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东革命：上海青年学生奔赴根据地参与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从此，整个上海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祖国半壁江山，遭异族蹂躏，人民生活苦难不堪。此情此景，焉能忍辱！可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内战不休，抗日成了有罪，而侵华日军却步步深入，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国家濒临灭亡的紧急关头。

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虽有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决心，但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找不到光明，找不到真理，徘徊在茫茫黑夜之中。在这风雨凄凄的黑暗年代，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上海储能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唤起一批热血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了青年学生追求革命真理追求理想的愿望，随即就有好几名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进步学生的组织一“一六”学会。学会一成立，一些进步的效实校友，经常把党的秘密宣传品介绍给同学，会员们深受影响与启迪，他们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反蒋抗日斗争·。如举办时事、经济、哲学讲座，传播革命真理；开设图书馆，收藏进步书刊，组织传阅；出版手抄刊物，交流阅读体会；教唱抗日歌曲等等。

通过这些活动，会员对抗日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政治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一六”学会也逐步发展成为进步学生的组织，会员从七八人发展到近百人，遍及校内各班级，并吸收校外进步青年参加。“一六”学会有五个学生骨干，杨学绠、冯子敏、方子拯、董学陶、张处让，他们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学会每周日举行一次讲座，讲座的主持人，由几位负责人轮流担任，其中董学陶讲得更多一些。时事形势着重讲毛泽东《论持久成》的内容，当时主要讲，中国军民奋勇杀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日军侵略军必败，中国人民反侵略之战必胜。哲学主要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史主要讲：五种社会形态，苏联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今后也要走这条路。

“一六”学会成员除辅导理论学习外，还经常与会员互相传阅党在上海秘密发行的进步书刊，研究问题，议论国事。通过对“皖南方变”真相的探索和揭露，使会员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从而下定了追随革命的决心，不少人表示，再也不愿在日寇奴役下生活，宁愿放弃学习，离开父母兄弟和温馨的家，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六”学会主要成员商量策划组织进步学生分批投奔苏北和浙东新四军。1942年春，杨学赓、冯子敏带头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秋，董学陶来慈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三五支队”。

1942年以后，上海青年学生陈友刚、董学高、方明、王理明、邬励声、张薇青、方生祥、沈铧、吴长生、应中鉴、王德芳、陆如稔、葛镇祥等30余人，满怀爱国抗日热忱，通过各种渠道，陆续秘密奔赴浙东新四军慈东办事处参加“三五支队”，这些青年学生大都是上海储能中学“一六”学会的成员。

1943年2月，老五张处让^[1]带领陈伍鹤、杨存义、戴云芬等第三批“一六”学会会员，冲破日军重重的封锁线，不畏艰险，到达新四军浙东纵队慈东办事处参加革命。他改名宋养生，起初负责庄桥一个镇的民运工作。由于张处让革命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对敌斗争坚定勇敢，又善于联系和团结群众，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不久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慈东办事处为了打开庄桥周围的局面，决定以东西向横贯全区的大河为界，组成“河北”、“河南”两个民运工作组。7月，办事处奉调张处让担任河南民运工作组组长，河南工作组范围为费市、灵汉、洪塘、洋墅、裘市、狮山、庄桥等七个乡镇。组员有董学高（陈友刚）、陈望秋（田丰）、杨存义（李志坚）等。这里东临宁波，西靠慈城，宁余公路横贯其中，庄桥镇就是敌占据点，东北角河头市、澥浦等地也有伪军的据点，各方向的鬼子兵、伪军常出来骚扰，形势特别险恶，而且当地受地主恶霸势力控制甚严。

张处让等民运干部个个是英雄，他们生活上无所求，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抗日，敢冒随时可能被捕的风险，全身心地扑在民运工作上。环境越是艰险，越要加紧开展工作，他们相互交流经验，在敌后穿插奔波，深入到田头、牛棚，吃住在群众家里，扎根串联，不遗余力地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做群众的知心朋友和带头人，从中鼓舞群众斗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组织抗日群众团体。

