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彭泾乡政府的建立概况

黄信孚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抗日战争，余姚县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40年8月，彭泾乡在文武殿召开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到会农民近千人，会上浒山区战社团团长施若愚正式宣布彭泾乡战时社会服务团成立。大家一致推选陈炳元为支团长，罗如年为秘书，区战社团副团长岑万尧，政工队负责人柴一清，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陈文运等同志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要求报名参加战社团的农民约300多人。这个团体成立后，就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党顽固派和贪官污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时，我地已连遭3年旱、虫、水灾，特别是这一年的水灾尤为严重。当时国民党余姚县长林泽为了缓和矛盾，成立了“粮食供销合作社”，向殷商富户筹集粮食，以平价出售给百姓。但是，由于那些贪官污吏、士豪劣绅把那些平果的粮食都私吞了，致使这个粮食供销社维持不到一个月就倒闭了，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我和陈文运、史济训商量并请教了战社团支团长陈炳元和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的董守裕两同志，经过酌议，决定以群众斗争的形式，由他们发动群众，先在匡堰一带鸣锣呼号：“要吃饭的明天早晨随带盛米用具到文武殿集中。”次日一早，文武殿里聚集了两三百人，男女老少群情激昂，浩浩荡荡地向乡政府所在地彭桥凤栖庵前进，路经彭桥时，这支队伍已扩大到五六百人。可是，当抵达彭桥庙时，即遭乡保卫团基干队持枪阻拦。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副乡长胡久芳闻讯恐慌万状，即派文书黄国林和我们协商。我们内部立即碰头商议决定：由我和陈文远、史济训、董守裕为谈判代表，要求乡政府邀请当时驻在天东乡水沟弄的政工队分队长郑树德、徐仲仙为谈判仲裁。在谈判席上，他们吞吞吐吐地说粮食已没有了。我们提出由他们出面向致中和米厂暂借。迫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答应我们提出的“来者每人发钱一元，发米一斗”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群众，而且为今后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霎时，我县乌云笼罩，抗日知名人士郭静唐先生被捕，政工队被迫改组，战社团、乡勇队相继被勒令解散，革命处于低潮。我姚东地下党为了积蓄力量，派岑六生、岑万尧两同志在我乡原战社团骨干中秘密建立“弟兄会”，并吸收了个别积极分子参加共产党。10月，中共彭泾乡支部正式成立，确定罗如年为支书，陈文运为组织委员，罗天明为青年委员，我为宣传委员。为了做好安排外来党员的隐蔽工作，支书罗天明曾两次弃职回家安排，一次是把从诸暨来的王客林同志安排在上林湖小学教书。另一次是把钱忆群同志安排在伍家桥小学教书。

我县沦陷后，当时打入宗德部队做起义工作的张迪光同志要我们输送可靠的人员打入宗德部队，陈文运和我就动员胡天飞等同志打人，以充实起义力量。1941年六七月间起义未遂，张迪光、胡天飞等同志在游源山上光荣就义。起义失败后，罗如年带领黄森树、岑尧水（两人后为烈士）和干惠荣等参加蔡群帆领导的五支四大。1942年春，罗天明带领罗洪潮等参加朱之光、周曼天组织的武装，这是余姚第一支自己的武装。

1942年12月，上级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姚山办事处。为了开辟基层工作，使民运工作顺利开展，我和柴一清、叶新、周曼天、陈文运、岑万尧、罗天明反复考虑，决定迫使当时贪污公款的乡长黄礼范辞职下野。同时还考虑到黄及其上司可能会向我们提出继任人选问题，我们认为新的人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热爱祖国，有民族感，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在乡内有相当威望者。而上史家的史济生符合这些条件，史也同意任乡长。对策、步骤定下后，叶靳、柴一清先与乡长黄礼范谈话，提出查账的要求后，黄心里非常害怕。12月的一天，黄果然主动上门与我们l商量辞职和继任人选问题，我即提出由史济生接任，黄也同意了。经国民党区长陈济民批准，史济生当上了彭泾乡乡长。但就在史上任的第二天，其父不幸突然病死，史因家务过重，请求辞职，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由我续任。因当时国民党区署不知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任命我当了乡长。

