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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抗战回忆:分区委的领导与斗争

【摘要】:我区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反“蚕食”斗争的领导,建立了沿海分区委,使之能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行使区委的职能,作出应急的处理。到1944年7月,随着我军在宓家埭、东埠头战斗的胜利,伪中警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慈北形势趋向缓和和稳定,分区委的工作也就结束。

罗澄宇

慈北区属慈姚县,位于旧慈溪县北部,东西与镇北姚北相邻,背海面山,是我党我军在三北的一个基本活动区。全区13个乡镇,149个保,84731人。

1943年底,我从慈镇县的慈东区撤出,1944年初调到慈北工作,任慈北区委书记。当时区委的成员有组织委员杨若谷、负责民运的委员石秀。后来石秀在我到职后调离,相继调入陆子奇、陈书浩(吴行)为区委委员。7月间陆子奇也离开慈北,由陈时进担任宣传委员。慈北还有一个沿海分区委,这是1944年春天为适应反“蚕食”斗争形势而建立的。当时敌人在沿线建立了据点,把我区分割为沿海、沿山两部分,妄图集中兵力,首先消灭我沿海地区的革命力量,然后步步推进达到其“蚕食”整个慈北地区的目的。我区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反“蚕食”斗争的领导,建立了沿海分区委,使之能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行使区委的职能,作出应急的处理。沿海分区委的书记是陆子奇,委员陈时进。到1944年7月,随着我军在宓家埭、东埠头战斗的胜利,伪中警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慈北形势趋向缓和和稳定,分区委的工作也就结束。慈北区基层党支部的分布情况是:鸣鹤支部,支书张雨水;宓家埭支部,支书宓配根;洪魏支部,支书名字遗忘;陈家支部,支书岑永亮;东埠头小学有几个党员,由洪崇基负责;沈师桥有几个党员,但未成立支部,由民运同志个别联系;东山头支部,支书蒋庆钿(后由方楚华负责);观城支部,支书邬长命(后孙福康);古窑支部,支书吴达华;常备队支部,支书郑侠虎。淞浦、淹浦、福山、高背山等地的组织情况已记不起来。全区不脱产的地方党员共约60余人。

在我去慈北以前,约在1943年11月光景,汪伪中央税警团第二营进驻观海卫,建立了据点,这时,敌人又在厉家、鸣鹤场建立了据点,每个据点各约驻一个连的兵力,步步向我进逼。敌人还从附近地区搜罗地痞流氓四五十人,每人发快慢机一支,组成便衣别动队,由沈松耀为队长,配合敌人的堡垒政策,深入我基本地区,突袭我工作机关,捕杀我革命同志,摧残我群众组织,妄图由点到面地“蚕食”,进而控制我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1944年春天,慈姚县委书记谢仁安来慈北布置反“蚕食”斗争。他指示区委,在被敌人暂时控制的地区,要改变原来的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采取隐蔽的合法斗争同武工队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在斗争的策略上,如果敌人来要粮要钱,就发动群众,用拖、赖的办法,即软顶的办法来对付。他强调民运同志要以群众为阵地,紧密依靠群众,在群众的掩护下坚持反“蚕食”斗争。

当时正值春耕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如何不使土地荒芜,尽量多种一些,种好一些,这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区委在反“蚕食”斗争的总目标下,把发动春耕生产作为中心,以此教育、组织群众,推动对敌斗争的开展。

春耕生产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春荒严重。缺粮断炊,短本少种的农户比比皆是。据我当时的工作笔记记载,沿海的利济塘、古窑、德兴桥、周家路、五洞闸、上下舍、新塘、高背山、三塘、张马路等10个村450户农户,缺粮达90600斤;沿山的洪魏、岙口、宓家埭、湖塘下、鸣鹤场等村缺粮约8万余斤。此外,虫害、劳动工资佃业纠纷等也相当突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把解决春荒供贷、荒地开垦、兴修水利、除虫、劳动工资佃业纠纷等5个问题作为发动春耕的中心环节,采取以区署出面由上而下地推动和民运同志深入群众、由下而上地动员组织相结合的方法,从发动党员、积极分子入手,然后以农会出面召开村民大会,一步一步地动员发动。因为这些工作是在敌人的“清乡”、“扫荡”和便衣别动队频繁骚扰中进行的,所以我们当时规定,开群众大会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大的村子如宓家埭就分头召开,小的村子如竹山岭下合并召开。在有条件的乡,如东安、昌明、鸣鹤、淹浦、古窑,还组织了春耕委员会,负责推动本乡春耕各项工作的开展。