他们选择费市乡进行减租减息和贯彻我党各项政策的试点，影响迅速扩大到各乡镇。“三五支队”的威信骤然提高，农民情绪大为振奋，踊跃要求参加农会，不到一个月，各乡镇农民参加农会的比例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又在发展农会的基础上，选拔工农商学各界的先进分子组织自卫队。

张处让还选择反动势力最集中的灵汉乡为重点建立自卫队。8月间，当灵汉乡举行自卫队成立大会时，伪乡长童肇奎派爪牙姚云生，混入会场散布反动言论，恐吓群众。张处让和区委委员蒋子瑛立即拉着姚云生去责问童肇奎，并严厉警告他：“不许对自卫队捣乱，不许破坏抗日！执迷不悟，必受惩罚……”童正在抽鸦片，顿时吓得浑身发抖，连说：“兄弟岂敢，兄弟岂敢，自卫队很好，误会，误会。”转身向姚撩去两个耳光，叫道：“谁叫你去乱说？你捣乱会场，破坏抗日，要杀你头。”阴谋被揭露了，通过斗争，自卫队成立大会胜利召开。至8月底，全区已组织起自卫队员七八百名，中秋节举行全区自卫总队成立大会，宋养生（张处让）担任副指导员。10月又组建起全区基干民兵二百余人，任务是送情报、当向导、做掩护、送军粮和战时后勤支援等。在当年秋收的征粮护粮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邬励声在“一六”学会组织下，于1942年8月投奔浙东新四军慈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三五支队”，她成为一名“三五支队”女战上后，被分配在慈东区河北组做群众工作，辖河头、长石、骆驼等3个乡镇。她在那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整日风里来雨里去，在田头岸边与贫下中农和雇工佃农促膝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抗日热情，群众称她为“上海来的好姑娘”，把她当做知心朋友。

1943年3月8日，邬励声负责的“妇女救国会”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她说：“中国妇女要站起来，男人扛枪抗日，女人也要抗战，男女平等。国难当头，救国抗战人人有责！’三五支队，是穷人的队伍，抗日的部队，军民一家人，我们如鱼水一般亲，一起争取抗战胜利！”她的讲话通俗易懂，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博得妇女们一片盛赞声。嗣后在“二五”减租、雇工加薪、锄奸、破路等斗争中，她都积极工作，河北组的工作她顶半边天，成为先进分子，3月份她就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943年7月1日党的二十二周年诞辰时，慈东区委书记罗澄宇在区委会上宣布：“邬励声同志入党不久，觉悟很高，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艰巨的任务，锄奸、破路、发展党群组织都是慈东区的先进，区委授予她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45年7月，上海储能中学“一六”学会会员林舜琴爱国舍家，偷偷离开家庭与张定香、汪浩等投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为了不连累家庭，她改名江孝山（张小山）。他们到宁波后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即到慈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起初她分配到抗日民主政府庄桥区署搞民运内勤工作，她学习、工作勤奋，表现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她随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仍留在慈东敌占区，坚持原地隐蔽斗争。

1943年1月12日，庄桥籍上海青年学生葛传华、葛云庭、葛传茂、葛惠英、葛薇琴等葛家五兄妹满怀爱国抗日豪情，从上海乘轮船一起来宁波。投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参加抗日。当时，日军在上海码头、车站检查甚严，岗哨林立，严密监视旅客，稍有可疑，即遭扣留查询或被逮捕监禁，为了避免遭受意外的麻烦，他们分散上船，上船后，再陆续集合。下午，轮船起航，当船离开码头后，他们紧张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地松弛下来了。13日凌晨，船驶进宁波港江北岸，他们上岸后，匆匆吃了早餐，在宁波没有逗留，即和同路人宋云水朋友一道，就近搭上了去掌起桥的乌篷船，到达掌起桥下船时，天下起雨来，由于他们都没有雨具，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

