说：“怎么能叫这种人来吃饭呢！“吟月说：“我们的人在他的手里，是死是活全凭他的一张嘴。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特意要请都请不来，千万不能错过机会。”

晚上，他果然来了。我们殷勤招待，拼命敬酒。当他有几分醉意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放在一旁的一叠材料和几封信拿过来，对他说：“周先生，这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他说："这封信不能看，别的你们去看吧。”我说：“看看也没啥关系。”顺手拿过那封他不让我们看的信。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封信是他写给宋部的，信里说：“共匪李信渭，组织自卫队，煽动民众，抗租抗捐，危害民国，罪证确凿，非杀不可……”另外两封信的内容和措词基本相同，盖的是镇长陈卫正和副镇长谢继善的大印。我看过后，周青把信收了回去。吟月说：“周先生既然帮忙了，这信留着也没有什么用了，烧掉算了。”周青说：“我这封可以烧掉，其余两封不能烧，烧了我不好交差。”吟月当即把周青的信烧了。

我们继续轮番向他敬酒，说他年轻有为，办事能干，有魄力。镇长、保长哪能与他相比，说得他如坠云雾，他的醉意更浓了。吟月说：“其实，镇长、保长还不是都听周先生的一句话……”周青醉眼蒙眺地说：“话……话可不能这样说，他们是地头蛇，我顶多是只下山虎。俗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我也得罪不起他们呀。”吟月说：“虎总是虎，犬总是犬。虎有虎威嘛，犬算得了什么？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有枪便是王嘛。周先生有这么多弟兄，还怕他们不成？ ”周青“哈哈”了两声。我趁机说：“周先生帮忙帮到底，我看这两封信也烧了算了，日记本也不要交上去了，上面什么都不知道事情反而好办。”周青说：“日记本不能烧掉，上面已经知道搜到东西了，要我马上送上去。”我说：“那么把信烧了。”周青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吟月马上把信拿到蜡烛上点燃了。

吟月说：“周先生，要么这样，你把日记本借给我一天，我明天晚上八点前一定送到阿姨（指我）处，你到她家里去取。”说罢，当即给周青递去三千元钱。周青说：“可千万千万不能失约呵！否则，我的性命就没有了。”吟月说：“你性命没了，李信渭还会有性命吗？ ”

当晚，周青到洪塘保长家里过夜，我就住在医院里。

第二天，周青自己到骆驼桥宋部处汇报去了，把阿渭放了。阿渭来到医院里，我是又惊又喜。我对阿渭说：“你先到宁波躲几天，不要回家了。镇长、保长都认为非杀你不可，这么快放出来，他们又要动坏脑筋了。”于是，阿渭就直接到宁波我的义父母家避难。我即回家筹办那三万元储备钞票。晚上六时许，周青来到我家，对我说：“好危险，上面要我把小箱子交上去。我说小箱子里是一些手写的东西，李信渭说他不识字，怎么会写东西呢，小箱子肯定不是他的。李信渭说是公报私仇，有人栽赃于他。我看看问不出什么，先把他放了。反正拿到了证据，还可以抓的。上面说，据说还有一本日记本。我说，我看看没有什么花头，就没有带来。他叫我明天把全部东西交上去。"我说："这次全靠周先生帮忙，真是感激万分。“我请他坐下，忙倒茶递烟。我说：“我去烧饭，你在这里吃饭好了。”我匆匆地炒了几个菜，烫了一壶酒，让他慢慢地喝着。

到了七点多，还不见吟月来，他开始不安起来，酒也不喝了。他说：“如果她不来，明天我只好代你们去杀头了。"我说：“你放心好了，你为我们担了这么大的风险，我们怎么会害你呢？她一定会来的，现在还不到八点钟。”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连续不断地抽烟。“滴答滴答”的摆钟声让人心烦。

八点钟，吟月准时来了。周青说：“你要是不来，明天我要被杀头了。”吟月说：“性命攸关的事，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呢？我们交个朋友，将来也好有个照应。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哪里还好意思牵连你呢？ ”

周青接过日汜本和别的资料翻着，看看内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把"三五支队不久要消灭宋部”等过激的语句及吟娟等同志的名单去掉了，可是觉得日记本太新。我们说，你可以说日记本外面用许多纸包养，保护得很好。他听听也有道理，继续喝了些酒，我把三万元钱交给他，他就走了。

几天后，看看没有动静，我就叫阿渭回家，准备把家里的牲畜等东西卖了，离开杨家，到别的地方去。

伪镇长、伪保长见阿渭没有被杀头，又回来了，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周青做了手脚，于是瞒着周青，联络宁波的伪第十师（伪师长谢文达），布下天罗地网，不许任何人到我家来，因此，东西也卖不出去了。

