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抗战英雄余能耕的故事

宣亚静

余能耕烈士，化名陈竹青，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入，1920年农历五月生。1943年2月，他在担任浙东抗日根据地慈姚县逍林区（姚北区）区委书记时牺牲。

从7岁起我就和能耕烈士在一起吃饭，一地耕作，一起长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给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我从小家庭引导到民族解放的革命队伍中。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相互鼓励，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直到他负伤住院，由我亲自护理的那几个日日夜夜，他仍在谆谆地教导我。在弥留之际，还给我留下了珍贵的遗言：“要永远跟着党，革命到底！”

40年来，烈士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刻印着。从浙东抗日根据地，到转战南北的解放战争战场，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岗位上，烈士的遗言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和革命情操，始终给我以鞭策。

抗战前，余能耕烈士的父母在枫桥镇上开着一月小小的代客买卖的水果店，以微薄的收入苦度.日子。他的大哥、二哥成年后都相继外出谋生，远走他乡。日寇侵华后，遍地烽火，兵荒马乱，小小的水果店开不下去了。他的父母就租种别人的两亩薄田和旱地，依靠农业的收入为生。

我家在乡下，离枫桥镇15里，靠租种地主田地度日，生活也很困难。能耕的母亲——我的嫡亲姑妈，为了增添家里的劳力，按照我们诸暨地方的旧俗，把7岁的我要了去，算作能耕的童养媳。从那时候起，命运就把我和能耕紧拴在一起。我们的那个家，当时有6口人吃饭，除姑父姑母、能耕和我外，还有手脚双残的四弟和大哥外出时留下的幼女，一家人全是老幼病残，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1936年夏，能耕在枫桥大东小学毕业。因为无钱继续上学，当年就跟着乡亲远走上海，进了一间铁厂当学徒，17岁的青年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八一三”上海沦陷后，能耕只身逃回老家。回家后，他的思想、言行大变样，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他从小倔强、勇敢，遇着不平的事总要抗争，甚至为此而与镇上的同伴打过架。他读书非常用功，在家里只顾读书，不大插手家务事，成绩总在全班头几名。平日沉默寡言，他和我虽是姑表兄妹，又在一起长大，也很少和我搭腔。那时候，他的脑子里还有点封建思想，不高兴我出门，甚至不赞成我读书认字。

说来奇怪，去上海仅仅一年半，他勤快了，话也多了。原来家务事主要由我承担，现在，他变得没等我起床就把水缸挑满，把地扫好了。早饭后，又和我下田去劳动。在地里，他样样干，还一边干一边说，什么“抗战救国”呀，“工人农民是一家”等等。我那时只在屋里转、田里干，一字不识，二门不出，对他说的许多东西，一点也不懂，但也觉得很新鲜。我后来明白，他是在启发我，教育我。那以后，他对我也更体贴了，记得有一回姑母炒了一碗年糕给他吃，他端起碗来突然问：“大家都有吗？"我在一边说：“你吃吧。”他见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就把碗放下了，还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吃大家吃，要饿大家饿。”他当时那副认真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几个月后，家里来人多了，有他的同学，有镇上的熟人，有比他小的，也有比他大的。他们一来就聚在楼上谈个没完。奇怪的是小时和他打过架的禹夫也来了。我问道：“他怎么也到我们家来啦？”能耕说：“青年人都要团结，团结起来打鬼子呀。”在常来的人中，有我当时不知道的地下党员骆文泉、陈建虹等同志。他们上楼后，能耕就让我在门口望风。有一回，镇上的地头蛇叫九令的突然闯来，没等他进门我就大声招呼：“九令伯，我娘不在家，有啥事吗？”

在那些日子里，能耕常要他娘包肉粽、煮茶蛋，天黑以后到赌场、闹市上去叫卖，回来就伏在桌上写材料。有时候，深更半夜还出去。他原来是很讨厌小贩的，怎么竟上街卖起粽子、鸡蛋来？一家人对他的行为不理解。父亲问他娘：“家里人来人往，深更半夜向外跑，小鬼头到底在干啥名堂？”

