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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抗战回忆:初建时的政工队成立

【摘要】:8月下旬的一天,总办事处陈平主任通知我,说部队成立政工队,需要女同志,要我办完移交手续,到慈(慈溪)北鸣鹤场去报到。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的两三天,余也萍、金丹通知我们住宿在鸣鹤场耶稣堂里的人开会,政治部张文碧主任要来宣布成立政治工作队(政工队)。当时政治部只有3个人,除张文碧主任外,就是组织干事张浪,宣传干事戈阳,所以政工队直属张文碧主任领导,由戈阳分管,具体负责是金丹和余也萍。

徐卫萍

1942年春,我在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前身——五支四大总办事处工作,任务是部队过往同志,安排他们吃饭、住宿和发放办公用品等。时间久了,都戏称我“女副官”。8月下旬的一天,总办事处陈平主任通知我,说部队成立政工队,需要女同志,要我办完移交手续,到慈(慈溪)北鸣鹤场去报到。

调我到部队政工队去工作,真是梦寐以求的好消息,在办事处工作常跟南来北往的部队打交道,就想跟他们一样,穿上军装,扛起步枪,打日本鬼子去。可是当时部队里除了有女卫生员外,没一个女同志。尽管我多次向领导提出,都被“顶”回来,这回我的愿望实现了。到鸣鹤场报到没几天,部队集合在金仙寺大殿内开大会,我是第一次看到好几百人集合在一起。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口号声中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原来,这次大会是宣布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与会者为三北地区有了一支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而炊喜非常。

那天,我规规矩矩地坐在靠近大殿门边的背包上,聆听主持人宣布司令部组成人员的名单。当听到何静(何克希)是司令员、连柏生为副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及其他几个支队领导名单时,我有些愣住了,有好几个是我接待过的,有的还挨过我的批评,这下可好,要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了,真不好意思。

那是上个月(7月),有一天,我们办事处在慈北洞桥虞家,陈平主任通知我,说是今晚从浦东有10多个同志要来给部队“送大炮”,必须认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我也不管“送大炮”是怎么回事,有人要到三北来,就赶紧一家一户地动员,安排食宿。晚上10时光景,"送大炮"的10来个人由古窑浦办事处的同志带来了,我把他们排成一行,跟在我后面,一个一个地往联系好的群众家送,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了四分之一支蜡烛,供照明用。可是其中有一位同志叫住我,向我要两支蜡烛,说:“首长夜里要办公的。”我说:“你是‘送大炮’的还办什么公?”就是不给,这样便争吵起来。吵到陈平主任处,我说按制度规定办事,他说:“首长要办公。”陈平主任听后笑笑就同意了。我只好发给他。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何克希司令员的警卫员沈菊祥。还有一件事使我很生气,当我领着他们安排住宿时,听见后面“扑通”一声,我以为有人掉进河里,赶快叫他们去救人,谁知他们不但不救,反而哈哈大笑,说什么天气太热,下河洗澡。我听后就批评他们“不遵守群众纪律”。他们就说你这位“女副官”可真厉害。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来的领导干部。他们肩负创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难怪说是“送大炮”的,就是增加领导力量。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的两三天,余也萍、金丹通知我们住宿在鸣鹤场耶稣堂里的人开会,政治部张文碧主任要来宣布成立政治工作队(政工队)。那时只有16人,都是浙东区党委从镇(镇海)北、慈(慈溪)北和嵊(竦县)绍(绍兴)等地方党及各地区调来的青年。男的有金丹、董明儒、董明秀、孙万方(胡惠明)、沈为农、郑洛民、夏志民、姜彬,女的有余也萍、董静之、方舟、李明、柳青、红沫、张磊、徐卫萍。张文碧主任宣布成立政工队时,先讲了建立政工队的意义,接着就提出政工队的任务:1.宣传我们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是人民的部队,宣传我们部队的抗日主张和抗日事迹;2.做驻地的民运工作,积极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政权组织;3.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4.搞好自身的政治、时事与业务学习。当时政治部只有3个人,除张文碧主任外,就是组织干事张浪,宣传干事戈阳,所以政工队直属张文碧主任领导,由戈阳分管,具体负责是金丹和余也萍。

从此,我们政工队每天到群众中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和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为了提高宣传水平,每天一早起来出罢早操,就在金仙寺后面的小山上发声练唱歌,准备到连队中去教战士唱歌。我是第一次过集体生活,所以很高兴。听课认真,学唱用心。谁知在政工队生活了一个多月,就出事了。

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所属的三、四、五支队在浙东敌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加上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就引起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日寇不断地扫荡,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于8月下旬,从海北的平湖、金山卫等地陆续渡过杭州湾,来到姚(余姚)北,向我进犯。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何司令、谭政委、张主任率领司政机关及四支队挺进四明,刘参谋长率五支队坚持三北。那时为了加强征粮工作,领导上把我们政工队,除了少数几个同志留在部队外,多数派往各地办事处去协助征粮、催粮,余也萍、方舟、柳青、李明等到慈(慈溪)北,我和夏志明在金丹带领下来到慈(慈溪)东办事处,由办事处分派到各乡。金丹去了长石桥以南的费市,夏志明在长石桥,我“坐镇”在汶溪镇一个姓沈的保长家里。谁知我在汶溪镇工作不到一个星期,被国民党慈溪县政府警察大队宋清云部发现,来不及转移被关押在慈(慈溪)南余鲍陈村附近的邵家,他们看我年纪小,也没有怎么样,就是一直关着,关在一起的还有个部队的保管员陆秀性。

两个多月后,也不知何故,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把我和陆秀性送到十五岙联络站翁惠珍那里。第二天,联络站通讯员把我们送到正在姚(余姚)北的政治部。一见到张文碧主任,真是悲喜交加,连什么也说不出来,还是张主任劝慰我几句后,问道:“小鬼,你知道你是怎么被放出来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被捕后.我们就向慈溪县政府交涉,要他们放人。可是他们不但不放,反而在我们到了慈(慈溪)南,还派警察大队进攻我们。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还俘虏了他们许多人。后来通过谈判,我们答应放了他们的人,他们答应释放你。所以你还是我们用他们的人换来的呢!”接着,张文碧主任还告诉我,金丹和余也萍等原来政工队的同志都在四明山区姚(余姚)南的茭湖、南黄等地开展民运工作,要我回政工队,而后,告诉我政工队队长是肖犁(李时韵)。我到了政工队,见到肖犁队长,还见到指导员俞菊生和队员陈乐云、杨灿、周平等。

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结束后,我们又来到慈北鸣鹤场。1943年元旦后不久,我们跟着部队转移至四明山姚南一带,又见到了从连里回政工队的周子云和新分配来的盛军达、向宁等同志。

春节(2月5日)前一天,政工队随司政机关转移到姚南茭湖、南黄,余也萍、金丹、方舟等同志正在这里做民运工作。我和方舟谈了各自分别后的情况,她很想回部队,我则很想跟余也萍一道工作。我和方舟说:“我文化水平底,不会唱歌演戏,更怕到部队去教唱歌。同时,余也萍是我1940年入党的介绍人和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一直像大姐姐似的关心我。”就这样,我俩向余也萍提出,两个人对换,余也萍没有反对。于是,我们便向肖犁队长提出,她也表示赞同。后经张文碧主任同意,我就将军装脱给了方舟,她把便衣换给了我。从此,我离开政工队,跟着余也萍同志做群众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