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记忆-慈溪抗战回忆

叶靳

1942年秋，日寇一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加紧诱降，一面集中兵力对我三北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及“奋勇部队”等，亦勾结日、伪，向我军步步进逼，妄图消灭我浙东抗日武装——淞沪游击队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纵队前身）。我军在坚决开展反“扫荡”斗争的同时.积极准备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

为了贯彻中共浙东区党委提出的“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扩大游击区，使慈溪、余姚连成一片，从而加强三北地区和四明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共三北地委决定抽调干部成立余姚山区突击工作队（简称姚山工作队）。负责开辟余姚东部半山区——龙南、龙北、彭泾、天东、乌山等乡的工作。

姚山工作队由陈平（前三北总办事处负责人）任队长。队员有柴一清、朱志豪、陈少弱、翁惠珍、韩凌志、陆维达、罗天明、劳子德、项信良、谢昌、邹毅君、马英、陈阜、陆允宏和我等20余人。队部没在龙南乡的俞家岙，并在航渡桥建立工作基点。翁惠珍带领一个组，以横河为基点，负责开辟龙北工作并向余姚县城方向发展。除搞群众工作外，还负有情报、联络任务。陈少弱带领一个组，负责向姚江方向开展工作。我、柴一清、罗天明、项信良和马英组成一个分队，以柴一清为分队长，负责开辟彭泾、天东、乌山工作。分队部设在彭泾乡妙山史济训家。

姚山工作队的主要活动是：

（一）抗战初期我党领导的余姚县政工队以团结抗日为口号，曾在这一带发动、组织群众，在各阶层人民中享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工作队运用这一有利条件，联络过去的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了解情况，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二）访贫问苦，在雇农中发现积极分子，组织雇农会（有的地方称弟兄会）。先启发他们开展经济斗争，支持他们向雇主说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同时也向雇主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们适当提高雇工待遇，以利团结抗日，搞好生产，保卫家乡，促使双方达成协议。通过斗争，提高雇农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引导他们参加抗日活动。

（三）运用各种方式在农民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把他俏组织起来。先在彭泾乡和龙南乡部分地区建立冬防队，防匪保家，守望相助。在龙南，为适应山区特点，还加上防兽害的内容。这就是后来的抗日民众自卫队的雏形。

（四）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从中物色建党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培养后，首先在彭桥、匡堰、湖清垫、长大孙、妙山、游源、伍家板桥、顾家等地发展一批党员，先后建立了彭西、彭东、天东3个党支部。

（五）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敌、我、友3方面情况。对上层人物我们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争取与他们合作。当时的乡政权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留下来的，我们要继续利用它开展工作。理点上层人物是，龙南乡乡长任惠康（此人对我态度较诚恳，群众对他的印象也还好）、彭泾乡乡长黄礼范和天东乡乡长徐如浩（此二人对我阳奉阴违）。还有龙南乡杨家岙的杨东林先生，有民族正义感，在群众中颇有威信，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工作队也重视开展对他的团结、争取工作。

队部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由朱志豪、陆维达负责，报道各乡工作动态，以便交流工作经验。

1942年11月底至12月初，经过连续战斗，我军基本上歼灭了向我猖狂进攻的“忠义救国军”艾庆璋部等国民党反动军队，取得了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1942年底，中共三北地委决定撤销姚山工作队，成立姚山办事处，任命柴一清为办事处主任，罗天明为军事股长，我为民运股长。姚山丁.作队队长陈平及队员韩凌志、翁惠珍、陆维达、陈少弱、劳子德、项信良、谢昌等已先后调离。同时也陆续增加了林坚、李重光、陈梅清、李思九、徐立、肖洛、罗绍焕、史美泗、伍望美、伍孝钿等。后来李重光还从镇海动员了乐××等七八个青年女学生来参加工作。党内成立总支委员会，柴一清为书记，我和罗天明为委员。除在龙南、龙北留下一个工作小队外，主要力量转向彭泾、天东、乌山地区。这时不仅活动地区扩大了，因为办事处具有政权性质，工作范围也扩大了。除了搞党的组织工作和各项群众工作外，还要担负征粮筹款，保障部队供给，以及动员青年参军，为部队提供兵源等工作。

1943年1月，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慈'姚县委批准，我们筹建姚山自卫大队。党员李源、徐哉生等带领一批抗日青年参军。武器来源除柴一清持慈姚县委书记谢仁安的介绍信向主力部队领来几支破旧步枪外，还有罗天明以前买来的两支步枪和周曼天以前保存的两支短枪。由周曼天任大队长，朱志豪任政治指导员，全队约40余人。1943年1月初，在彭泾乡的湖清垫举行建队仪式时，姚山办事处干部及附近群众也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姚山自卫大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对敌斗争，为姚山抗日游击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3年3月，为适应斗争形势，中共慈姚县委决定撤销中共姚山总支，建立中共姚山区委。柴一清为书记，罗天明为组织委员，我为民运委员。以后又陆续调入一些干部，其中有吴敏、李星、黎明、管静等。当时正是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形势很好，各项工作得到顺利开展。

（一）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凡是贫农、中农都可以按自愿原则参加农会。先以保为单位（当时还沿用旧保甲制度）成立基层农会，后来再在基层农会的基础上成立乡农会。乡农会和基层农会的干部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最先成立的是彭泾、天东两乡，其次是龙南乡。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抗战初期，经过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受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曾经作过让步，在施政纲领中正式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29年国民政府曾颁布“二五减租”办法）。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二五减租”始终没有兑现。我们就以“实行‘二五减租'”的口号，作为斗争的合法依据。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按收割时的实际产量，先扣除25%归佃户所有，余下的75%由地主与佃户平分。粮赋由地主负担。原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亩收军、公、学谷16.5斤，我们即按此征粮。如以亩产300斤稻谷（当时的通常年景）为例，则佃户可得187.5斤，地主除去缴公粮16.5斤，尚可净得96斤。这样一来，租佃关系就发生了大大有利于佃户的变化：

（1）姚山区各乡原先一般实行“计到租”，也称“死租”。就是不问年景好坏，佃户都要按事先定好的租额向地主交纳租谷。旧社会农业凋敝，灾害很多，完全靠天吃饭，因灾荒歉收造成的后果，完全由农民承担，而地主则坐享其成，仍按预定租额收租，以致农民终年耕作，不得温饱。现在实行“看花议租”，就是在收割时，到现场按片抽样核定产量，然后双方再按上述“二五减租”比例分配。丰收同享其利，歉收亦分受其害。

（2）有的地方虽然实行“活租”，但租率很高，最低是“对开租”（地主、佃户各得50%），一般的是“倒四六”（地主得60%，佃户得40%），少数还有更高的。现在按“二五减租”办法分配，租率就低得多了。