后来我知道，能耕那时已是我党的党员，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了。根据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张光同志和陈狄先同志的回忆，能耕在1940年初已是枫桥分区委书记。1940年至1941年11月调离枫桥之前，他先后担任大东区委书记和枫桥区委书记。关于他的入党时间，根据他们的回忆，大约是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陈狄先同志说，至迟也在1939年7月之前。

1941年11月，能耕奉调去余姚县委工作。后来知道他去担任余姚县委和绍属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员。当时余姚县委书记是张光同志，同时在余姚县委工作的，还有张光同志的妻子钟学意同志（化名陈铁我）。因秘密工作的需要，能耕充当铁我同志的弟弟，化名陈竹青，称张光同志为姐夫。

能耕临走时只对家人说：“到外地坐冷板凳去。”诸暨县称教书是坐冷板凳，所以他父母也没有说什么。他走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人身上。我早上起来，先挑水、扫地、烧饭，吃过早饭后，要背残弟去上学。接着，就和他娘下田去，直到日落西山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来。回家之后还得接弟弟，磨玉米，准备第二天的口粮，一直忙到深夜。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如此。对此，能耕一直很感激，后来见面时对我说，我代他挑起了全副家庭重担，是对他参加革命的支持。

他离家几个月后的二个深夜，突然回来了。他回家的那几天，一夜也没有在家住，.整天进进出出，忙碌异常，家里人好不容易找他谈一会。娘问：“你在外头干点啥呀？”他答：“做生意。”父亲问：“做啥生意？”他说“跑单帮。”我们问他生意如何？他漫不经心地答：“蛮好。”娘说：“那么赚的钱呢？”他笑笑说：“我哪有钱，一切都是组织的。”这下子我们全愣住了，“组织”是什么？娘说：“组织是啥人？是老板？是……”他笑得更欢了。

临走前，他对妈妈说：“组织上已决定我把琴妹（我在家时叫雅琴）带出去。”听了这话，姑妈哭着说：“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这些年多亏雅琴肯吃苦……你自己抛掉这个家不管，还要把她也带走，往后这该怎么过呀！”能耕沉默了一会便抬头轻声地说：“娘，没有国，哪有家呀！”他沉痛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日本人烧杀掳掠的故事，讲了国和家分不开的大道理。最后他说：“大家都捧着自家的头，都不去打日本，中国灭亡了，有家也难回呀！”我觉得他说的话句句有理，就问他：“叫我去哪里？我一字不识，出去能干什么？”他说：“去竦县，也可能去绍兴，工作有的是，出去见识见识，学学就会的。”可是，我们这个家实在太难，姑母一时怎么肯放我走呢？

能耕回根据地的前一天对他娘说，准备带我去外头结婚，他娘还是不同意。他走后，地下党员骆文泉、陈建虹等同志又一次一次上门来动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姑母也是识大体的，终于忍痛同意了。

1942年8月，我含泪告别了这个处境十分艰难，我曾苦苦支撑过的家，跟着地下交通员阿纪伯走上革命道路。我们翻山越岭，绕过敌伪的层层封锁，到达了余姚县的逍路头。逍林办事处主任钱忆群同志热情地接待我。她说：“雅琴同志，非常欢迎你。”

过了几天，县委书记张光同志亲自来接我，能耕也来了。一见面，能耕只说了声“你来啦”，便把我介绍给张光同志。他说：“从今天起，我们都姓陈了，你叫陈雅琴，我叫陈竹青，你是我的亲妹妹，我们都是陈铁我同志的弟妹。”他指了指张光同志说：“这就是姐夫，以后我们是一家。”

我们的“家”安在余姚县逍林双桥毛家，这里是党的秘密工作机关。表面上我们是做买卖、跑单帮的生意人家，卖的东西有土布、毛巾、香烟等杂货。开始我的任务很简单：烧饭、看门、卷纸烟。

