庵东特区建政48天，慈溪抗战回忆

田井 杨明

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经过4年多浴血抗战的浙东根据地军民，在欢庆胜利声中渴望着重建和平，但国民党顽军却乘机调兵遣将，云集于根据地周围，步步紧逼，与我方争夺胜利果实。在此情况下，由于庵东盐区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浙东区党委、四明地委和三北中心县委都对盐区给予极大的关注。区党委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盐区，队长是林楷、副队长是章文君、竹明山，队员三四十人，其中有不少区一级干部。又调了原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张蓬来盐区任盐务局后长，谭启龙同志亲自交代他：“你赶快去捧这只金饭碗！”盐民运动的老前辈、浙东行政公署民政处长郭静唐也赶到盐区，并从行署抽调来一部分干部。我们得知日寇投降消息的第二天，四明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在区党委开完会回地委的路上（下管），即找到并率领杨明、钟少白赶到三北和盐场，立即成立中共盐场工作委员会，直属四明地委领导，由林楷、杨明负责，沈一民、钟少白为工委委员。接着，管辖整个三北地区的三北中心县委成立，县委书记黄知真同志宣布正式成立庵东特区，由田井、杨明、薛诚、沈一民、钟少白、施惠敏、竹明山7人组成特区区委，由田井任书记兼区长（印章用名田俊），杨明为副书记，薛诚为副书记兼副区长，沈一民为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田井兼）。特区区委的任务是：争取时间迅速发动群众，建立人民自己的盐场，以迎接时局的各种变化。浙东纵队司令部指令海防大队进驻庵东，作为特区军民的靠山。

庵东特区区委和区政府的临时办公处，设在现庵东区中心小学，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根据上级指示，特区区委接连召开了几次会议，分析庵东特区的具体形势，研究部署各项工作。

当时，三北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林楷同志来特区帮助工作，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特区区委发扬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立即把工作队和各地各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成了7个工作组，派往盐场7个生产区包括农区的乡，发动群众，并配合地方各支部，接管各区场务所，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记得东三区主任是屠金顺（地方党员）；东二区主任是宣岳近（进步群众）；东一区主任是潘北方（工作队）、副主任是苗纪良（地方党员）；中区主任是郑天民（工作队）、秘书是毛维青（工作队）、老盐民积极分子冯金龙帮助工作；西一区主任是任××、地方党小组长是马才钊、丁炳良帮助工作；西二区主任是沈鸿（地方党员）；西三区主任是夏政（工作队）、地方党员钟永标帮助工作。对乡政权，我们是利用旧的乡、保长，并作了适当的调整，如庵东镇镇长调由庵东地方党员沈士芳担任。各区民众在工作组和地方党领导下，精神振奋，人心安定，使我们的工作很快开展了起来。

当时，盐民住在简陋矮小的草舍里。这些草舍分布在盐田的各个角落。工作组到了盐区，轮流住在每户盐民家里，与盐民同吃、同住、同晒盐，还学着走盐区的路，他们赤着脚，在腋下夹着鞋，学着用脚指头趴在地上走路，到一家一户去访贫问苦，做盐民的思想工作。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初步弄清了敌伪残余的活动情况和盐霸对盐民剥削压迫的情况。各区分别召开了一些反霸斗争会，逮捕和镇压了一些坏人和惯匪，如傅家路公审枪决了惯匪陆守木；福寿乡斗争了乡公所事务员；大云乡斗争了伪县参议员应得良等。还从庵东镇、相公殿和恶霸地主高锦泰家搜查出不少敌伪物资，堆满了小学的一大间房子（后供应了部队北撤之需）。到9月中旬，内战危机紧迫，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我们召开了全区公审大公，公审了盐场大恶霸冯金标和“海底老虎”高锦泰次子高森尧。各区、乡的盐、棉民有组织地打着旗子，扛着大刀、标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高兴街西北的白地场上，广大白地场上人头攒动。总计有数千人。会场正中搭起了公审台，台上挂着“公审恶霸地主冯金标”的大字横幅，特区自卫大队的战士和各乡民兵小分队的队员，在会场四周放哨。大会由特区区政府田井、杨明、沈一民主持，先由烈士平凡的爱人上台，揭露1941年年初冯金标指使土匪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平凡的罪行。接着盐、棉民代表一个个怀着几代人的深仇大恨，上台作了血泪控诉。台下响起了“枪毙恶霸地主冯金标！”、“为平凡报仇！”、“为受害的穷人报仇！”的呼声。最后，区长田井历数了冯金标的累累罪行，宣读了抗日民主政府判处枪决冯金标的判决书，顿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冯金标立即吓瘫在地。接着，又宣布责令高森尧交付赎罪费2000万元，交保释放（政府将该款全数发给平凡的家属作为抚恤）。盐民普遍反映：“现在真是踢翻了地狱见青天。”