（3）原先规定佃户除按规定交租外，还要为“东家”提供无偿劳动，如划船、挑担、舂米等杂活。逢年过节还要给“东家”送鸡、蛋、鱼及时令蔬菜、瓜果等。现在这些陈规陋习和额外剥削一概被废除。

（4）原先佃户没有佃权。每年“寒露”（有的地方是“霜降”）是个关口，那时佃户提心吊胆，只怕地主在那时说一声明年土地要收回自种，或改租给他人，佃户就要断绝生计。地主许可明年续租，佃户才敢在收割之后，翻耕土地、投放基肥、播种春花。现在则实行“永佃权”，即佃户只要按规定交租，地主就不得收回土地或改租给他人。

实行“二五减租”，就大大限制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地主当然要反对的，但有抗日政权为农会撑腰，又有合法依据，地主一般不敢公然反抗，而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例如托故不参加评议会，拒绝到现场“看花议租”。有的嫌租谷少了，就酸溜溜地说：“今年我们不收租了，都缴了公粮吧！”而我们还是要按政策办事，在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就是实行“二五减租”，有合法依据；有利就是实行“二五减租”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团结抗日，有利于抗日游击区的巩固和发展；有节就是在实行“二五减租”后，要使地主仍有合理收入，生活可以过得去。我们在坚持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也提出佃户要“交租交息”。

实行“二五减租”的具体办法：由农会、地主双方各推选代表3~5人，加办事处代表1人，组成各级评议会、评议小组。收割前由评议会商定“现场看花”的路线，然后一路踏看，抽样估产。对此双方常会发生激烈争论，农会代表要沿着产量较低的路线踏看，地主代表要沿着产量较高的路线踏看；在抽样时，农会代表要选产量低的田畈，而地主代表要选产量高的田贩；在估产时，农会代表往低处压，地主代表则往高处抬。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评议会的办事处代表就要表态，实际上起仲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了。通过“二五减租”，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像牛马似的终日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日子已成过去。从斗争中他们懂得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是命中注定的，农民只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的道理，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也密切了我党、我军和广大群众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

经过“二五减租”，农会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原来对农会心存怀疑的佃富农，也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因为他们从“二五减租”中也同样得到经济利益。农会则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一般的也同意吸收他们参加。

（二）在取得“减租减息”运动胜利之后，我们以“抗日自卫保家乡”为口号，在冬防队的基础上，组织抗日民众自卫队，得到迅速发展。农会会员中的男性青年基本上都自愿参加了。乡成立大队，基层成立中队、小队。彭泾乡大队长为黄信孚，天东乡大队长为胡连洲，龙南乡大队长为孙敖齐，龙北乡大队长为胡志贵。各乡实行联防，成立姚山区队部，由罗天明任区队长。

抗日民众自卫队负责防奸反特，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维持社会治安、协助征收和运输公粮，以及为我军提供其他后勤支援。抗日民众自卫队实际上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情报工作队。能及时为部队提供比较详细的情报，敌人从据点一出动，我们就知道了；敌人一入境，我们就搞清楚了敌人的人数、武器装备、动向。在反“扫荡”、反抢粮、保卫秋收斗争中，抗日民众自卫队也作出了贡献。如1943年夏，为了反“归荡”，区委发动彭泾乡抗日民众自卫队破坏横河北面的一段公路交通。桥梁、电线杆被烧毁后，日寇到龙南山区砍伐大量木材，集中在柘番待运，以作修复公路桥梁和电线杆之用。区委又发动彭泾乡自卫队，在夜间把已集中的木材抢运到湖清垫附近隐藏起来。

（三）通过群众运动发现积极分子，物色和培养建党对象，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们先后在彭泾、天东、龙南建立党支部，发挥党支部在群众斗争中的堡垒作用。大多数党员在各种群众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而其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当时彭东支部书汜为罗洪潮，党员有史济训、宋东德、宋东高、干惠荣、干惠棠、宋杏初、史美洲、史纪森、潘惠林、史纪灿、黄章渭、黄春林、黄章林、伍望银、伍连昂、高来清、罗连太、罗森连、黄明、罗林华、罗仁潮等。彭西支部书记为陈文运，党员有孙森竹、孙盛良、孙松木（立民）、孙顺德、孙秋良、孙炳荣、黄成森、黄信孚、黄国良、岑尧灿、岑尧增、黄绍根（阿四）、黄志培、宋昌表、胡沛登等。天东支部书记李源，党员有顾士英、徐天居、陈银康、徐哉生、余杏章、余春晓等。龙南支部党员名单待核。

以上名单中除个别同志是老党员外，都是在1942年冬和1943年春发展入党的。

天东支部自李源、徐哉生带领一批青年参军后，又发展了徐国财、徐如森、顾斌、徐国苏、胡连洲、徐宏水等同志。

（四）改造基层政权。1942年年底以前，姚山区5个乡的政权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判下来的旧政权。乡长都是地方土绅之类的上层人物。如天东乡长徐如浩，彭泾乡长黄礼范，龙南乡长任惠康等。当时姚山工作队在工作上还要和他们打交道。1942年底，姚山办事处成立，行使区政权职能，我们的政治优势地位已经确立，就着手改造基层政权。通过群众推选，办事处任命的方式，姚山办事处任命共产党员黄信孚为彭泾乡乡长，共产党员徐国财为天东乡乡长（后由共产党员胡连洲继任）。龙南乡原乡长任惠康对我方态度尚好，继续留任。龙北则任命中间人物陆且之为乡长。乌山乡因条件不成熟而未变动，仍由胡连增任乡长。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作了调整。天东、龙南、彭泾3乡所属保长也大都经过调整，其中有些也是共产党员。龙北、乌山两乡则因基础差而未进行彻底改造。

此外，为了开展对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知识分子，还以柴一清、黄信孚为发起人，邀请孙森豪、史济生、罗惠康、胡世岗、伍望才等参加读书会，借以灌输民族意识.激发抗日热情。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姚山游击区已初具规模，我们在这里已经站住了脚跟。

这个时期，姚山自卫大队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建队后人员不断扩大，武器装备也逐步改善。1943年春（阴历过年时），历山老党员陈坤生来姚山办事处反映：庵东敌据点附近的大牌头，土匪丁长尧一伙盘踞，他们掌握了一些枪支，肆虐乡里。柴一清要我乔装走亲戚拜年，由陈坤生陪同，深入到土匪盘踞的大牌头，住在陈坤生的妹夫潘孝明（老党员）家里。夜间由潘孝明陪同我察看了地形，绘制了地图，并交潘孝明送往长河市联络点范增林家。数天后，周曼天率姚山自卫大队一部，和我取得联系，由陈坤生带路奔袭大牌头，抓得土匪坐主中药店老板吴某，并根据中药店学徒（也是陈坤生同志的亲戚）事先向我提供的材料，当场缴获藏在药瓶后面的一支驳壳枪。并对各个土匪藏身之点包围搜索，但他们闭门坚拒。因距庵东据点很近，部队不敢久留，即将抓到的中药店老板带回作为人质，迫使土匪缴出若干枪支。