当时根据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为了团结抗日，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我们在迫使黄下台后，仍旧留用原来的3位副乡长，组成“三三制”的乡抗日民主政府。这3位副乡长是：戚和生（游源人，是有声望的土绅）、徐林表（彭桥致中和酒米厂经理，是典型的无党派人士）、黄星北（黄枢，系国民党员，曾任过栋社飞机场场长，其兄是国民党元老、航空总署署长）。

自我任乡长以后，乡政府的实权已掌握在我党手中。我党对原乡政府人员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黄××因经受不起工作的艰苦而主动辞职。周××与张××因作风恶劣被清除。徐××吃喝成性，胡作非为，纠集土匪抢劫彭桥乾丽绸缎店，民愤极大。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将徐押解到上史家顺直岭处死。但由于黑夜中一时疏忽，未击中其要害。待我们走后，徐逃至浒山就医。伤残未愈，徐便扬言要向我们报复。后来我们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设法将其枪决于敌伪据点浒山。

同时，在乡政府逐渐充实我方人员。第一任乡事务员黄衍藩，工作没多久，自动辞职。第二任胡××，不久也辞职。第三任胡迟，任乡事务员直至北撤。又任黄芳、黄锦为乡应变员，孙介眉为会计，晁之光为文书，孙林章、黄丁炮、毛光洲、陆纪荣为队士。

乡政权为我党控制后，对下属保长也同样采用区别对待的办法逐步充实进步力量。新保长人选及管牯地域如下：

一保戚松涛，管辖游源、白石尖。

二保宋杏初（党员），管辖寺龙、邵岙。

三保陈尧章，管辖东岙、连树下、南山脚。

四保伍望银（党员），管辖伍家板桥、妙山、河岙、石人山、罗家岙、赵家。

五保胡晓明，管辖匡堰河南、岑南。

六保先罗森连（党员）后顾金法，管辖五大弄、陈家大屋。

七保董守裕，管辖龙舌、唐家、落家、潘新桥。

八保黄成森（党员），管辖彭桥东头。

九保陈沛林，管辖彭桥街。

十保徐连清，管辖黄墙弄、彭桥庙。

十一保岑尧灿（党员），管辖彭桥桥上、小彭桥、张希。十二保孙启鹤，管辖长埭村、桃园、上史家。

十三保先是孙森竹（党员），管辖湖清垫、扬行。

在控制乡政权的同时，群众中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经过培养，我们先后发展了许多党员。为了便于领导，我乡成立了彭东、彭西两个支部。

彭东支部书记是罗洪潮，党员有：史济训、宋东德、宋东高、干惠荣、干惠棠、宋杏初、史美洲、史济森、潘惠林、史济灿、黄章渭、黄春林、黄章林、伍望银、伍连昂、高来庆、罗连泰、罗森连、黄明、罗林华、罗仁潮。

彭西支部书记是陈文运，党员有：岑尧灿、岑尧增、孙森竹、孙盛良、黄绍根（阿四）、黄志培、宋昌标、孙立明、孙顺德、孙秋良、孙炳荣、黄成森、黄国良、胡沛登。

我当时参加区办事处的支部生活。

1944年春，为统一领导，彭东、彭西两个支部合并为彭泾乡中心支部。中心支部书记为史济训，委员有我（行政兼统战）和伍望银（组织）、孙秋良（武装）、陈文运（宣传）。新增党员有黄林贤、孙文照、胡宝贵、胡仁海、杨茂治、孙炳荣、徐阿仁、孙尧乾、孙培仁、孙育明、杨江明、杨守堂、孙乾坤、朱小江、杨乾荣、杨阿四、潘尧林、孙炳升、朱文彬、孙松贤、孙定尧、孙祥定、孙乾祥等。