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由伪第十师出面，将我丈夫李信渭第三次逮捕，关押在洋墅镇公所。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伪保长杨瑞卿家的长年——自卫队员颜章青，因为颜章青曾代李信渭去慈溪龙山开农代会（开农代会时，李信渭正好发高烧）。二十七日，又将我逑捕。我们三人被一起往宁波方向押解。在路上，每到一处坟地，颜章青就以为要把我们枪毙了，可荷枪实弹的伪兵并没有动手。到了烧皮厂附近，颜章青忍不住了，问带队的：“先生，要把我们解到哪里去？”带队的说：“到师部去。”并指指阿渭：“他这次去性命难保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在三人中，只有阿渭戴着手铐。”

我们被解到伪军第十师师部效实巷的效实中学内。

到了伪第十师，阿渭和颜章青先被提去审问。追查参加过哪些活动，有哪些同党，农代会开些什么东西，有什么任务，哪些人是农会会员，谁是领导人……阿渭和颜章青一口咬定自己只晓得种田，阿渭只承认顶撞保长是有的，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俩被拷打一顿以后，关到男牢里去了。在牢里，阿渭被认为是重犯，始终戴着手铐。后来提审我，我说，我要烧饭喂猪养鸡养鸭，还有这么多孩子，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去管别的事。镇长、保长三时八节到我家来要谷要钱，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谷白白地被他们拿去，我很生气。后来他们来拿，我叫阿渭不要给他们。他们说：“蜡烛，不点不亮！弄点生活给她吃吃会晓得。,'就把我们抓来了。军法官见我没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命令手下用方木板打我的手心。说：“你不说实话，就把你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打断。”打了还问，问了还打。我忍着疝，就说是镇长、保长报复我。他看看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关到女牢里去了。

从此，我和阿渭天各一方，见不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起外面的同志不知是否安全，阿渭、章青现在在哪里，四个孩子是否有人照料……

在女牢里，有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这么冷的天气，她没穿袜子，只穿一双单带布鞋，上身穿一件阴丹士林旗袍，外罩一件毛线衣。她问我为什么被关进来。我看这个姑娘很天真.就说：“我被别人冤枉是三五支队，被抓了进来。"她说：“你是洋墅人，一定知道蒋子瑛，他有没有被捕？ ”我说：“他是你的什么人？ ”她说：“是我的亲哥哥，我叫蒋珠凤。"我说：“慈溪一带谁不知道蒋指导员（1945年10月任慈镇县特派员，同年10月22日牺牲）？他没被捕。”她听了很高兴，就说：“再过几天我可以出狱了。"我说：“你出去后准备到哪里去？"她说：“我回庄桥家里去。”我说：“你庄桥已经没有家了。这几天外边风声很紧，你不能去，去了说不定又会被抓进来。”她发愁了。我说：“你还是到菱池街23号去找我的义父母吧，你说是张素兰阿姨叫我来的，他们会收留你的。”后来知道，她出狱以后就住在我的义父母家里。

自从我们被捕以后，外面的同志也非常着急，紧锣密鼓地设法营救。吟娟经常到我义父母家里去，利用我义母探监的时候向我传递信息。后来吟娟知道蒋子瑛的妹妹住在我义父母家里，她就设法与蒋子瑛取得联系，使他们兄妹团聚。蒋子瑛也通过吟娟向我的义父母及我表示谢意。

伪保长勾结伪第十师把我们逮捕以后，则是弹冠相庆，大摆宴席。邀请镇长、甲长在家庆功。颜章青老父闻声赶去，跪在他们面前，恳求把儿子放出来。他们只顾吃喝，不理不睬。颜章青老父跪了一天，磕了千百个头，并未赢得他们的丝毫同情。老人家回到家里以后，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其时，颜章青还关在牢里。

我们被捕后，家也被查封。四个孩子被逐出家门。当时，大女儿才九虚岁，二女儿六虚岁，儿子四虚岁，小女儿才两个多月。伪保长杨瑞卿扬言：共匪后代，要斩草除根。并威胁乡亲们，谁收留这些孩子，谁就是通共，也要杀头。四个孩子无家可归，无人照料。寒冬腊月，命在旦夕。小女儿因无奶喂养，躺在石阶墩上被活活冻饿至死。