在学起桥，他们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新四军，这可怎么力'?他们焦急地徘徊在掌起桥街头，此时新四军江北办事处洪吕高刚巧路过掌起桥，洪看到这些城市打扮的男女青年，在雨中徘徊，感到有些奇怪。就前去探问他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宋云水说：“我们是来找慈北办事处。”洪即把他们带到新四军慈北办事处田央黄驻地。慈北办事处的张志飞、戚铭渠、李长来等领导，听说来了一批上海的知识青年非常高兴，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热情接待。办事处虞天石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小学教员训练班学习。他们听说去学习，认为和陕北抗大一样，个个高兴。在办事处休息两天，于16日就赶到小学教员训练班报到。这群青年，犹似失去慈母的孤儿，为了寻找光明，不惧艰险，逃出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千里迢迢来找亲人，今天终于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小教训练班设在黄泥岙山沟的一座古庙里，有四五十个男女同志在学习，他们是当地小学教员和知识青年，对来自上海的新同志，表示热烈欢迎。训练班的负责人是李建民，事务长是包雪浪。当时生活很艰苦，天天吃一大盆黄芽菜，偶尔吃顿咸带鱼，算是改善伙食了。睡的是由当地乡保长借来的破被、旧絮，在空旷潮湿的大屋里，铺一些稻草，两人挤一条破被旧絮。深冬季节，连日冷雨霏霏，有时下起雪来，呼啸的西北风夹若鹅毛雪片，吹入殿内，回旋飞舞，冻得大家蜷缩在破被旧絮堆中，难以入睡。白天听课，没有课桌椅，他们就搬块砖头当凳子，有的坐在铺草上。这些破被旧絮，晚上唾觉当卧具，白天听课作凳子，成了两用工具。这样的艰苦环境，对来自上海的青年，确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葛传华对这么艰苦的生活，总是乐呵呵的。他特别关心小妹妹是否忍受得了，问她苦不苦？葛惠英把头一昂说：“来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来打日本鬼子吗？不苦！”回答的好神气。葛云庭是5个兄妹中的老大，担负起照顾惠英的责任。

训练班学习内容很丰富，有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形势报告等等。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戚铭渠、李长来都来讲课，作报告，这些讲话、报告的内容，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感到既新鲜又鼓舞。他们讨论大众哲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得脸红耳赤。对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充满了信心。经过短期学习，增长了很多知识。新老同志间，说说笑笑，唱唱跳跳，互相关心照顾，融合一起，置身在友爱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中。

学习一结束，即分配工作。葛传华被分配到龙山乡做民运工作，葛云庭到行署经济委员会训练班学习；葛惠英因年纪小，让她在凤湖中学继续读书；葛传茂到庄市区做民运工作。民运工作，要深入群众，吃住在农民家里。葛传华到龙山乡后，住在山下村一户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很喜欢吃肉，又是长子，父母宠爱，现在和农民一起，吃的是番薯干饭、咸菜、草头干。他丝毫没有怕苦，和农民一家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葛传华把艰苦的生活总视为一种考验，乐观以对。他有时到区里开会，汇报工作，赶不上吃饭，就请事务长给点咸菜，吃着冷饭，从不计较，还边吃边哼着歌，乐呵呵的，活跃得很。

从1942年至1945年7月，上海青年学生投奔浙东新四军慈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共有30多人，这些青年学生在慈东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机智、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慷慨悲壮的气节，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颂歌。在“烽火谩天，血战遍野”的年代，有5位风华正茂的优秀儿女把宝贵生命献给了慈东人民的壮丽解放事业。这5位优秀儿女是：