盐场是经济区，盐就是盐民的衣食来源，“蓬长”、盐商要谋利，也必须通过收放盐。但盐的销售渠道，几经变迁。在抗日战争之前，传统销售地域是京（南京）、沪、杭一带。京（南京）、沪、杭沦陷后，盐的销路一度中断，后由国民党政府设运销处，运销内地与后方。到敌伪统治盐场后，敌人又夺取了这部分物资为他们的军需、民食服务。日寇投降，盐区我们接管，盐的销路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利用原来一批“蓬长”、盐商的关系，恢复传统的销盐渠道；二是通过海防大队与各根据地交通往来的关系，销往苏中、苏北、浦东、上海以及山东等地。前者就需要开展统一战线，做“蓬长”、盐商的思想工作，特区区委和盐务局、三北税务局联合召开了部分“蓬长”和盐商参加的座谈会，对他们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各根据地建设的大好形势；指出保护好公仓的盐，打开盐的销路是盐场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这样，我们就联合了一部分盐商和“蓬长”，争取了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孤立打击了少数最坏的，打开了一部分盐的销路。同时，由工作组派人共同参加称放，改革了称放中许多劣规，维护了盐民的利益，也使“蓬长”、盐商有利可图。盐：有了销路，我们税务局也有税收，并将所得拨了不少出来，购粮供应盐民。所以盐民对民主政府非常信赖。

解放前，盐民用以晒盐的盐田和盐板，分属于各区地主、“蓬长”。每块盐板大约长2米，宽1米，四周有高出一点的边，盐民将卤水挑来灌在板里，经日晒成盐。每板每年要交385斤官盐。地主、“蓬长”就通过称放渠道，对盐民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榨取。另外，地主、“蓬长”还对盐田和盐板收取一定的租息。抗战初期，在地下党和政工队领导下，盐民曾发动过减租减息和保证永佃权的斗争，但盐场沦陷后，地主、“蓬长”又重新加租加息。盐区解放后，盐民不但要求成为盐场政治上的主人，而且要求成为经济上的主人，要求少交租息，废除高利贷陋习和“蓬长”随便加租、收田、收板的权利。特区区委根据抗日时期我党的政策规定，实行了“二五”减租，保证交租。经过群众评议，棉区减租由倒四六（即收获物交地主6成，农民只留4成）或对半分租，改为三七五、六二五分租（即收获物每百斤交地主37.5斤，农民留62.5斤）原来交银租的，减交25%。另外，在全区范围内，我们实行了分半减息。即按原来的借贷额，每月交月息1分5厘。原来的高利贷，借1元，起码要还月息2角，借1斗粮食，每月要加1升归还。所以高利贷好似盐民、棉民头上一把刀，往往把他们逼得卖儿卖女也还不清。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我们又保证了交租、还账，使地主、债主也有进益。另外，在我们接管盐场之后，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受到盐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盐民日夜盼解放，但解放后盐的销路却中断，一时组织不起来，使得盐民家里白盐满、肚子空。盐民仍在吃地瓜干、草籽头、有的拾泥螺、挖黄蛤卖钱后买些糠麸、豆渣等充饥，这与他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形成最尖锐的矛盾。三北中心县委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火速通知各产粮区，往盐区运来了大批救济粮。特区区政府把救济粮逐批发给一些最困难的盐民，前后共发放20余万斤，解决了盐民的燃眉之急，让盐民由衷地感到：“人民政府真是一切为人民。”