1943年4月底，原先投敌的国民党八十八团团长田岫山在余姚周巷镇率部反正。其中有一个班在混乱中脱离队伍，企图自拉山头。当他们在龙南乡任家子坊吃中饭时，周曼天率一个短枪班进行突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缴获中正式步枪12支，弹药一箱。

1943年5月，余姚县城一队日军，经姚山区的横河、彭桥向东窜犯。姚山自卫大队事先获得情报，在彭桥东南小山上设伏，在日军即将进入火力圈之际，一战士不慎走火，暴露了目标。日军闻枪声停止前进，并踞河岸还击。经过短促交火，我方转移阵地，日军亦仓皇遁去，双方均无伤亡。这次战斗虽因意外事故失去故机，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这样一支刚刚建立的地方武装，敢于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交锋，大大鼓舞人心，使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敢以小股闯入姚山游击区。

1943年7月，经过充分准备，周曼天率一支精悍的突击小队，化装为进城的农民、商贩模样，于拂晓时对余姚城边的皇山桥伪军据点进行奇袭。伪军猝不及防，缴枪投降。此役未发一枪就解除了伪军一个排的武装。待城内日军察觉时，突击队已安返根据地。这次虎口拔牙，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军事影响，使城内敌人大为震惊，使敌占区人心为之一振。

1943年冬的一个深夜，驻樟树庙据点的伪“中警团”一个连反正，要去天台投奔国民党军队。他们进入游击区后，既怕日军追击，又怕我军狙阻。在经过彭桥南面小山时，自相惊扰，慌乱中丢失一挺捷克式轻机枪。第二天早晨机枪为姚山自卫大队所获。

姚山自卫大队建队半年，就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装备较好，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但其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同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曾经发生过坏分子企图拖枪叛变的事件，幸而我们及时察觉，将主犯徐罗青处决，才使阴谋没有得逞。

在姚山自卫大队先后工作过的主要干部有大队附郑树德、詹时辉，副官李源、陈坤生、邹容等。

为了保障姚山自卫大队的给养，姚山办事处筹划成立了一个五乡自卫委员会，后扩及云溪乡，改为姚山自卫委员会。由彭泾乡乡长黄信孚为主任委员，天东、龙南、龙北、乌山各乡乡长及乌山乡开明人士胡之明，云溪乡上层人士郑天吉、严绍海等为委员，定期集会，统派姚山自卫大队军费。

1943年9月，为了加强对三北地区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三北地委将各县、区地方武装整编为三北自卫总队，由地委书记王仲良（耀中洞志兼总队长。姚山自卫大队改编为三北自卫总队第二中队，周曼天任中队长，朱志豪任政治指导员。姚山群众对这支队伍升级为地方主力感到由衷高兴，但也为这些鱼水相依、患难与共的子弟兵的离开而依依不舍。

1943年夏季，三北地区对敌斗争形势很好。日军不敢轻易出扰，伪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正是我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的大好时机。7月间驻余姚周巷镇的伪中央税警团（伪军精锐部队，直属南京汪伪政府财政部）一个连携枪反正，到陆埠投奔我军。接着驻浒山镇伪“中警团”也有一个班携枪到姚山区投诚。同一时期，姚山区委接到彭泾乡政府事务员胡迟的报告：浒山伪“中警团”有个名叫刘汉青的班长在和营房边的一个居民交谈中流露有弃暗投明的愿望。这个居民是胡迟的亲戚。区委当即布置胡迟通过他的这位亲戚，观察刘汉青的动向，可以见机行事。经几度接触后，刘汉青表示只要能和抗日游击队联系上，他愿意串连一批知心弟兄投奔抗日游击队。

根据区委决定，我在胡迟陪同下乔装进入浒山城。以三、五支队肖副官的身份与刘汉青会面，向他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晓以民族大义，指出投奔我军的光明前途，要他尽可能多串联一些人携枪反正，为抗日立功。刘汉青欣然答应。我和他约定今后以胡迟同志的亲戚家为联络点。一个多星期以后，刘汉青通过联络点传话：经过紧张活动，他已串联了一批骨干，控制了4个班的兵力，掌握轻机枪两挺，待命行动。我化装为病人，再次进入浒山城。在浒山医院一位姓胡的青年职工掩护下，与刘汉青会面。并利用伪军营房要装配窗帘的机会，再乔装成浒山城内某绸布店伙计，由刘汉青带领进入驻于浒山北门小山上的伪军营房，以承包制作营房窗帘要测量尺寸为名，穿堂入室，察看了营房结构及周围地形、工事。然后，与刘汉青约定于当天深夜12时举事。计划首先击毙伪连长，控制连部，然后号召全连反正，有不服从者，则解除其武装。得手后对空鸣枪3响，预伏在城外的我接应部队也立即对空鸣枪3响相应，在城外东北角举火为号。这时城内应纵火焚烧设在小山上的伪连部，以示决心，而绝归路，并控制北门、东门，接应我预伏部队入城，里应外合消灭城内其他敌军和别动队。部署完毕，我于傍晚返回根据地复命。

夜10时许，我随同主力部队特务大队（大队长刘发清）和姚山自卫大队出发，按时到达浒山东门以待时机。是夜，一场阵雨后，月光皎洁。至午夜12时，浒山北门小山上果然对空鸣枪3响，我军也立即鸣枪3响相应，并在城东北角燃起火堆。但只闻城内有零落枪声，不见伪连部起火。我军认为城内未按约定计划举火，恐其中有变，不能冒险进城。约一刻钟后，城内枪声渐向南门方向移去。我军不明情况，恐遭暗算，迅速撤离。

第二天早晨，伪“中警团”一个连到达彭桥，声言是昨夜从浒山反正后突围出来投奔三、五支队的，要找“肖副官”联系。那天我返回根据地时已是拂晓三四点钟，部队继续前进，靠山宿营，我因一天内往返浒山两次，疲惫不堪，就在湖清垫休息。朦胧中被人叫醒，说是反正伪军已经到达彭桥，要找肖副官联系。我不防有诈，就匆忙起身去彭桥。快到彭桥时，忽闻枪声大作，就停止不前。这时见王阿银飞奔而来，告诉我情况有变。我要他火速报告部队，自己留原地观察。待部队到来时，伪军已窜回浒山了。

原来伪军到达彭桥时，正在彭桥执行任务的姚山自卫大队侦察员黄森德前去接待，并要带领他们去找我军驻地（相距七八里路）。伪装成率众反正的伪连长边走边探问我部队驻地和兵力情况。侦察员告诉他部队驻地，并透露除姚山自卫大队外还有主力部队。伪连长突然停止前进，伸手夺侦察员的枪。侦察员知道上当，就从桥上跳河，被伪军排枪击中，不幸牺牲。