从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到北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原地斗争。1942年底，乡抗日民主政府刚建立不久，流亡的国民党区署利用“正统”观念向各乡摊派苛捐杂税，中饱私囊。区长陈济民召开全区乡镇长会议，强行分派所谓同盟国胜利公债、区经费、社会应变费等等。当时，根据姚山区办事处授意，我代表彭泾乡政府，在会上提出：“我们已经承担了支援本地的抗日军队的义务，就是负担了同盟国胜利公债。”驳斥得陈济民哑口无言。会后陈济民多次派员来乡催讨，我们就采取拖、推的办法。最后一次，国民党区队附岑××亲自来乡催讨，我们就陪他到副乡长黄星北那里去面谈。黄说：“同盟国胜利公债确实要紧，我立即写信给在重庆的胞兄黄秉衡（国民党航空署长），叫他直接认购上交中央，请你不必费心了。”岑碰了钉子，便灰溜溜地走了。但陈济民仍不甘心失败，1943年初夏，在横新塘（现属择浦乡）召开的第二次乡镇长会议上，以“抗拒国税罪”将我软禁。因会前姚山区办事处主任柴一清同志与我考虑到陈济民可能会下，毒手，所以早有了准备。柴得悉我被软禁后，即派自卫大队附郑树德带两个班闯入区署说：“有要事，请黄乡长立即回乡里。”在我党的武装掩护下，我就安全地回到乡里。

1943年元旦，姚山自卫大队在湖清垫祠堂里正式成立，需要人员和经费。我们动员青年参军。经费问题经区委决定由我出面邀请姚山区所属5个乡的乡长和开明人士筹划组织“五乡自卫委员会”，后包括云溪乡在内，改名为“姚山自卫委员会”，公推我为主任委员，各乡乡长为当然委员，乌山乡的胡云明，云溪乡的郑天吉、严昭海等开明人士为委员。所需经费按期征集，由于大家抗日热情高，上交军费多于任务数。这个组织一宜到这个大队上升编入三北特务营后才结束历史使命。

1943年6月，乡队土孙林章在彭桥街上征收自卫经费时被敌伪便衣队逮捕，押解到余姚。在关押期间他英勇不屈，后经党组织及时营救脱险。

1943年10月，敌伪军对我游源山区进行大“扫荡”，来势凶猛，迫使我部队作战略性转移。我们就化整为零，插到大河以北，昼伏夜行，始终没离开本乡土地。为安定民心，鼓舞群众斗志，我乡政府受命在妙山、河岙一带活动，经常出现在石人山、匡堰街上同群众见面，群众见我们从容自若，民心也随之安定。

1944年春，乡队士陆纪荣在彭桥街上征收自卫经费时被敌伪便衣队逮捕，押解到浒山，在关押期间他英勇不屈，后经党组织及时营救而脱险。

1945年初夏，正在彭桥执勤的徐大昌被别动队发现。徐大昌见势危急，躲避到豆腐店里，在该店学徒沈福炎的协助下，从后窗门跳出，安全脱险。

2.民兵工作。在控制乡政权以后，根据姚山区办事处指示，我们开始组织抗日民众自卫队（即民兵前身）。我乡在1940年建立过战社团，所以基础较好，因此一经号召，民众踊跃参加。满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基本上参加民众自卫大队。区办民运股长叶靳同志派来了民运同志罗洪潮、毛伟、林坚、邹毅君、胡敏等深入我乡各保开展工作，在抗日民众自卫大队中发掘积极分子，秘密地发展民兵。到1943年底，我乡已成立民兵大队，我兼任大队长，孙秋良同志任大队附。姚山自卫大队上升为地方主力部队后，我们便在民兵中挑选骨干成立民兵基干队。乡政府还建立了一支由十五六人组成的短小精悍的武装基干队，我兼任队长，民运同志宋公明为指导员，伍望美为队附，戚匡为事务长。

我乡南部群山逶迤，树木参天，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部队一到那里，那里的民兵就派出侦察，并放出监视哨。我乡还设有多处秘密联络站：匡堰岭南的胡孝明家，伍家板桥的伍连昂家，妙山的史济训家，湖清垫的孙茂德家，长埭村的孙炳家和彭桥的岑尧灿家，张岙的潘增尚家，金鸡岙的孙土见家。他们一有消息，就互相通气。如要寻找区、乡干部或部队，可通过联络站。一旦发现敌情，可很快将情报传送到各保各站。