通过以上的政治斗争和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盐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各区、乡纷纷建立了盐民工会、农会、民兵小分队，有的还成立了妇女会、青年会。全盐区盐民工会筹备会也建立起来，由沈一民同志负责。沈一民和薛诚都是盐区本地干部，又先后在盐区坚持斗争，和群众血肉相连，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一些工作深入的地方，我们发展了党员。这时，盐区地方党员除在建立特区前已参军、调出和牺牲的有：薛诚、沈一民、陈庭鲤（吕大千）、沈忠兴、陈炳潮（陈一品）、陆仁钿、钟逸人（钟芳澜）、郑元灿（郑克明）、胡乾坤、宣惠良（宣鹏）、陈成华等11人外，共91名，其分布情况如下：

东三：屠金顺、苗纪渭、田国畅、杨张铨、孙永见等15人。

崇德：应炳尧、沈明选等2人。

福寿：沈明尧（沈士华）、苗纪良等7人。

庵东：沈静耀、沈士芳等7人。

高兴：马才钊、丁炳良等7人。

大云盐区：王家生、林阿耀等8人。

大云棉区：傅纪法、张炳贤、许元德、谢绥裕、冯水堂、金则水等共35人。

义四赵家舍头支部：赵永芳、赵钿芳、钱世荣等10人。

党员中的大多数都在各场公所、乡政权和各群众组织中担任了工作，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盐民通过一系列斗争和工作，同特区干部建立了鱼水之情。如9月下旬，有一天晚上，海边突然下了一场大雷雨，天气骤冷，西三区工作干部王琦（女）、沈寿文、刘文朴（女）睡到半夜，只觉得暖烘烘的，天亮醒来一看，原来是房东老大爷怕同志们着了凉，半夜里翻出自己珍藏的一件旧皮袄来，盖在同志们身上。

在特区成立之前，盐民参军一贯踊跃，先后已有20余人参加余姚中队（后编入四支队三中队），100余人参加了姚海自卫队，还有二三十人直接参加了我主力五支队和三纵队。盐区解放时，由于是重镇地处海口。敌伪占领的时间较长，情况复杂；日寇溃逃后，流散人员也不少；加之各公仓的盐需要保护；偷运私盐需要侦缉。故特区一成立，上级就决定建立特区自卫大队来执行这些任务。沈一民同志一开始就动员了大云乡党员张尧忠（张侠）、郑钊德、冯军、陈炳纪、王炳法、王宝生等来参军，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区、乡又陆续有一些党员和青年来参军，搭起了自卫大队的架子。但枪支一时还筹集不到，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带着手榴弹去执行任务。后王仲良同志决定，从浒山区常备队里借调两个区队，由蔡大勋同志带来盐区帮助工作。这支队伍与各区工作组、党支部及不脱产的民兵小分队配合，在剿匪、反霸、清查敌伪物资、保卫盐场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到9月中旬，内战风云越来越紧，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动员了各区党员、骨干、民兵小分队队员参军，队伍扩大到150人左右，因人多枪少，分调二三十人到海防大队。为加强对自卫大队的领导，经上级批准，调竹明山同志到自卫大队任指导员，进行了军政训练。北撤前，又从五支队一大队领来步枪四五十支，加上已有的二三十支，部队有些像样了。北撤途中，特区自卫大队全部编入我军主力三支队二大队。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年月里，转战大江南北，在国内、国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同志成了烈士，也有不少至今尚未载入烈士名册的无名英雄，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1945年9月中旬，驻扎在我根据地四周的顽军，一步步向我中心区及我军所包围的各城市、交通要道紧逼。顽七十军已到天台，前卫一个师已进抵奉化；八十八军军部已到诸暨，前卫师（预三师）已进占枫桥并向绍兴推进；二十五军军部已到富阳，向杭州推进；三十二集团军司令李默庵已到诸暨。内战危机已经迫近眉梢。在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动员，召开了统战会议和群众大会，揭露敌、伪、顽合流反共的罪行，并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民浴血抗战相对照，造成群众公愤。相机从组织上、物资匕做好迎接内战蜂火、坚持高度游击战争的准备。如精简一部分不适于高度游击战争的年幼、体弱人员；掀起又一个参军高潮；把一部分公盐运到四明山区等。盐区军民，由于有过去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的经验和盐区反敌、伪“清乡”斗争胜利的经验，所以人心安定、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各项战备工作中。