事后获悉，临举事前数小时，有人向敌人告密，刘汉青等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供出反正计划。敌人将计就计，在城内设伏，企图诱我人内。但为什么不按约定的信号焚烧伪连部？究竟是因为刘汉青被捕后没有供出这一关键之招，还是敌人对焚烧连部之举下不了决心呢？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敌人见我们没有上当，仍不死心。于次日拂晓伪装反正投奔我军，妄图到达我驻地后，乘我不备，进行突然袭击，吃掉我部。他们原以为这一带只是一个姚山自卫大队，可以对付得了。当从侦察员口中知道还有主力部队时，知非敌手，就杀死我侦察员，仓皇窜回浒山。

194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又积极准备在浙东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根据上级指示，姚山区委决定于10月10日在游源组织万人大会，检阅彭泾、天东、龙南3乡抗日民众自卫队，以庆祝辛亥革命32周年的形式，对群众进行反内战动员，由三北自卫总队二中队担任警戒。会议预定在上午举行。当时我们思想上比较麻痹，不注意保密，3天前就发出通知要各乡准备，以致在筹备过程中被敌人侦悉。余姚县城日、伪军数百人，于10月9日深夜悄悄从彭桥翻山埋伏在九龙山上。九龙山麓的伍家板桥是彭泾、天东两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到游源集中的主要通道。敌人企图在我民众自卫队进入游源后封锁通道，然后扑下山来，进行大屠杀。幸而龙南乡孙家泾抗日民众自卫队员竹匠孙连方来伍家板桥干活，大清早从长大孙翻山过来时发现敌情，急忙报告区委。区委派伍家板桥党员伍望银装作上山砍柴，前去侦察，证实确有敌人埋伏。这时天东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已整队出发，路经匡堰时，吹起军号，高呼口号，惊动了埋伏在九龙山上的日本鬼子。他们不明虚实，摆好架势，准备作战。黄色的队伍一端动，正好暴露了目标，断定是敌人无疑。区委立即将已集中到游源的人员转移，同时火速通知各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停止前进，就地疏散，总算避免了这场大惨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训。到七八点钟，敌人下山包围游源，扑空后向东搜索前进，但一无所获。

数天之后，日、伪军再次对姚山区进行大“扫荡”。我龙南乡抗日民众自卫大队长孙敖齐、龙北乡抗日民众自卫大队长胡志贵、姚山抗日民众自卫队区队部事务长（名字忘了）和一个新参军的小同志阿龙在龙南乡戚家大山被俘。日军把他们押解到彭泾乡赵家池，捆绑在杨梅树上用刺刀乱捅，其中事务长未伤及要害，后为群众救下，不久治愈，其余同志壮烈牺牲。

1943年深秋，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积极准备在浙东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我军三次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0月下旬，三北地委在慈北五磊寺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期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工作，准备迎接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会上，地委组织部长黄知真宣布，原姚山区委书记柴一清调任慈姚县委宣传部长；姚山区委以我为书记，罗天明为委员，以后又从慈北区调来项耿为组织委员。因日寇对我三北地区进行大“扫荡”，不得不三易会址。当会议结束时，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日、伪军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之际，乘机向我抗日游击区进行“蚕食”。敌伪势力伸展至整个三北地区，并增设沿江据点，封锁姚江，妄图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围歼我军主力于四明山区。

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犯我四明山区，我军被迫进行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此时，姚山区当面之敌，四出骚扰，气焰器张，不仅增加了浒山据点的兵力，还新建了一些据点，我们对这一局面，思想准备不足，缺乏斗争经验，未能及时采取应变对策，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以致工作遭受挫折。

1943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和已经移交工作而尚未离开姚山区的县委宣传部长柴一清，一起在天东乡水沟弄党员余杏章家研究工作。夜里柴一清就宿在余杏章同志家，我到水沟弄西南不到一里路的一个小村住宿。半夜我被枪声和狗吠声惊醒，推窗一看，见水沟弄上空有许多支手电筒光在摇晃，料想柴一清同志出事了，就赶紧转移至湖清垫。原来在白天敌人便衣队侦知了我们的行踪，就在深夜带领日军包围余杏章同志家。柴一清和余杏章的弟弟余幼章（民众抗日自卫队员）不幸被捕。余杏章因给柴一清同志让床铺睡到别处而没有当即被捕，但第二天也被捕三人均被关押在余姚城内。

12月，浒山据点的伪别动队袭击彭桥。以开设“保康堂”中药店作掩护的彭西支部书记陈文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不幸被捕，先被关押在浒山，后被解往庵东伪“中警团”团部，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最后由组织上资助一笔钱通过亲友出面保释，彭西支部书记得以活着出来。

1943年12月，伪余姚县长劳乃心派伪守备队陈金木部夜袭彭桥，在逮捕我抗日民众自卫队中队长共产党员岑尧增及其父岑金林后，立即窜回余姚县城。两天后，岑尧增父子被惨杀于余姚县城后青门外。不久，伪余姚县守备队陈金木部又袭击天东乡，围捕我天东乡长共产党员胡连洲。适胡外出，敌人将其妻抓走，把她关押在余姚县城。8天后胡连洲之妻具保获释.与此同时，白沙乡抗日民众自卫大队长华水炎被捕，被关押在余姚县城。

1944年春，胡连洲被浒山伪“中警团”别动队逮捕。彭泾乡公所队士孙林章在彭桥征税时，被伪余姚县政府派出的便衣汉奸逮捕。

上述人员都通过上层关系具保获释。

遭此一连串的打击，群众情绪低落，各项工作受到很大挫折。当时整个三北地区形势逆转，原来连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被星罗棋布的敌据点所分割。姚山区委一度和县委失去联系，不得不独立作战。自姚山自卫大队上升为地方主力后，姚山区新的武装力量尚未组成。区委面临的斗争局面是十分严峻的。区委平时活动的一些村子常遭袭击，不得不分散活动。晚上睡在群众家里，常常因为敌情而一夜数迁。在这种情况下，区委机关是否可以暂时转入邻区交接部，以避敌锋？区委认为这样做会使群众失去领导，斗志涣散，这剩下的一小块抗日游击区也会因此失掉。因此决定无论如何要坚持原地斗争，以维系人心。当时正值严冬，区委人员有时不能在村子里过夜，就到山上在寒风中露宿，白天再进村子工作，始终不离姚山区一步。