张处让（宋养生）

张处让，后改名为宋养生。1923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38年秋至1942年夏，在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上海储能中学，从初三读至高中毕业。1942年秋至1943年春，在大同大学电机系一年级肄业。1943年春，他带领储能中学第三批“一六”学会会员，冲破重重困难，到达浙东新四军慈东地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起初他担任民众运动干事，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即调慈东办事处河南民众运动工作组长，9月，调任慈东区民兵自卫总队副指导员。1943年11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慈东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张处让不幸被喑中投靠日寇的国民党宋清云部逮捕。在狱中，他团结难友，坚持同敌人展开斗争。因张处让是当地有名的共产党员，宋清云亲自审讯。面对凶狠的故人，张处让毫不畏惧，义正词严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反动面目，控诉日军、汉奸的种种罪行。，宋清云恼羞成怒，就将他押送宁波交给了日军。不久，日军便将他押解到华美医院附近刑场，张处让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在日军的狼狗和刺刀下壮烈牺牲，时年仅20岁。张处让烈士短暂的一生，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英雄行为，实践了“我整个的生命与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业——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誓言。

葛传华，又名毓麟。1923年12月17日出生于慈溪县庄桥镇（今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抗日战争爆发后，葛家从庄桥移居上海，靠父亲薪金生活。1942年他在复旦大学附中读高中二年级时，开始接触地下党，在地下党同志的启蒙下，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从而迫切想去抗日根据地，驰赴抗日战场，做一名抗日战士。1943年1月，他利用侵华日军疏散人口之机，带着兄妹5人一起回宁波，投奔浙东新四军慈东办事处参加“三五支队”。葛传华踏上革命征途以后，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依靠和发挥农会、民兵组织作用，发动群众，召开大会，宣传抗日形势，讲明征粮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自报，群众评议，对瞒报少报进行检举揭发……这些工作，对一个刚接触农村的城市青年来说，困难确实不少，但他紧紧依靠各个组织的骨干力量，不懂的就虚心求教，和群众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按时完成任务。由于工作出色，当年10月底，他被调往汶溪乡，和另一个同志一起深入乡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了解熟悉骨干，摸清敌我斗争情况。1943年1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慈溪县自卫总队长宋清云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慈东事变，6日下午葛传华在汶溪乡布置粉碎日伪军抢粮阴谋时，遭宋部士兵逮捕，当晚被捆绑到骆驼桥盛家祠堂关押。11月14日，葛传华被押到庄桥，关在葛家祠堂。11月20日上午，西北风呼啸，天色灰暗，一群荷枪实弹的宋部士兵，如临大敌，把双手被反绑的葛传华押到庄桥西面的椅子湾刑场，葛传华毫无惧色，巍然屹立，怒目而视！一个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在街上一家竹器店里，寻来一把劈竹刀。伪军命葛传华跪下，传华厉声说：“你们要杀就杀！我决不下跪。”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宋……”敌人一听葛传华高喊口号，慌了手脚，没等他口号喊完，就使劲把传华掀倒在地，刽子手抡起劈竹刀，狠命向葛传华颈上砍去，顿时殷红的鲜血飞溅，残暴的敌人还割下葛传华血淋淋的头颅，用铅丝穿上两耳，悬挂在路旁大树上示众。葛传华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人生“为革命即使断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的诺言，他的牺牲使庄桥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儿子，烈士的英名将永远被慈东人民所铭记。

