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镇海县的民主政权

戚铭渠

抗日时期的慈镇县，包括旧慈溪县的庄桥区，旧镇海县大淡江以北的庄市区、龙山区。

庄桥区有洪塘、庄桥、洋墅、狮山、裘市、灵汉、费市、汶溪、河头、长石、骆驼11个乡镇。庄市区有长河、同德、庆市、前江、万嘉、二化、中河、三益、复兴、海角、驷桥、团桥、六大、联甲、憩桥、龙泉、白沙、永和、联和、庄赛20个乡镇。龙山分为山南山北，山南有湾塘、福田、沙河、清湖、觉渡、曲塘、通德、澥浦8个乡镇，山北有雁门、龙城、龙山、田央、甸山、灵湖、范市7个乡镇。这些区乡划分，都沿袭沦陷前国民党时期的旧制，我们未作变动。到1944年11月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划庄桥区的汶溪、河头、长石、骆驼4个乡镇和龙山区山南8个乡镇成立沿山区。1945年2月，由于敌军在庄桥的飞机场已建成，伪军增筑了据点，对县区分割封锁，把庄桥区（划归沿山区的4个乡镇除外）归慈姚县管辖。

慈镇县是浙东三北地区最东面的一个县。境内大部分是平原，西北部是山区。平原上内河交通便利（公路已被彻底破坏），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教育发达，在宁波、上海等地经商的人较多。土地大部集中在宗族祠堂和一部分工商业者手中。我们主要依靠群众，坚持在平原地区进行斗争，只是沿山、龙山两区有时到山区流动一下。各区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和群众基础，分为基本乡镇和边沿（接敌）乡镇，有22个为基本乡镇。在边沿乡与基本乡之间还有一些中间乡。在基本乡中，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基本乡有一部分是基本地区，有一部分甚至有敌人据点，如河头。1944年10月，日寇在庄桥东北开始建军用机场。后来，伪军又增筑据点，有的基本乡就受到了影响，如长石、骆驼、六大、驷桥。

1941年4月，浙东沦陷后，日军在宁波市、镇海县城、慈溪县城（今慈城镇）驻有重兵，并在庄桥、澥浦、东埠头等市镇建立据点（这3个据点后来撤走）。敌军不断出来“扫荡”，伪乡镇公所普遍出现，流氓匪盗横行。伪军有伪十师师部驻宁波，其三十九团驻旧慈溪县城，汶溪驻一个连。1942年3月，姚华康投敌，为伪镇北保安团，在澥浦和河头市建立据点。10月，又在邱王增设据点。1943年11月，国民党慈溪县警察第二总队宋清云部投敌，成为伪浙江保安处浙东分处教导第二大队（后又改称为慈溪县保安队），在庄桥、长石桥建立据点。除宁波市、镇海县城、慈溪县城有伪县政府外，澥浦伪军据点中有伪龙山区区公所。但这些伪政府，在我们军政力量的威慑下，不敢越出据点活动。在各乡镇一度普遍建立的伪乡镇政权，也就收摊。

在沦陷前，国民党党政机构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较强，人们对国民党统治有正统合法观念。但在1941年4月日寇进犯时，国民党政府军队普遍逃跑，后来他们看到敌军对广大乡镇一时无力控制，敌后地区尚可活动，就来发国难财，搜罗土匪游杂部队，建立国民党系统的政权和部队，利用正统合法招牌，搜刮民财，反共反人民，甚至指使姚华康、宋清云等部先后投敌当伪军，继续反共。所以慈镇县（后来镇海县）地区成为敌、伪、顽、我必争之地，斗争长期尖锐复杂，特别在1944年10月以后，日寇因为在太平洋上与盟军作战失利，想在中国沿海固守，做垂死挣扎，在庄桥镇东北建造军用机场，在沿山多处挖掘坑道，要姚华康、宋清云等伪军在费家市、骆驼桥、借邑港、贵驷桥、湾塘等增筑据点，将慈镇地区一横一竖加以分割。这样，我与敌伪顽的斗争达到短兵相接的程度。这一时期成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慈镇地区是三北地区东面的门户，如果这一带被吞食掉了，就影响到整个三北地区的局势，我们必须顶住。在敌伪据点的梅花点线中，我们终于顶住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1年6月，淞沪五支队四大队由浦东东渡杭州湾在姚北登陆。9月，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自浦东来到浙东。7月，五支队四大队就在慈北古窑浦建立了办事处。8月，又在镇北海甸戎家、龙头场建立办事处。11月，建立邱王和澥浦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由上面设立的总办事处领导。这些办事处的任务是：一、征收进出口货物税；二、交通联络；三、做民运和统战工作；四、收集情报。1942年7月，浙东区党委、三北地委以及慈镇县工委成立。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建立三北总办事处，由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化名王耀中）兼总办事处主任，金如山为副主任。“总办”名义上是军队办事处，实际上是早期具政权性质的机构。慈镇县（包括庄桥、庄市、龙山3个区）设有慈镇办事处，金如山兼主任。