从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成立前后到武装基干队这一阶段，我乡民兵做了不少的工作。1942年10月，在阳觉殿战斗后，我主力部队转移到龙南乡竹山村，与日寇短兵相接。我主力两名战士负伤，部队为了不贻误战机，把伤员就地隐蔽后，撤到我乡长埭村。骨干孙秋良、孙炳荣获悉后，带领孙秋根主动去竹山村找到伤员，把他们护送到河岙医疗。1943年3月29日，伪余姚县守卫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插入我河南“清祭”祠堂里，妄图建立据点。我抗日民众自卫队摸清敌人装备和明岗暗哨情况后，迅速汇报姚山自卫大队。经过共同商讨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攻其不备，姚山自卫大队当夜下山，来一个突然袭击，抗日民众自卫队员四而助威。当时我部队武器低劣，没有一挺机枪，多数是毛瑟步枪，掷进去的手榴弹大都是失效的。敌人见我们来势猛，只能负隅顽抗，不敢冲出大门一步，一待拂晓，便逃之夭夭。10月，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在浙东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根据上级指示，姚山区委决定10月10日在游源召开万人大会，检阅彭泾、天东、龙南3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同时借庆祝辛亥革命32周年的机会对群众进行反内战动员。由三北自卫总队警卫中队（原姚山自卫大队）担任警戒。会议预定在上午举行。当时，我们比较麻痹大意，没有注意保密，3天前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乡准备，以致在筹备过程中被敌侦悉。余姚县城内日、伪军数百人在10月9日深夜悄悄从彭桥翻山埋伏在九龙山上。九龙山麓的伍家板桥是彭泾、天东两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去游源的主要通道，敌人企图待我抗日民众自卫队进人游源后封锁通道，然后扑下山来进行大屠杀。幸亏龙南乡孙家泾抗日民众自卫队员孙连方（竹匠）10日清晨来伍家板桥干活，从长城村翻山过来时发现敌情，急忙报告区委。区委派伍家板桥党员伍望银装作上山砍柴前去侦察，证实确有敌人埋伏。这时，天东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已整队向游源进发，路过匡堰时，吹起军号，高呼口号，惊动了埋伏在九龙山上的敌人。日本侵略军不明虚实，摆好了作战架势。黄色的队伍一嫡动，正好暴露了目标。这样，我们就断定是敌人。区委立即将已集中到游源的人员转移，同时火速通知各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停止前进，就地疏散。另一路是孙银祝去赵家池亲戚家做客时发觉敌人埋伏在九龙山，立即去汇报三北自卫总队警卫中队，三北自卫总队立即转移到龙南田古庵。七八点钟时，敌人下山包围游源，扑空后向东搜索，但一无所获。1944年7月东埠头战斗后，革命形势好转，敌伪军为防我军袭击，凭借横河到洋塘的一条大河（现称东上河）作为天然防线，拆掉河上的各座桥梁，企图切断我南北的联系。按上级指示，我们就发动民兵撑渡船，架便桥，敌人白天拆掉，我们夜里架好，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12月，为了配合部队反“扫荡”，在三北总办统一部署下进行了一次大破袭，我乡民兵的任务是：务必在午夜前完成剪断敌伪浒山到界堰路的通讯电线，同时烧毁这一段公路桥梁。夜里，在主力部队的警戒保护下，公路上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民兵士气高昂，歌声四扬。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只鸣枪壮胆而不敢出动。事后三北总办主任王耀中同志在上林湖总结会上表扬了我乡民兵、基干队纪律性强。为了保障四明山根据地的物资供给，我乡还从民兵中挑选出人员组织了一支运输队，由孙秋良任大队长，黄之培为大队附，多次发动数以百计的群众，肩挑重担，把姚北筹集的公粮、布匹，黑夜偷渡蜀山、江中渡，绕过丈亭、陆埠敌伪据点顺利送到杜徐、袁马等地。他们为支援部.队，冒风险、受饥寒、跋山涉水，吃自带的饭包，穿自编的草鞋，都从不计较报酬。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驻浒山的伪中警团对我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反而加固工事，准备顽抗。我彭泾乡党支部按照上级指示集合党员和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包围浒山据点，迫使浒山之敌狼狈逃窜。