葛传华

黄妙馨，后改名邬励声。1942年8月，几经转折，最后与冯子敏、孙烈君等绕道抵达浙东新四军办事处参加“三五支队”。她成为“三五支队”一名女战士后，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穷人翻身，不分日夜，风里雨里，爬山崖淌溪沟不辞辛劳，邻近几个村的群众都夸她是一位好姑娘。1943年秋收时节，她去懈浦乡领导群众开展保卫秋收和议租斗争。有一天，她在小洞坝祠堂里开会，因财主周保清告密，伪军几十人冲进祠堂，坝里人当场围住黄妙馨，不让伪军抓人。但凶恶的伪军，要把坝里人捆绑起来带走，这时黄妙馨立即跳到长凳上，大声喊道：“乡亲们，别难受，我走了，三五支队还会来人的！”她一纵身，从长凳上跳下来，对伪军说：“走吧，见你们汉奸头子去！”她被押到澥浦镇伪军总部，伪军头子姚华康亲自审讯，在审讯时，她愤怒地痛骂姚华康是卖国贼，人民的公敌。姚对黄妙馨用尽酷刑，最后把她抛进关有两条大毒蛇的草灰间里，她被毒蛇咬得浑身青紫红肿，伪军根用这种毒刑逼她供出村里的共产党员来，她仍然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被毒蛇咬伤昏死过去后，敌人又强行弄醒她继续审讯，黄妙馨坚贞不屈，横眉怒目，连连吐口沫以泄愤恨。姚华康恼羞成怒，把她押到澥浦大岭岗顶刑场。在刑场上她临危不惧，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董学高，又名陈友刚。1925年出生于宁波。在上海储能中学求学期间，曾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一六”学会，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追求革命。1942年冬天，董学高满怀抗日热情，投奔新四军浙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起初在鄞西一带搞民众运动工作。1943年2月转到慈东办事处，他负责费市乡的民运工作。做民运工作吃住在农民家里，生活十分艰苦。他待人和气，工作热情，又有理论水平，深受群众欢迎。他在费市乡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减息斗争，自下而上建立起农会、妇女会、雇工会、自卫队等组织，从群众运动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费市乡的民众运动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有生气，对巩固、发展卷东抗日根据地起到了较大的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底10月初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董学高随部队到了苏北涟水，在涟水浙东纵队整编为新四军一纵队三旅。董学高调到一纵队三旅侦通连做政治工作。以后又先后调到旅特务连、178团二连当指导员。凡与董学高在同一个连队工作过的同志，都一致称赞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政工干部。他经常注意自己的模范作用，身教重于言教。他为人温和，善于团结同志，既坚持原则又能以理服人。他善解人意，能主动关心干部和战士的疾苦，是连队指战员的贴心人。他作战勇敢，参加过多次大的战役，如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在闻名全国的淮海战役中，他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3岁。

林舜琴

林舜琴，女，1926年8月出生于宁波。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沦陷，她来到上海，就读于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当年秋季，王元化老师担任她所在班级的语文教师兼级任老师，在王老师的启发下，她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听了许多时事、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从而开阔了眼界，接受了革命思想，放学后经常约一些同学，商议怎样设法去抗日根据地。1945年7月，林舜琴偷偷离家出走，和张定香、汪浩等人投奔浙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到根据地后，即分配到慈东区署搞民众运动工作。她工作积极热情，不畏艰险，经常深入到慈东地区的各乡村，宣讲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抗日政策，鼓起了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发展了抗日群众团体。不久，抗日战争胜利。9月底10月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慈东区党政干部和常备队也随主力部队北撤。林舜琴服从组织，随同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仍留在敌后，坚持原地隐蔽斗争。10月下旬，蒋子瑛带领武工队重返慈东地区，进驻洋墅大袁陈村，计划召集当地地下党员开会，不幸被保长王兴宝发现并向国民党洋墅镇公所告密，第二天（10月23日）中午镇公所警备班会同伪军一个中队扑向大袁陈村，包围了陈家大院，蒋子瑛一面叫林舜琴迅速烧毁秘密文件，一面命令武工队员突围。敌人发现有人突围，赶紧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和院墙，并在房屋周围堆拢稻草泼洒煤油焚屋，瞬间大院内烈焰腾空，浓烟弥漫，林舜琴宁死不屈，坚持与敌人战斗。后因火势越来越猛烈，她浑身着火，被活活烧死。牺牲时年仅19岁，正是花季般年华。

注释

[1]张处让（1923—1943），后改名宋养生，192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绍兴前现巷。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逃难游击到上海，就读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储能中学）。1943年2月，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6日不幸遭敌逮捕，不久被日军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