鉴于形势逆转，姚山区委决定撤离隐蔽大河（这是一条横贯姚山区的交通水道）以北平时面目较红的党员和群众干部，以保存力量。同时布置原来较隐蔽的党员改变工作方式，坚持原地斗争。1944年春，为贯彻区委决定，负责天东乡工作的区委民运干部林坚（女），前往天东乡布置工作。行经洞桥头时为浒山敌据点出来骚扰的伪别动队张伯康部扣住盘查。敌人发现林坚的口音不是当地口音，遂被怀疑，又被汉奸徐方开指认，当即被押往浒山据点。同时被捕的还有彭泾乡里巷（现为光明大队）抗日民众自卫队员孙巨生。区委获悉后，即由我找天东乡前任乡长徐如浩谈话，要他通过在浒山的上层关系设法营救，但敌人很快将她解往庵东，使我们营救不及。林坚同志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不愧为共产党员的楷模。在被押往庵东伪“中警团”指挥部途中，痛骂汉奸卖国贼。敌人恼羞成怒，将林坚同志枪杀在长河市三塘头，使其暴尸田野。后由当地群众偷偷掩埋。孙巨生同志亦同时被枪杀，但当时未伤及要害，待敌人远去后，由群众救护抬回家中，终因流血过多，加之创口感染，20余天后牺牲。林坚同志是宁波市人，牺牲时年仅20岁。姚山群众对她的英勇就义深为感动，至今悼念不已，对她的遗骨无着，迄今未能归葬九龙山下的烈士公墓，深感遗憾。

从一系列的挫折中得到了教训，我们终于适应了斗争形势，采取分散隐蔽活动的斗争方式，坚持了原地斗争，保存了力量，并紧密依靠群众，对敌人进行反击。当时敌人知道姚山区已无武装力量，就越来越嚣张。过去小股敌人不敢闯入游击区，现在三三两两的便衣队、情报员也敢分散活动，深入我腹地刺探区委机关行踪，然后派小股武装进行袭击。我们则针锋相对，发动和依靠群众，监视敌踪，开展锄奸活动。1944年春，彭泾乡抗日民众自卫队干部、党员孙秋良，在长大孙至彭桥的小岭上遇见一个行踪可疑的人，就上前盘查，此人竟用武力抗拒，孙秋良奋力拼搏，将他打翻在地。在其他群众的协助下，孙秋良将他捆绑起来，并报告区委。经区委审讯，证实是浒山敌据点别动队的情报员，就连夜召集长大孙、湖清垫、上史家一带群众，开大会公审。群众一致要求将他处决，为遇难同志复仇。当时区委与县委失去联系，即由区委决定将其处死。

1944年春，伪“中警团”别动队员陆阿四等3人在彭桥刺探情报时，被我彭桥民众抗日自卫队干部、共产党员宋昌表、黄阿四等捕获，后被押送到湖清垫。经区委审讯后，其被就地处决。

1944年春，彭泾乡干部共产党员孙森竹在天东乡探悉汉奸徐方开（林坚烈士就是被他指认的）的宿夜地点，立即报告区委民运干部毛伟。当夜，他们将徐方开捕获，押至彭泾乡。经审讯后，徐方开被就地处决。

以上处决的人犯名单，均以姚山办事处名义出布告，张贴到交通要道和敌据点附近。并对为敌效劳的人用各种方式予以警告。警告无效，则坚决打击。经过反击，敌人的便衣、情报活动有所收敛，群众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基层党组织在改变工作方式后，不仅得到保存，而且迅速恢复活动，成为群众斗争的骨干力量。

1944年3月，姚山区委与慈姚县委恢复联系，县委先后派宣传部长周翔、组织部长吴祥田来姚山区指导工作，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度过了困难时期。这时，地处平原，在敌据点包围下的姚东区，斗争比姚山区更为艰巨，以致姚东区委和姚东办事处不得不转移到姚山区来。他们以姚山为基地，继续保持与姚东基层党组织的联系，领导姚东地区的对敌斗争。

自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爆发后，我军已无继续“灰色隐蔽”的必要，于是在1944年1月正式宣布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北总办事处召开了庆祝大会。为此姚山办事处也为此召开各乡长暨地方人士联席会议，群情为之振奋。不久就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并相继成立地区、县、区的各级抗日政权。

1944年春，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已取得局部胜利。我军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坚持在四明山区，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另一部分主力渡姚江转移至三北地区。这样，三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变化。姚山区的形势也随之逐步好转。

1944年3月，地委决定把姚东、姚山两区合并为浒山区，由我（原姚山区委书记）、谢明（原姚东区委书记）、项耿、罗天明（两人均为原姚山区委委员）、岑六生（原姚东区委委员）等组成中共浒山区委员会。我为区委书记，谢明为区委副书汜。在浒山区委下建立姚东分区委，岑六生兼分区委书记，岑卫生为分区委委员。他们留在姚东地区继续坚持原地斗争。与此同时，地委撤销姚东、姚山两办事处，建立浒山区署，任命朱人侠为区长，吴浩南为财政指导员（1944年冬吴浩南同志去浙东区党委整风班学习，由韩文华继任）、吴敏（女）为文教指导员。接着又根据县委指示建立浒山区常备队，动员姚东、姚山的一批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毛文杰、蔡文海等20余人参军，并迅速扩大到40余人。由朱人侠兼队长，我兼政治指导员，蔡大勋任副队长（实际工作由他负责）。武器配备，开始只有步枪，后来朱人侠从兵工厂搞来一门手炮，拿手炮向三北自卫总队换来一挺轻机枪。常备队建成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小股敌人，惩办汉奸，保卫秋收，保卫征粮等。

1944年4月，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保证党对区署工作的领导。我们在区署内建立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组）。我兼党团书记（为了便于工作，同时在行政上兼民政指导员），吴浩南、蔡大勋为党团成员。同年5月又增加朱人侠为党团成员。6月从主力部队调来沈一民为常备队副指导员，并为区署党团成员。区署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各乡抗日政府，搞好政权建设；征粮筹款，保障部队供给和政府财政开支；惩办坏人；调解民事纠纷等。从此，各项工作逐渐恢复，重新打开了局面。随着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抗日游击区的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1944年夏（确切时间待核），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同志亲率三北自卫总队到达游源，统一部署在三北广大地区对敌伪公路和通讯线路进行大破袭的工作。浒山区委于上午接到发动群众参加大破袭的命令，任务是破坏浒山境内的公路和通讯线路。我们立即派人分头动员，于黄昏前即集中了各乡民众抗日自卫队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数百人。他们携带破路工具和煤油等，在夜间由区委、区署领导干部带领，随部队分路深入敌占区，对樟树庙、浒山、历山一线的交通线进行破袭，掘毁公路、焚烧桥梁、割电线、锯电杆。还组织一支宣传队，沿途书写抗日标语，张贴传单。当时公路上人声鼎沸，火光烛天。浒山、樟树庙等据点之敌，怕遭我伏击，龟缩据点内，不敢妄动。当我们在部队掩护下完成任务后，准备从樟树庙据点东面越过公路返回上林湖时，浒山、樟树庙据点之敌开始出动，观城据点之敌也沿公路向西前来堵击，妄图将我封锁于公路线以北，予以围歼，但均遭我预伏在公路两侧的警戒部队阻击，无法前进。参加破袭的抗日民众自卫队在部队掩护下全部返回根据地，无一伤亡。对此，地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林湖总结此次行动时，对浒山区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几小时内能有这么多的群众呼之即来.斗志昂扬地参加这次破袭战，予以表扬。此次行动对整个三北地区的统一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军事、政治影响。