我们的工作抓住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拥护。据当时统计,在魏家、洪家、岙口、东埠头、童家、下里房、东舍、古窑、五洞闸、利济塘等17个村,参加开荒的有376人,开垦荒地16.5亩。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春耕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仅东安、昌明、鸣鹤3乡和沿海各乡村,恢复和发展自卫队员、农会会员1479人;昌明、古窑、东安、淹浦、淞浦、师东等乡建立了雇工组织,参加的有451人;上古窑、下古窑、高背山、东山、淹浦、师西、淞浦、东安、昌明、福山、鸣鹤等乡村建立了56个锄奸组,参加锄奸组的积极分子217人。经过这样的组织发动,我们迎来了春耕运动的热潮,恢复了群众组织,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从而推动了反“蚕食”斗争。

围绕春耕,为适应反“蚕食”斗争需要,除郑侠虎负责的约由五六十人组成的一支常备队外,区委又组织了一支约由15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主要活动于沿山一带,夜里到各乡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发动民兵和群众,同敌人的“蚕食”政策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斗争有:

一、1944年4月,我常备队、武工队配合民兵和群众,发动和组织了一次全区性的破袭活动,将观城、厉家两据点的电话线全部破坏,并在附近各据点及通衢要道处遍写了抗日的墙头标语,散发了传单。在很长时间内敌人不敢来修复被我们破坏的沿山电讯线。

二、为了对付敌人的便衣短枪班,我们相应地组织了一个便衣的临时武装小组,常常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集市和交通要道活动。虽然没有抓到一个敌人,但却有效地打击了伪中警便衣武装的嚣张气焰。

三、夜袭鸣鹤场据点。鸣鹤乡民运同志王苏飞和当地的党员、民兵20余人,携带几支猎枪和“百响”,在防夜队配合下,进人事先约定的据点附近,对准据点开火。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弄得晕头转向。哨子声、跑步声乱作一团,纷纷钻进“乌龟壳”保命,不敢还我一枪。夜袭的时间只20分钟光景,但影响很大,第二天,群众纷纷传说三五支队昨夜打了鸣鹤据点,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

四、开展锄奸活动。如东山头锄奸小组的方信秧等同志,看到当地的地头蛇俞××进出日寇据点,积极为日本宪兵队效劳,就采取措施,把他抓捕到手。我们经过区委同意,将其就地处决。

五、在政权工作方面,因环境恶化,有一些乡保长开始动摇,原来倾向我们的这时也不敢靠近我们,我方人员下去要税要粮时往往避而不见,也有个别的乡镇长依仗伪中警据点的保护,靠向敌人。我们的财政经济因收不到钱、粮而发生困难,这不仅影响了全区同志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到主力部队的给养。为了摆脱困境,我武工队选择其中最顽固的乡镇长,给予必要的警告和打击,借以扩大影响,教育其他乡保长。有一次,武工队在陈书浩队长率领下,化装突入观城,突然出现在镇长×××的商号,当面勒令他限期把拖欠的钱、粮如数交付。镇长吓得连连求饶,发誓在短期内如数缴上,最后还不得不把我武工队安全送出敌人警戒线。另一方面我们又召开乡保长会议进行正面教育,增强他们抗日胜利的信心,要求他们补交拖欠的公粮与税款,使他们主动支持新四军

斗争的环境是十分艰苦的,在这段时间里有好几位同志被捕,有的惨遭敌人杀害。如慈北常备队武装侦察员徐华昌,在裘家北面3华里处执行任务时,遭遇从据点里出来“扫荡”的伪中警而被捕,当场被敌人枪杀“示众”。这些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1944年4月和7月,我军在宓家域、东埠头战斗中连胜伪中警,把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慈北的形势趋向稳定,反“蚕食”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我们抓紧恢复各项工作,健全民兵组织,使慈北的斗争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至1945年初,我奉调到余上县工作,慈北区委书记由杨若谷接任。

附注:

①、②均引自我当时的工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