不久，谭启龙和何克希同志在游源召开三北自卫战动员大会。余上县委书记张光随军西征到临山建立余上办事处去了。竹青任余上县逍林区委书记兼逍林区办事处的军事股氏。我和“姐姐”陈铁我到王家埭设联络站，由我担任交通员，负责送信。不久，“姐姐”调去余上县，我被调到浒山，和王志英同志一道做民运工作。

我离家的理由是出来结婚，家里人和亲友也是这样信的。出来后，能耕曾对我说，领导上已批准我们结婚，他问我意见怎样。我说：“形势这么紧张，常常搬家，工作又这么忙，而且家里爹娘亲戚面前不好说。”他说：“好的，革命第一，以后再说吧。"他还说：“我们的一切都要听组织的，不听家里的。”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我们的婚事，也从来没有听他打听家里的消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连和我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在困难面前总是先人后己。有一回，张光同志在街上.被国民党部队拉夫，竹青立即挺身而出，说：“那不行，我姐夫是文人，没有气力的，还是我去好。”说着就代张光同志去当挑夫。他背着机枪架足足走了三天，第三天才把机枪架丢到柴窝里逃了回来。第四天回到家，已经困乏不堪，刚倒下想睡，正好有紧急情报要送出，他便马上翻身坐起，连夜把情报送了出去。次日回来，他一边说话，一边就疲乏地倒下了。不巧，这时又有重要情报要传送，他沉默了几秒钟后，又突然翻身起来，坚决地说：“我立即就走。”过了三四天他才回到驻地，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在他那张小板床上一躺下，一连有四五天起不来，他脱力了。

能耕从小倔强，认定的事就坚决地做，有时简直不顾一切。记得他从上海回来后，和我一起下地劳动，在炎炎的烈日下不戴草帽，不穿鞋子，有时还光着背脊。我看他那汗流浃背的样子，奇怪地问：“你怎么不把草帽戴着来？”他说：“我这身皮肉和这双脚像不像农民？叫敌人抓住了，一下子就认出我不是农民了。”是呀，那时他已在忍受痛苦，认真地锻炼自己，为革命改变着读书人的体形和肤色。现在，他又为了革命，为了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远离双亲和残弟，延误自己的婚期，拼命地工作，处处表现着先公而后私。

1942年12月初的一天，通讯员来浒山通知我们回办事处接受上级指示。当夜，王志英同志和我回到办事处。我和办事处钱忆群同志搭铺。睡到半夜，忽然有人叫门说：“钱同志，钱同志，快起来。陈竹青同志负伤了。”啊！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迅速披衣下床，随通讯员赶到坡山路村，只见一副担架摆在乡亲的屋檐下。躺着的能耕见我来了，平静地安慰我们说：“你们不要急，是轻伤，过几天就会好的。”组织上决定立即把他送往后方医院，并派我陪同前往。

根据张光同志的回忆，1942年11月，我军发起三北自卫战，敌人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金山县自卫队张立民部和平湖县自卫队王八妹部。28或29日，我军在小安街、周家路一带歼灭了张立民的部队，缴获枪支几百条。上级领导决定将一部分枪支运回逍路头交地方党埋藏。能耕和岑六生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有几个同志摇船运枪，能耕和六生同志在岸上进行掩护。路上和土匪陈金木遭遇，陈金木开枪，击中能耕膝部。

我护送着能耕，当天就到达后方医院的所在地——洞桥虞家附近一个靠海的小村里。那时的后方医院都借用民房，伤病员就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病床也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小竹床或门板，一切都十分简陋。我把能耕安排好后，当夜就赶回机关销假。

不久，能耕托人给我带来一纸便条说："伤好多了，已长出新肉，不久就可以归队。”