在离杨家不到两里的后陈，那里住着李信渭的二哥（大哥早亡），他叫李信友，是李家唯一的亲人。二哥是一个忠厚善良、胆小怕事的人，平时只顾种田，逆来顺受，从不与邻里纷争。这次听到我们被捕，孩子无人照顾，他也不敢出面，直到听说我小女儿被活活饿死，他才硬着头皮把剩下的三个孩子领去抚养。保长杨瑞卿得知后，派人把他叫去，威胁说：“你抚养共匪的下一代，是不是也想坐牢杀头？ ”二哥跪在地上，向杨瑞卿频频叩头，苦苦哀求，希望给无辜的孩子留一条生路。村里几个胆大的老人也纷纷说：“我们都要吃子孙饭的，留条尾巴掸掸苍蝇，事情不要做得太绝，积点阴德总是好的。"我二哥又给杨瑞卿四百斤谷，他总算“手下留情”了。

我二哥被这一吓，当夜就发高烧，卧床不起，足足病了两个多月。再加上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被敲去四百斤谷，又增加三个吃口，还得时时提防孩子的安危，使他日夜十分紧张。他经常半夜起来摸摸米缸，是否有米，是否会饿着孩子。他决不让孩子离开墙门一步，深恐遭遇不测。好心的二嫂待我的孩子跟亲生的一样，温饱冷暖，全由她操劳。

我们女牢有一个小窗口，我常常会下意识地长时间站在窗口里向外张望。大约是我被捕的第26天，我突然发现阿渭从男牢方向出来，向大门方向走去，还有一个人陪着他。我惊喜万分。我想，一定是有人来救他了。第二天，军法官把我叫去，向我宣判，我被判徒刑两年六个月。宣判后，我被关到小校场看守所。到那里后，第一个来探监的竟是阿渭！他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党组织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我们。后来，还是吟娟恳求七公公帮忙，七公公亲自给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写了一封信，谢文达出于无奈，说死罪好免，活罪难免。李信渭被驱逐出鄞、慈两县，限在五天内离境，否则，在哪里抓住就在哪里枪决。阿渭问我判了几年，我说判了两年六个月。我问他，你准备到哪里去，他说先到镇海县避避再说。从此，我家真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以后，阿渭就在镇海给人家做短工。

阿渭从此隐姓埋名，有家难归。他特别思念几个幼子弱女，更担心其他同志的安危。白天忙于打工倒还可以，一到夜深人静，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牵肠挂肚，彻夜难眠。

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晚上，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冒着危险，摸到二哥家里，来看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他轻轻地将孩子一个一个叫醒，他多么想看看孩子的面容，但是不能，因为不敢点灯。三个孩子听到父亲的轻轻呼唤声，个个惊喜万状，轻轻地叫着“爹爹，爹爹”，依偎在他的身旁。阿渭抱抱这个，抱抱那个，直到三更。二侄催促道：“快走吧，天亮了被他们看见了不但你没命，我也要没命了。孩子在这里你尽管放心。以后不要再来，性命交关。”阿渭向二哥二嫂千叮咛，万托付，强忍悲痛，依依不舍，消失在漆黑的雨夜里。外面是哗哗的雨水声，里面是呜呜的啜泣声——孩子离开父亲时的悲怆。

第二天，有一个邻居看见二女儿眼睛红红的，就问：“你哭过啦？为什么哭？ ”二女儿说：“没有，我眼睛里扬进灰尘了，用手揉揉眼睛就红了。”就这样搪塞过去了。

此后，孩子们盼着天天下大雨——下大雨爹爹就可以来了。可是，爹爹不能常常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过早地饱尝着生离死别的苦痛，饱尝着遥遥无期的期待的心酸和焦虑。

1944年，国共关系开始缓和，同年4月，我和10个男难友（他们都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到伪第十师军法处，军法官对我们说：“接到通知，要释放一批政治犯，你们这11个人是这批释放的对象。你们出去后，不许再有活动。若再活动，逮捕后就是死罪。”训话后，又把我们押回小校场看守所。又过了两天，把我们11个人放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颜章青也被判了两年六个月的徒刑，可以取保。不久就被保释了。

经过几天，阿渭也被解除了驱逐出境的禁令，可以回家了。

由于杨家的家已被洗劫一空，土地也被别人种了，不能再回去了。我只好暂住到菱池街我的义父母家中。不几天，收到邮局寄来的一万元钱，没有汇款人的地址和姓名。我想，这一定是党组织寄给我的。我开始寻找组织，打听到洪塘医院已搬到三北鸣鹤场，并改名为“为民医院”。我就到鸣鹤场为民医院去，接待我的是周明同志和赵平同志。听其他同志说，他们都是领导。周明同志指示我到宁波开一爿小米店，一来可以维持生计，二来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我依照周明同志的指示，在中山西路437号租了一间店面，开了一爿小米店。因为是农民出身，对卖米比较在行。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一部分同志留下坚持斗争，我们的小米店就成了留下来同志的联络处和掩护所。周明、赵平、陈刚等同志经常来小店开碰头会。

有了家，我们把孩子也接了回来。死里逃生，重新团聚，这是一番何等激动人心的情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