1944年7月，坚持原地斗争的择浦乡党支部宣传委员孙启尚，被庵东据点伪别动队长高云瑞杀害。高云瑞是择浦乡帮会头子，投敌后当了汉奸别动队长，勾结其弟高云达、高云武横行乡里。当时择浦乡党支部根据区委决议，也利用封建帮会形式，由宣传委员孙启尚出面，广收门徒，与高氏三害相抗衡，以此为掩护，在敌人控制区坚持原地斗争。孙启尚同志不幸遇害时，党员阮永尧亦被抓到庵东伪据点（后设法保释）。当时敌人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但择浦乡支部其他成员也因与孙启尚同志关系密切而处于危险之中。区委决定将支部书记龚玉传、组织委员张瑞华及孙启尚同志的三个胞兄弟孙启耀、孙启钿、周时青等撤离择浦乡，分别分配在区委、区署、区常备队工作，择浦乡支部所属凉亭前、王家、板桥头、罗家庄、新增等5个党小组仍在姚东分区委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

1944年7月，浒山区署发生过一起巨款被窃案，幸而及时破获。当时浒山区署把征收到的一笔税款用白布包扎成3捆，准备上缴慈姚县办（金额忘了，每捆体积约35×20×15厘米）。晚上区署从上史家转移到连树下，为安全起见.财政指导员吴浩南交给我和朱人侠各自一捆。到达宿营地后开党团会，因天气闷热，移至室外，我把携带的一捆钞票交通讯员看管，通讯员把钞票放在床头，去灶间打了一盆水，回来时这捆钞票不见了。我们认为作案者肯定是区署内部人员。当时封锁所有通道，防止作案者潜逃或转移赃款。同时发动群众，分析案情、提供线索，大家把注意点集中到两个征收员身上。当夜，征收员胡××，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第二天上午也是坐立不安，午睡时躺在门板上假装熟睡，但他的眼珠却在紧闭的眼皮下面不断地滚动。这一反常表现，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估计罪犯得此巨款，尚无机会转移，可能暂时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等待时机再取。就用了个“欲擒故纵”之计，故意放出空气，说作案者已经逃跑，并于天黑后集合队伍，转移营地。队伍行至中途，胡××佯装小便，故意掉队，潜回连树下。当他从稻草蓬中取出赃款时，被预伏在村内暗中守候的和尾随而来的同志当场揪住，人赃俱获。当即将罪犯看管起来，并报告地、县委请求处理办法。但因看守不慎，黎明前被罪犯磨断绳索逃脱。在匡堰附近被部队侦察员发现。侦察员喝令他站住，而他继续向敌控制区方向奔跑，为侦察员开枪击毙。

1944年，一度停止活动的原姚山区各乡农会恢复活动。秋收后仍按上年度成规实行“二五减租”，农民喜获斗争果实，区署也及时完成征粮任务，保障了军队供给。我控制区仍按每亩16.5斤征收；敌控制区则采取以粮折款的办法，向各乡派款。在形势好的时候，敌控制区各乡的地主、富户一般能如数缴纳；形势不利时，就要讨价还价，打点折扣。财政收入主要靠各税卡向过往行商征收货物税，同时也向坐商（包括敌控制区集镇的商号）摊派榄金。税卡大多设在水陆交通要道，没有武装保护，全靠群众掩护。这些战斗在前沿地区的税收干部，很易遭到敌人的袭击。有时敌便衣队伪装成过往客商诱我上当，加以捕杀。也有不法奸商因逃税被查获受到罚款处理后怀恨在心，而向敌人告密。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还是较好地完成任务，保障了抗日军队和政府的财政开支。横河税卡干部徐立，在横河附近的孙家泾被日军逮捕，之后被押往象山充劳役，修筑公路。以后乘敌不备时逃脱归队。不久，税卡干部戚招荣在龙南乡十里长湾被敌人逮捕。税卡干部张明怀被敌伪便衣队打破头额，血流如注，并被推人河中。敌人认为必死无疑，扬长而去，后经当地民众自卫队员救起治愈。这些同志的革命事迹都是值得表彰的。

这个时期，敌人抓紧向我内部派遣奸细，进行破坏活动。1944年秋，浒山区常备队曾发生一起敌人打入内部策动拖枪叛变事件，幸事先察觉，及时予以镇压，未造成后果。经过是这样的：日伪奸细高桐轩用其社会关系，从宁波来浒山，打人常备队。此人入伍后不久，就开始进行活动，在人前常说一些调唆性的话，埋怨游击队武器差、生活苦、没出息，炫耀宁波何等繁华，他与宁波日本宪兵队有关系等等。他的活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区委研究，由朱人侠布置庄根祥、蔡文海、张关根等故意和他周旋，进而打入其内部。因此我们对高桐轩之后的阴谋活动了如指掌。当高桐轩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企图杀死队干部，袭击区委、区署，然后投奔宁波时，我们先发制敌，及时破案。高桐轩还曾为庄根祥等同志写了给双桥乡（敌控制区）事务员陆承昭的介绍信，要陆设法把他们送往宁波。为了搞清楚高桐轩和陆承昭的关系，朱人侠又派庄根祥等伪装成拖枪叛变者，到双桥乡找陆承昭联系。经接触后，判明这是高桐轩故弄玄虚，陆承昭并不知情，因此，未对陆采取行动。高桐轩经县委批准后，公审枪决，并以这一事件，教育全区同志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活动。

1944年秋，慈姚县委组织部长沈青之同志前来浒山区指导工作。由沈青之任浒山区委书记，谢明仍任副书记，罗天明、岑六生仍为区委委员。

1944年11月底，我去三北地委党训班学习，后转到浙东区党委整风班学习。

在1944年秋至1945年初期间，我浒山军民积极开展锄奸活动，对巩固游击区起了很大作用。如1944年12月，浒山区常备队侦悉汉奸守备队长陈金木的活动情况。沈一民、蔡大勋带队夜袭白沙乡河角村的陈金木老窝，抓住陈金木亲信吊眼阿龙、安降裁缝、焦饼阿荣、韩德六和伪保长惠铃白眼，并把他们押回根据地，其中除焦饼阿荣民愤不大，予以释放外，其余4人均被处决。

彭泾乡应变员（敌人来时出面应付的人）黄老荣的外甥女周××是敌伪情报员，住在彭桥黄老荣家，以卖卷土香烟为掩护，为伪别动队搜集情报。周××又派遣另一情报员张××（湖清垫人）刺探我方情报。我方察觉后将其一并逮捕，在长大孙南面处决。

后来，我们又先后破获、处决敌伪坐探、别动队情报员等3人，使敌人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