1943年元旦，领导上又派我代表大家去医院探望，同志们还要我带着许多慰问信去慰问他。一进门，我就看到他正拿着一只小板凳在地上艰难地移步，我伸手去扶他，他说：“不用，我练着走走。”说着就站起来了。唉！还是那副倔强的样子。他读着慰何信，十分感激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他说：“你回去告诉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春节前一定可以出院，同志们这样忙，千万不要再来看我了，你也不要再来。”说着，他把裤脚卷上去指给我看，子弹是从膝盖边上穿过去的，骨头没有伤。他还说：“昨天我自己在脚肚里摸到弹头，已请庄医生给我开刀取子弹，庄医生说，过了元旦就开刀。”看他精神这么好，我悬着的那颗心也放下了，就坐下来和他说话。谈话间，他从不打听家里有没有消息，一开口就问我近来的工作情况。我说：“一字不识，叫我怎么工作呢？”他说：“工作多得很呀！给同志们烧烧饭，洗洗补补，送封信，看个门，到老乡家里走走，联络感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嘛！字么也要学，不仅学认字，还要会写字。”最后，他还批评我爱面子，叫我不要怕难为情，大胆工作，不懂就问。他说：“你周围的同志，很多都是你的老师。”谈话后，我高兴地向他告别，日落之前赶回到驻地。

1943年1月底，有钱人家已在忙忙碌碌地准备春节，我呢，也在暗暗地庆祝。庆祝能耕很快可以出院了，那几天真是望眼欲穿啊。谁知道，盼来的竟是一场可怕的梦。一天，总办事处谢仁安同志突然通知我立即去医院，天真的我，还以为是去接能耕出院呢，兴高采烈地赶到五洞闸。那是一个靠海的小村庄，一片竹林围着一座座小草房，相互距离百十米，十分隐蔽，医院的办公室就在村口的一处草房里。跨进办公室的门，迎接我的不是久盼的喜悦，而是难堪的沉默，看着医生护士们那种严肃的神情，我带来的那股子热情一下子就凉了半截。院长告诉我：“陈竹青同志身上留的子弹的弹毒已经发作，陈竹青已经被感染，现在需要马上开刀。”听了他的话，好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我颤抖了。

走进他住的那间小草房，同住的病友一个也没有了，阴森森的，3间草屋只有他一人躺在中间的堂屋里。我走近一看，天哪，生龙活虎的男子汉，变成了又瘦又黑的瘪老头，面色蜡黄，眼窝深陷，呼吸急促，仿佛只剩下一口气。我伏在床沿叫他：“能耕，能耕！”他慢慢地睁开眼，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似乎说：“你来了。”什么话也没有讲又闭上了眼睛。我掀开被子，只见那条腿肿得绷紧了裤脚，拉也拉不开，光着的那只脚又肿又黑。医生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把裤脚剪开呢？”陈医生说：“马上就剪，马上就剪。”接着，两个护士进来，一个托着一只盆子，盆里有几把剪子和几只小瓶子。一个手里拿着几卷绷带和纱布。手术就在原来的床上开始了。只见陈医生用剪刀剪裤脚，“扑哧”一声，裤脚管剪开了。我的天，那条腿像是一段霉烂的棕树，我的心提到了喉头，眼泪沿着脸庞往下淌。医生用刀在能耕的腿上拉开六七寸长的口子，乌黑的脓血哗哗地往下流，只听“扑通”一声，弹头顺着脓血掉进盆子里。那时候，物资缺乏，医疗条件极差，手术没有麻药，只见能耕两手牢牢地抓住床沿，咬住牙关，双眼紧闭，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来。手术完了，从民间请来的陈医生以十分感慨的口气赞扬说：“我行医二三十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硬汉子，能和医生配合得这么好。唉，真是一条铁打的汉子。”能耕听了这话，却断断续续地微声说：“谢谢你，谢谢大家，你们救了我，是我的再生父母。”