3.治安工作。1943年春的一个傍晚，伪浒山区别动队长高云瑞派小特务高云安窜入长埭村，向12岁的孙秋初刺探我军情。孙秋初发现高云安形迹可疑，遂即找孙秋良、孙炳荣汇报。孙秋良和孙炳荣带上手榴弹追赶到稚牯岭将高扣住盘问。高凭借自己身强力壮，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幸亏乡队士孙林章赶到，拔出手枪，高才低头认罪。我们请示区委后，当夜将高就地处死。1944年4月，我区民运同志林坚（女）在天东乡洞桥头遭遇敌人，被天东乡伪乡长徐方开认出，即被押到浒山，后壮烈牺牲。为报仇雪恨，我们随时注意徐的行迹。一天，孙森竹同志在徐方开邻居处做客，发现徐在老家，即向我汇报。我们请示区委后，由毛伟同志带领彭桥基干民兵将徐捉拿归案。后派乡队土毛光洲、孙林章将徐镇压在天东乡新庵旁边，以慰林坚同志之灵。1944年夏，根据区委指示，我乡武装班配合彭桥民兵在张岙戏文场里拘捕敌坐探“饭店阿水”（此人在彭桥以开饭店为掩护）。区委罗天明同志审讯查实后，交民兵伍望美、伍小钿执行枪决。其妻不以此为戒，却变本加厉继续与人民为敌，勾结横河敌联络员孙炳泰，妄图为其夫复仇。我们获悉后，派乡队土毛光洲、孙林章、陆汜荣等星夜奔袭，逮捕了孙炳泰，并将他处决于彭桥，这才使“饭店阿水”的老婆有所收敛。1944年七八月间，敌人在我乡“心脏”彭桥河南秘密设立情报站，一个叫翠娟的女人以做土香烟为掩护，串通原伪乡队土张明山，搜集我情报。经我们查实，区助理员罗洪潮审核，将上述两犯押到桃园村处决。与此同时，中警团坐探戚乾表在游源以开豆腐店的身份进行破坏活动，使游源的部分群众抗日的热情受到压制。经努力，我方终于处决了戚乾表，从而打开了游源的抗日局面，发现了戚明育、戚张华等积极分子。1945年3月，汉奸郑庆元以威吓的手段向湖清垫保长孙茂德敲诈勒索，我们获悉后当晚即派乡工作人员逮捕他，并将他处决于桃园村。由于我们努力地打击敌人，加上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敌人非常恐慌。通过励杏法传话，伪中警别动队长童克安要求和我碰面。我请示区委后约童在彭桥街后面谈。他说：“我不是汉奸，是饭奸，无用之辈，当汉奸是出于无奈，请求谅解。”我答道：“你既为生活所迫，则应该认清形势，深明大义，回头是岸，今后不应该再为虎作伥，以你的实际表现来证实你的真伪。”从此以后他所控制的区域情况比较安定。