日寇投降后，随着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主动让出我江南8个解放区的决定，浙东根据地是其中之一。我们根据浙东区党委和三北中心县委的指示，妥善安排了我军撤退前的各项具体任务：

（1）加紧销售公盐，筹集北撤经费。

（2）迅速处理收缴来的敌伪物资，并搬运公粮来盐区出售，以回收抗币，避免群众损失。

（3）动员已公开暴露的地方党员、在斗争中与当地反动势力结下深仇的基本群众，适宜战争环境，能随军进退的干部和民兵、基干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主力，壮大主力部队，以便对付北撤途中顽军的沿途截击，同时保证他们免受摧残。

（4）妥善安排一部分不能随军撤退的年幼、体弱人员，对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出路给予指导和帮助。

（5）安顿好军烈属的生活，每户发给粮食300~500斤。

（6）动员、筹集北撤所需之船只，保卫海港安全。

（7）交接好秘系工作。

正当我们在布置这些工作时，顽军已进占余姚城，并向我周巷镇三北中心县委驻地发起了进攻。我五支队一大队在张季伦同志率领下出击来犯之敌，毙、伤、俘敌近100人，其余狼狈逃回姚城；缴获氏短枪近100支，其中四五十支正好用来武装了缺枪少弹的特区自卫大队。反顽自卫战争的第一枪已经打响，特区区委和区政府在此形势下，一方面枕戈以待，准备迎击来敌；一方面更加抓紧时间完成北撤前各项任务。最后，于1945年10月6日，我们随主力三支队挥泪告别了浙东。

那天，在余姚临山大丁丘的海滩上，东一摊、西一摊地站满了正在和子弟兵话别的姚北父老、兄弟、姐妹，子弟兵豪情满怀地鼓励亲人要坚持斗争、沉着对敌，等待我们胜利归来。广大群众也信心百倍地表示，相信红旗会再在浙东上空飘扬。有一位老大爷，特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元票面的抗币，说：“我一定保存着它，等待你们回来。”好些棉区的群众，把一包一包的棉花塞到同志们手里，生怕秋凉天冷，同志们在外面冻着。少数地主坛蛋，他们斜着眼瞟着我军向北远去的身影，背地里发出了一阵阵的冷笑，窃窃私议着盐区共产党连“百日王”都没有做到。对的，我们只做了四十几天的“王”，但你们不要笑得太早，我们现在的撤退，正是为了将来要做“千年王”、“万年王”，不但做盐区的“王”，还要做全中国的“王”！盐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坚持了3年零7个月艰苦的地下斗争，终于迎来了大军南下的子弟兵，盐区重新飘起了永远不落的红旗。

1984年9月征求意见稿
1984年12月修改

附：

本文部分材料由章文君、竹明山、毛维青、沈寿文等同志座谈提供；部分材料由薛诚、沈一民同志书面提供。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