1945年1月，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余姚梁弄镇召开，会议总结了浙东根据地在军事、民政、财政、文教等方面建设的成就，提出了今后施政纲领，并宣布正式成立浙东行政公署。

1945年春，浒山区署文书周××请假回胜山头探亲时，被伪“中警团”逮捕。之后，他供出区委、区署人事和活动情况，并带领敌军到游源骚扰，幸我事先转移，未造成损失。

约在1945年春，洋浦乡高应龙、高宝芬叔侄因不堪忍受勾结敌伪的帮派势力的欺压，自筹枪支，带领10余人前来投奔我浒山区署。县委批准同意，以高应龙带来的10余人为基础，再调入一些人员、补充一些枪支，成立浒山区署行动队。高应龙为队氏，蔡大勋兼政治指导员。

5月底，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三十三师及“浙保”再次向我发起进攻，我军奋起进行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

6月，设在浒山城内的党的秘密联络点“三友酒店”，被日本宪兵队破坏。联络点负责人徐大雄同志事先臂觉，及时撤离联络点。到根据地后，区委分配其搞民运工作。

7月初，我在浙东区党委整风班学习结束后，返回原岗位。沈青之同志仍以县委部长身份留浒山区指导工作。这时，随着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三北地区斗争形势日益好传，浒山区各项工作也取得很大发展。但原姚东区一带仍处在敌人控制之下，保存下来的各个党支部在姚东分区委领导下，在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原地斗争。同时，浒山区委还派出毛伟、肖毅带领工作组，以龙南、龙北为基地，向西发展，新开辟了石堰以西3个乡的工作，扩大了游击区，成立了姚西（取姚山西部之意）分区委，毛伟同志为分区委书记，是区委委员之一。

这个时期浒山区委的工作人员除区委成员夕卜，还有肖毅、邹段君、胡惠明、陈坤生、龚玉传、何廷耀、周时青、徐大雄、徐大年、邹容、肖洛、范年鸿、岑菊凤（女）、陈××（女）、史美泗、伍孝钿、伍望美、陈爱兴等同志。

浒山区署的工作人员除区长、民政、财政、文教指导员夕卜，还有宋公明（后调区委）、陆允宏、潘×根、孙英、刘玉城、叶淑芬、施尚俭、徐立、胡延海、戚招荣、毛××、王××、张关根、小竺、黄××、王永根、曹雅索等同志。

区武装力量除区常备队、行动队外，还有一个直属短枪班，班长毛文杰，成员岑纪田、朱传章等。

这个时期浒山区的党组织和各群众组织均有较大发展，具体情况待核。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苏联在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月10日，日寇向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同时，朱总司令发布大反攻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伪军发起全面进攻。浒山区委于8月11日接获上述消息，立即派人分头通报各乡，群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对于梦寐以求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竟会如此迅速地来临，我们也是意想不到的。区委当即开会研究部署工作，准备迎接新形势的到来。8月12日，根据上级指示，区署派人向浒山境内所有敌据点递交我军敦促日、伪军和伪政权投降的最后通牒。8月14日，日本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要独吞胜利果实，无理剥夺在敌后长期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受降的权利。他一面依靠美国飞机向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线空运国民党军队，一面命令日、伪军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固守城市、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等待国民党军队接管。那些以前投敌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原国民党军队，又摇身一变，成为堂堂的“国军”。因此，日、伪军置之不理我军通牒，反而加固工事，准备顽抗。我浙东抗日军民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开始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敌伪据点数十处，直逼宁波、余姚、慈溪、镇海等县城。我浒山区也集中区武装力量和基干民兵队（这时抗日民众自卫队已改称民兵），配合主力包围浒山据点，迫使浒山之敌狼狈窜人余姚县城。浒山区境内其他据点之敌，也相继撤离。至此全境解放。

当时区委、区署着重抓以下几件事：

（一）调配干部，任命新解放乡、镇的干部。如任命徐大雄（原设在浒山城内的党的秘密联络点负责人，因联络点遭破坏而撤至根据地的）为浒山镇镇长；岑六生为逍林镇镇长；邹汇梁为坎墩镇镇长；史济训为影泾乡乡长；龚玉传为择浦乡乡长；余槐春为三管乡乡长。原彭泾乡乡长黄信孚拟调区署工作。

（二）训练老区基层干部，准备派往新区工作。

（三）开展民主反霸斗争和锄奸工作，严厉惩治汉奸、恶霸、与敌伪勾结的帮会头子和有民愤的伪乡、保长。

（四）收缴敌伪藏匿的枪支弹药。

1945年8月底，国民党反动军队“浙保”三个团及三十三师等，又开始向我浙东解放区进逼。我军被迫放弃宁波、余姚、慈溪。一面呼吁和平，制止内战，一面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形势再度逆转。9月中旬，我和柴一清分别在逍林镇、浒山镇两地召开群众大会（因全区人数太多，分两地进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动员群众准备迎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区委还要求各乡党支部吸取1943年形势恶化时遭受挫折的教训，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

9月22日（或23日），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去上虞参加浙东区党委召开的会议之后，路过浒山。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以取得国际和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决定要我们撤离浙东解放区。浒山地区是我军北撤的重点通道之一，因此，提前告诉我们，以便及早做好准备工作。浒山区委、区署根据王仲良同志指示，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派出武装小组配合部队在沿海一带征集船只，为北撤部队提供渡海的运载工具。

（二）抓紧完成粮食征收任务，并将一部分粮食抢运到沿海各海口，为部队提供军粮。

（三）对全区党员和基层干部进行一次排队，凡平时面目过于暴露，难以坚持原地斗争的，可随军北撤或通过社会关系转移到外地隐蔽；平时身份较隐蔽的，尽量坚持原地斗争。然后将已确定的坚持原地斗争的党员重新编组，交清任务及今后联络暗号，并确定岑伟生为区特派员（为适应白区斗争而改变体制）。最后，将这批党员的组织关系移交给上级指定的留在余姚坚持原地斗争的项耿。

（四）收回抗日政府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以出售公粮的办法，使抗币回笼，予以销毁，以免群众在我们北撤后，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五）拨出一部分公粮（棉区则用棉花），发放给北撤人员中经济困难的亲属，作为安家之资。

（六）对区委、区署机关进行精简。

以上各项工作，唯有精简一项遇到了困难。虽经反复动员，大家都要随军北撤，谁也不愿被遣散回家。连一批本来不脱产的群众干部，也坚决要求随军行动，集中在区委待命。

从1945年9月30日起，我新四军浙东纵队开始分批从慈北的古窑浦到姚西的临山沿海各海口（包括浒山区各海口）分路渡海北撤。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的主动北撤，看成是软弱可欺，调集重兵进行拦击，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消灭我军于杭州湾南北两岸。