手术后，医院领导和病友陆续来看他，病友们告诉我，上一回做手术，也是没有麻药就开刀，庄医生找不到弹头，就用银针从长好新肉的伤口伸进去，钩了半天也不知道弹头在哪里。病友说：“我们看的人心都吊起来了，手里捏着一把汗，竹青同志却一声也没有哼，真是英雄好汉！”他们还告诉我，竹青的伤本来不重，就是因为那次手术没做好，消毒又不严，使伤口感染，病情恶化了。但竹青并不因此发怨言，而是紧密配合医生，积极养伤。在那段时间里，他不断地给病友们讲红军长征、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经常教他们认字、唱歌。病友们说：“竹青同志是我们的好战友，好老师。”

手术后，医院领导要求我留下来照顾竹青。那几天，我给他擦洗、喂饭，整天坐在床前伴着他。旧历正月初三开始，情况突变，他虽然吃饭已经很少，但精神特别好，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讲呀讲呀，讲个没完。

他怀念着浴血奋战的同志，有时自言自语：“同志们在哪里呀！我已经躺了3个月了，同志们这么忙，我却在这里长躺着。"我说：“你想这些干什么呢，安心养伤，同志们都在等着你早点出院呢。”

他问我：“你出来已半年多了，现在该知道我们三五支队是革命的队伍了吧？"我说：“知道的，但不多。”于是，他就给我讲共产党，讲新四军，讲红军中的“红小鬼”，讲游击队。他说：“我们的部队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子弟兵，打鬼子，保家乡。”还说：“我们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爱护老百姓的，我们和老百姓就像鱼和水，离开了老百姓，军队就站不住脚，就打不了胜仗。”说着说着，他就在床沿上轻轻地打着拍子，哼起了歌曲：

河里的鱼儿要有水来养，

革命的军队要有老百姓来湘；

军队打仗在前方，

老百姓帮忙在后方，

军民团结一条心呀！

他唱完歌轻声问我：“你会唱这支歌吗？"我说不会，他便一句一句地教我唱。这是我学唱的第一支革命歌曲，至今有人在联欢会上拉我出的节目，我还是唱着这支难忘的歌。

三日三夜，他向我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为什么地主整年不劳动而可以花天酒地，农民辛苦一年却无米过年？为什么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么快就打到我们浙江来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我不懂，有的能答上几句，但也说不完全。他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讲给我听，用我熟悉的事例和我能够听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革命道理，以启发我的阶级觉悟。

正月初六，这是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天。一清早医生来问他：“竹青同志，感觉哪里不好过吗？”他微笑着答道：“总是这样子，你们不要费心了，谢谢你。”听了这话，我热泪滚滚，心如刀绞。医生走了，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起来：“……知道么，你为什么当童养媳因为穷，因为封建中国的妇女受压迫最深。"他问我：“这几天我给你讲了不少，你懂吗？"我说懂了，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便闭目养神。过了一会，他又睁开眼睛说：“我的工作机会没有了，你已经参加革命，今后你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革命的了。希望你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业。”我哽着喉咙回答他：“一定要为你报仇！”他说：“不对，革命不光是为了自己和家里人报仇，是为了打鬼子，解放全中国，中国有多少受苦人呀！”

当天下午，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滴水不进，似睡非睡。但他一清醒过来，又睁开眼和我说话。他说：“我不在了，你回不回家？”我懂得他的意思，就伏下身坚决地回答说：“你放心吧，你叫我接着完成你的任务，我怎么能回家？”他微微一笑，最后说：“希望你能很快进步，参加组织（指入党），好好工作，不怕困难，不怕死，组织一定会找你的，你也应该多找组织去谈谈。"我一一答应了他。

天黑下来了，能耕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时地惊叫，说胡话：“我的这只脚呢？”我叫着他的名字问他：“你不好过吗？”他断断续续地回答：“没，没有，我要睡觉了，等我睡着了，你不要响，把被子盖盖好就行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将要不行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死”字。我要去叫医生，他说：“不用了，还麻烦人家做什么。”到了这一时刻，能耕想的还是别人，尽可能不惊动别的同志。