4.农会工作。1943年春，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限制地主对农民的重租、重利的剥削，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我乡首先对原来的旧农会进行了改组，群众公推史济训为乡农会干事长，然后开展“二五减租”。虽然抗战初期国民党省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正式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但一直没有认真实行。姚山区的“二五减租”办法，就是在庄稼收割前由农会、佃户、业主代表到田头公估产量，然后先除去百分之二十五归佃户所有，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五由佃户和业主平分，公粮由业主负担，这样既减轻了佃户的负担，又能使业主生活得下去，还能保证部队的供给。业主鉴于抗日政权为农民撑腰和农民的觉醒，一般不敢公开反对，只采用借故不参加定租评议会、拒绝到田头“看花（稻）议租”等消极的方法来抵制。例如：潮塘的张国相、鸣鹤的孙庭焕等在我乡拥有大量出租土地，他们利用不居住在我乡的有利条件，依靠敌伪势力向我们抗议。但也有个别地主气焰比较嚣张，如坎墩的胡丁仁拿着伪县长有关交租的布告，来到彭桥东头佃户孙利生家，强行要以布告所定标准收租。我乡政府得悉后，即派人将其扣押，经教育写检查，始予保释。乌山的胡德超顽固不化，硬要按布告行事，在彭桥桥上村收租时，遭我乡农会干事岑金林及其子岑尧增（党员，民兵中队长）劝阻。胡不服劝阻，气焰嚣张，于是，岑父子就发动群众扣住其收租船，把已挑下的租谷重新挑上岸，发还给佃户。胡负气回家后，马上向伪县府告状。伪县府即派守卫队夜袭彭桥，岑父子皆不幸被捕，后被押至姚城北郊秘密枪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为烈士报仇雪恨将胡德超捕到彭桥，召开公审大会，宣布罪状，最后由孙秋良带领执法队在彭桥桥上山脚下将胡处决。

为了确保永佃权，我们运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制定保障农民权利的《永佃权条例》，并付诸执行。但当时有的地主、富农仍以收回自耕、欠租不交，凭契约时限收回等等为借口，收回土地。每逢霜降，佃户无不为此提心吊胆。当时，彭桥东头有个贫农黄茂铨，曾租得胜山乡地主黄家泉（其儿子当律师）的4亩多土地，由于连年灾害，家贫如洗，已两年交不出重租。黄以不交租为理由强要起田，佃户号啕大哭，磕头求情。狠心的地主无动于衷。我得悉后即去安慰，并利用彭桥黄家祠堂春祭时族长及董事们聚集一堂的机会，以民主乡长的身份向他们进行一次永保佃权的宣传教育，对于黄起田翻租的无理行径提出仲裁意见。其理由是：虽有契约规定租额，但黄未按浙江省“二五减租”条例收租，系属黑契；虽佃户已两年未交重租，但过去已多收了，除抵还两年租谷外，照理应退还以往多收部分；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佃户也不应斤斤计较，但是保障农民永佃权这个原则任何人都应遵循。在场的黄家泉的当律师的儿子也只得听之任之，默不作声，其他人听了也感到合情合理。通过这场说理斗争后，我乡“起田翻租”的事件就很少发生。

5.教育工作。余姚沦陷后，我彭泾乡的教育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挽救教育危机，不使儿童荒废学业，并使学校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基地，1943年春，根据姚山办事处指示，我乡决定将彭桥私立思孝小学改为乡中心小学，由我兼校长，孙森浩为教育干事；恢复并兴办了匡堰、伍家板桥、游源、湖清垫等联保小学，充实新的教员有：匡堰小学罗渭康、潘丹中（党员），伍家板桥华xx（女），游源小学戚培英，湖清垫小学孙文荣等；教育经费由乡统筹支付。教师的生活十分清苦，但出于抗日救国热忱，做了很多工作。教师积极配合区、乡发动的政治攻势，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河两岸写上大幅抗日标语；组织文娱宣传队，经常深入民间演唱。1944年秋，在游源召开的军民庆祝前线胜利大会上，我乡中心小学演出了自编自导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小红军》、《面包》等歌舞剧，获得县委书记谢仁安的好评，并授予奖金抗币50元。他们还结合中心任务，自编教材，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出了不少进步学生。特别是匡堰小学更为突出，年龄较大的一批学生已组织成一股革命的新生力量，如当时年仅13~15岁的学生高文华、罗立民、罗振如和乡中心小学的胡绍英等都已参加抗日社会活动。他们送情报，盘查放哨，演唱革命小戏，跟随民兵锄奸铲霸，破坏公路。以后罗兆焕、罗振如直接参加部队，当小通讯员。为了团结知识分子并向他们传输进步思想，我乡还组织了“读书会”，吸收全乡教师和进步青年为会员，座谈抗日革命形势，学习一些马列著作。