浒山区委、区署承担着为北撤部队筹粮、征船等工作，一直坚持到10月5日，等从浒山渡海的最后一批部队到达海边后，才整队撤离浒山镇。沿途散发《忍痛告别父老兄弟姐妹书》，群众挥泪相送，依依惜别。当时这支队伍包括区委、区署机关干部，常备队，行动队部分基干民兵及一部分随队北撤的群众干部约200余人。到达胜山头附近的一灶海边时，原先准备的船只和粮食均为先行部队调用。而浒山镇在我们撤离后，不久即为尾随我军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占领。我们处在前无渡船，后无退路，又有断粮之虞的困难境地。这支非武装人员占半数以上的庞杂队伍，如遇敌情，后果将是严重的。队伍在海滩徘徊了一夜。天明后即派出几个武装小组，四出找船，但无所获。区委、区署除了继续派人找船外，还在新浦沿、山头召集商家开会，晓以大义，要求他们捐献食品，以应急需。共募得粮食数百斤、食油若干篓、豆类百余斤。附近盐民雪中送炭，给我们运来一些淡水。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更严重的是，我们已成为和大军失去联系的一支小小的孤军，好似失群的孤雁。我们不知道大海彼岸敌情有了什么变化，登陆口是否还在我方控制之中，北撤的目的地在何处。这时，海防大队有一巡逻船靠岸，船上只有一个班，配有一挺轻机枪。征得他们同意后，我们派罗天明（他本已调离浒山区，前些时，因事来浒山区，正值北撤，不及返回原单位，就和我们同行了）带领基干民兵约20来人搭乘此船，先行渡海，到指定地点——南汇县的马勒港登陆，大队人马待搞到船只后跟进。到了10月9日，总算搞到了4条木帆船，全体人员上船待发。不料海上骤起风暴，船只不能前进，而岸上已有敌情，不能靠船返岸，只得在惊浪骇涛中沿着海岸游弋。船上淡水用尽了，用海水煮的饭是夹生的，听有海上生活经验的同志说，只要放些鱼和米一起煮，就可以把饭煮好。大家就从无人看管的网具中找到一些鱼煮饭，果然灵验。但我们不能白拿渔民的鱼，破坏群众纪律，就把法币（国民党统治区通用的货币）塞在网具的竹竿中作为报酬。

这时，奉司令部之命，押空船回来接应后续部队的教导团周曼天等一行，在海上遇风暴覆舟，经其他船只救护，脱险后与我们会合。

10月12日晚，风暴已过，我们决定渡海。当时又收容了其他县、区前期掉队人员，队伍就越加大了。当由周曼天协助我们（柴一清、朱人侠、蔡大勋和我等）共同指挥这支庞杂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4条船起锚渡海，我们踏上了艰难的征途。大家南望渐渐远离的海岸渔火，离别这块浴血奋战多年的故乡土地和患难与共的人民，除满怀悲愤之外，也不无惆怅之感和眷恋、惜别之情。但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

在风浪中颠簸了一夜，13日拂晓，望见北方的海岸线渐渐靠近。船老大以前没有走过这条航线，不知这依稀可辨的海岸是不是上级指定的登陆点——上海近郊南汇县马勒港，即使是马勒港，也不知目前是否还在我方控制之下，因此不敢贸然靠近。再过一会，通过望远镜，我们看清楚岸上的人是戴大盖帽的警察，于是急忙转舵远离海岸。这时有一条小渔船迎面而来，经问讯后，才知这就是抗战初期日寇在此登陆，致使上海陷落的金山卫。这一带一直是敌人控制区。这样，我们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各船做好战斗准备，沿海岸线向东北方向继续进发。一路上倒没有遇到敌人舰只。黄昏时，见海岸线上隐约出现一个小镇，我们估计它就是马勒港了。在离岸不远处4条船一起抛锚，派人登陆侦察后得知，原来这是奉贤县的柘林镇，离马勒港尚远。柘林镇有伪军据守，不能登陆。待要起锚，发现海潮已退，船身搁浅，不得已就在此冒险弃舟登陆，准备战斗，并把余下来的粮、油作为报酬送给船家。这时天色已黑，敌人竟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也无心恋战，在镇边抄小路向东急行军60里，到达奉贤旧城，这时已是14日拂晓了。这里原来是我浦东支队控制区，但这时都已撤走了。我们在海上被风浪折腾了几天，大多数都晕船，又跑了一夜路，实在筋疲力尽，只好在此休息。先行渡海的罗天明等一行已与我们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们不明敌情，不敢久留，即决定晚饭后出发，追赶主力。考虑到一路上要越过黄浦江、沪杭铁路、京沪铁路等封锁线，穿行于敌人据点之林，战斗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支队伍非进行精简不可。当即我对非战斗人员进行动员，对在外地可以投亲靠友、有条件进行隐蔽的（当时叫“打埋伏”），发给路费，予以遣散，等待形势好转时再设法归队。如史济训、孙秋良、韩文华、黄信孚、陈文运、黄国良、晁之广、岑万尧、徐之森、胡才良等就是根据组织决定去上海隐蔽的，其中是党员的保留组织关系。女同志则安排船只，重新上船，绕过吴淞口到苏中根据地登陆找部队。对没有条件隐蔽，而又年富力壮，本人坚决要求随队的，则同意他们留队。

天黑后，我们循着主力行经的路线，向西北方向摸索前进。15日拂晓前，在黄浦江南岸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前临黄浦江，后面是公路干线，两侧不远处都是敌人据点，一旦暴露目标，处境将十分不利。因此将村庄周围所有通道全部封锁，往来行人可进不可出。时间一长，被扣留的往来行人越来越多，眼看这样下去，必然会惊动附近据点的敌人。于是就不顾疲劳和风险，向被扣行人道歉后，于下午整队出发。到达黄浦江边时，控制渡口的部队已经撤走。正焦急间，见有一膄客轮自西向东驶往上海市，就要求靠岸为我们摆渡。乘客开始有些惊慌，得知我们是奉命北撤的新四军后，就消除了疑虑。我们乘机进行宣传，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我新四军奋战敌后，如今胜利了，国民党却逼我们北撤。乘客对我们深表同情。渡过黄浦江，就是上海县的颛桥镇。在这里见到张贴在墙上的上海出版的报纸，登载着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后同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的消息。我们继续前进，入夜在莘庄车站附近越沪杭铁路，到达青浦县的观音堂。获悉主力曾在此集结，但此时也已离开数天了。我们稍事休息后，继续兼程追赶主力，终于在常熟县的梅李镇与主力会合，这时大约已是10月19日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何克希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于10月4日在澈浦登陆时，曾受到国民党反动军队8个团的围攻。我军背水作战，予敌重创后突围北上。谭启龙政委率领的部队在常熟县南丰镇重创前来阻击的伪“中央税警总团”。经此一役，敌人丧胆，龟缩在据点之内，不敢妄动，因此我们这支小部队穿越敌区时，借前军之余威，一路没有受到阻击，得以顺利通过。我们在梅李休息几天后，即随主力自浒浦口横渡长江天险，到达苏中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