那时候，游击队的物质生活很困难。能耕是重病号，又是干部，在第二次手术后，医院才发给我们半截蜡烛，但我们总舍不得点它，此时此刻也还是摸黑说话。在安静一会儿后，他又轻声地自言自语：“我真要休息了。”我伸手摸他的脉，已经不大摸得着。我心里明白，永别的时刻到了，我悲痛欲绝，心乱如麻。这里离医院办公室和邻近病房都在百米以上，我一人摸黑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我要去叫医生来，能耕还是不同意，艰难地说：“不，不要麻……麻烦人家。”约摸10时光景，他突然叫我：“把我扶起来，让我看看这只脚。"我知道情况不好，赶忙把那半截蜡烛点起来，掀开被子伸手去扶他，他刚一挺身，还没有坐直就倒下了。我拼命呼喊：“能耕，能耕！”也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吧，住在附近的病友听到声音都纷纷赶来了。可是，我的亲人、战友、党的好儿子余能耕同志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能耕牺牲后，医院为他买了棺木，并召开了追悼会，会上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向烈士学习。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为能耕料理最后的一切，亲自送他去墓地。墓地就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块土地上。医院领导根据我的意见，把棺木殡着没有下葬。

我和能耕同甘共苦十多年，是他首先启发我的阶级觉悟，是他亲自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尤其是最后相处的几个日日夜夜，他用生命的余光照亮了我的思想，使我永志不忘。

回到机关不久，我被调去三北地委工作，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接待了我，给了我许多鼓励。我在地委机关，名义上是炊事员，实际上负责机关的全部总务工作，全体人员的伙食、住宿和机关的联络、转移、守卫工作，我都担当起来了。机关每次转移，都由我打前站，侦察情况，选好住址，然后去接同志们出来。有时候，机关举行会议，吃饭的人多达一二十桌，也都由我负责去办。

到三北地委后有一天，地委组织部长黄知真同志找我谈话，赞扬我工作出色，说要给我奖励，问我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我要党。”黄知真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觉悟了，关于你的人党问题，请林加晶同志（地委秘书）专门跟你谈。”黄知真同志为什么这样讲呢？说来可笑，在能耕死前不久，我虽然已身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且十分尽力地工作，但并不了解共产党，甚至还不了解三五支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只知道它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的，抗日的，都是好人，仅此而已。“我要党”这是能耕在永别前把我从半蒙昧状态中启发、教育起来的。

1943年5月初的一天，林加晶同志与我谈话后就告诉我：“宣亚静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在我第一次党的生活会议上，同志们还选我担任党小组长，与黄知真、林加晶、田井、王志良（黄知真同志的警卫员）等同志在一起过组织生活。

1945年春节后，我与林加晶同志一起被调到四明山。我去行署会计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我到四明地委担任会计兼总务科长，接周莲珍同志的班。北撤前1个月，我又被调去浙东区党委当会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浙东部队奉命北撤。行前，领导曾动员女同志留下，就地坚持斗争。我牢记能耕的遗言：“永远跟着党，革命到底。”坚决要求随大军上前线杀敌，为人民、为能耕烈士报仇。我向领导保证，决不落在男同志后面。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

北撤前，浙东区党委领导还特意准假3天，让我回五洞闸处理能耕的棺木。我找到做秘密交通时的落脚点一祖师庵，征得住持缔通尼姑的同意，用船把能耕的棺木从五洞闸运来殡在尼姑庵旁的一块菜地里。一切办理停当后，我含泪向亲人告别，并默默地宣誓：“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牢记你的遗言，不辜负你的期望。”从此，我踏上北撤的征途，跨长江、过苏北、上山东、最后重渡长江，迎来全中国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通过鸣鹤场的方志伯传信给祖师庵的缔通尼姑，查询能耕烈土遗棺的情况，可惜没有得到回音。诸暨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我去信介绍烈士的事迹，政府授予余能耕同志家“烈士家属”的光荣称号，并把他父亲安排在枫桥镇的菜场工作。

安息吧，能耕同志，我的战友和亲人！

198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