但是在兴办学校过程中我们也遭到一定的外来干扰。1944年下半年，正当开学时，盘踞在樟树庙的敌伪军突然闯进我乡中心小学，将教师胡信传和炊事员（哑巴）拘至据点，后通过社会关系才被营救出来。另外，有人还千方百计利用旧的宗族观念和习惯势力，抵制我们的教育改革，如匡堰罗家祠堂董事罗××（曾当过顽方保长）声言：罗家祠堂是我们罗家的，不允许你们强占办学，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驱逐教师出校，甚至牵着耕牛进校，捣坏校具，使学校被迫停课。我带领乡队土前去劝阻，他反而纠集多人，个个手持棍棒等土武器，经我们鸣枪警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才逐渐散去。事后，他还向三北总办诬告我们欺压良民，绑架父老乡亲。最后，在王仲良同志的严厉驳斥下，他才低头认罪，写悔过书，张贴在街头，并向教师当面道歉。从此其他地方类似的情况就骤然收敛。

6.发行抗币。当时抗日根据地虽已建立，但经济命脉还被敌人所控制。伪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几万元伪储备票还买不到一斗米。1945年4月，我浙东行政公署为抵制敌人的经济掠夺，创办浙东银行，发行抗币。三北支行也相继成立，我和浒山区长朱人侠等出席成立大会。会上，决定首先在我乡发行抗币。我带了2万元抗币来乡试用。但在发行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如工业品来自城市，而城市不通用抗币；群众身带抗币，又恐敌伪查抄发现；匡堰、彭桥的商业虽属我控制，但敌伪军经常出入，商店使用抗币，无不忧虑重重。对此，除召集商界人士和开明士绅开会，确定抗币可抵税金、军粮外，我们还决定在妙山游击根据地开设集市，畅用抗币。结果物价稳定，市场兴旺非凡，深受群众欢迎，从而打开了在我乡发行抗币的局面。部队北撤时，我们讲究信用，不使群众蒙受经济损失，出售公粮收回抗币。

7.妇女工作。我乡广大妇女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自区委把我乡作为基点后，曾派女民运同志谢明、黎明、吴敏、林坚、邹毅君、刘玉成等协助指导我乡工作。她们同我乡广大妇女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有的同老妈妈结成革命的母女关系，有的同妇女、姑娘结成贴心姐妹。在他们的教育培养下我乡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如游源干惠荣的母亲、东岙陈尧章的母亲（现104岁）、黄永坤嫂嫂、妙山史济训嫂嫂及其老母、伍家板桥的伍望银母亲、伍连昂嫂嫂（周琴娟）、孙桢邦嫂嫂（小名阿四）、金鸡岙的孙士见嫂嫂（罗月琴）、匡堰的陈炳元、罗森连、罗连太嫂嫂、黄桂兰、吴艮仙等、彭桥的徐连清嫂嫂和我的母亲、长埭村的孙炳荣母亲及其妻伍杏花、湖清垫的孙森竹嫂嫂。她们把做军鞋、护理伤病员、接待过境的军政人员、掩护我方人员都视为分内之事。她们宁可吃薄粥，也要让我们的同志吃上香喷喷的粗米饭；她们宁可自己受苦受累，也要支持她们丈夫、儿子参加革命斗争，从无半句怨言。她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8.北撤。1945年9月下旬，四明地委书记王仲良亲临浒山，传达了北撤的决定。我乡中心支部对全乡的党员、干部作了一次排队。凡平时面目过于暴露，影响较大，难以坚持原地斗争的同志，可随军北撤，或通过社会关系转移外地隐蔽；平时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尽量坚持原地斗争。然后，确定留下的党员名单，并向他们交代任务和联络暗号。我和中心支部成员史济训、陈文运、孙秋良及我乡工作人员晁之光都随军北撤。当我们北撤到奉贤时，组织决定，为了服从整体利益，要我们留下隐蔽谋生。我乡工作人员因有病及其他原因也发给遣散费就地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