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的建立问题。1942年4月上旬，日寇撤掉周巷、庵东、观海卫等地的据点，并减少了余姚、慈溪县城中的兵力。当时我们以为日寇可能因为兵力不足而将撤出浙东（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为发动浙赣路战役作准备），因此“三纵”和“五支四大”集结在古窑浦一带待命，准备必要时撤回浦东。宁属特委书记王文祥得知情况后，为了应变，做两手准备，要我赶快到宁海县城去找国民党的镇海县长黄大梁，争取当龙山区区长。他说，如果日寇不撤退，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做我们要做的事；万一日军撤出浙东，你就是收复失地的区长，今后可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这样，我就请当时著名士绅朱祖燮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宁海找到了黄大梁。我对他讲了江北的情况与施政意见。5月下旬，张志飞来到龙山，宣布他是江北办事处主任，我是龙山区长，虞天石是“北力、”指导员。这是国民党在镇海县第二次成立的江北办事处（第一次在1941年12月垮台）。6月上旬，李长来（李侠民）来到“北办”任副主任。这样，我、李、虞3名共产党员在“北办”内部成立党组织，由李长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庄市、龙山两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慈东的庄桥区署的工作，仍由军队的慈东区办事处出面领导。因为国民党的庄桥区署还在活动，“北力不便出面去管慈溪县的事。“北力、”主任张志飞，原是外国轮船上的驾驶员，富有爱国心，弃职回国参加抗战。他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廉洁公正，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不满，要求进步。前一年他曾到过龙山，与“五支四大”的蔡群帆、林有璋有过接触，与戚、虞也面谈过。为了成立“北办”，他还向林有璋借了5000元的开办费。之后在工作上，如成立龙山区自卫队，让李长来兼任庄市区区长，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实际上是我党的干训班），成立凤湖中学（实际上是为我党培育青年干部），成立农会辅导队，在范市镇太平闸发动减租减息运动，为建立农会作试点，建立文印组（后为秘密翻印我们党的学习宣传材料），张都同意"这些行动引起国民党浙江省六区专署派来的4名特务的注意，认为我们3人是共产党，张与五支四大关系密切，通“匪”有据，要暗杀张未成而逃走。张也没怕，反而与三北总办事处联合出布告征收公粮等。何克希、连柏生、王仲良等领导同志有机会就与张志飞谈话，进行帮助教育。在对形势的看法、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我们也常与张进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使张看到成绩，张的思想很快发生了新的转变。10月，张应黄大梁之召赴宁海，临行前，他向连柏生（三北司令部副司令员）征询到内地如何反映三、四、五支队的情况，还把电台与密码本全交给了李长来。1943年2月上旬，张从宁海回到龙山。他先后向连柏生汇报了宣铁吾（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副司令）要消灭三、四、五支队的阴谋，然后又告诉我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发文，要定海县长苏本善在2月10日前撤出镇海江南，由镇海县政府接办。当时中共慈镇县工委在庄桥区费家市开会，认为江北局面已相当稳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江南进军，开辟新地区。但是由于我们只去了4个排，到柴桥镇上遭苏本善的大部队包围，最后我们虽然突围而出，但李长来却不幸牺牲。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面目暴露了。3月份，“北力、”被国民党政府撤销，张志飞也遭到通缉。上面就是“北办”存在9个月的全过程。“北办”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但由于张志飞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北力、”完全为我党控制，在我们开辟镇北地区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张志飞于7月份调到“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任秘书处长。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

“北力'”停止活动以后，慈镇全县性的工作，党内由慈镇县委领导，对外由军队的慈镇县办事处出面负责，如1943年8月在龙山小学内召开的反内战动员大会，10月在范市镇王家路召开的慈镇各界代表会议等。这个时候，龙山、庄'市两个区署与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关系了，但仍在活动，由戚铭渠兼管庄市区。在张志飞被通缉后，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又暗中派了“北力、”的主任、副主任及两个区的区长，但群众不理睬他们。同年11月，国民党在浙东发动第二次反共内战，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我们就再也不许这些“主任”、“副主任”、“区长”们在镇北逗留，以防他们进行破坏活动。

1944年1月5日，我军宣布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5日，作为浙东敌后政权机构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27日，三北成立以王耀中为主任的专区级行政机构“慈、镇、姚、虞办事处”，任命戚铭渠为龙山区区长。3月下旬，三支队扫除庄桥镇伪军宋清云据点后，庄桥区局面恢复，建立了区署，任命黄玉平为区长；同时建立了庄市区署，任命王剑君为区长。打下庄桥镇后，军队系统的慈镇县办事处被撤销，金如山被调往新四军浙东纵队供给部工作，于是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任命戚铭渠为慈镇县办事处主任。这是正式的县级政权的开始。戚调任后，龙山区区长由赵震明接任。5月份，又将慈镇县办事处改称为慈镇县政府。由成铭渠任县长，秘书是毛元仁，民政科长由戚兼任，财政科长叶贻中（陈昌吉），文教科长是李健民。11月，由于斗争的需要，划庄桥区4个乡镇与龙山山南8个乡镇成立沿山区（参见“行政区域”一节），区长是毛元仁。这时慈镇县共有4个区。同月，叶贻中、李健民、赵建明都被调往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工作，由黄云接替叶贻中（黄之后为周淼），华一鸣接替赵震明。12月份，华在日寇“扫荡”时被捕牺牲，是王大政（梦芝）代理两个月后，由毛元仁接任。

1945年1月，浙东行政公署成立。2月，行署任命王耀中为三北分区特派员，设办事处，辖镇海、慈溪、余姚3县。慈镇县政府改名为镇海县政府，戚铭渠任县长。镇海县辖庄市、沿山、龙山3个区，直到10月初北撤。沿山区区长由龙山区区长毛元仁兼任。

慈镇县（镇海县）处在与敌伪顽斗争的最前线，整个县区处在敌伪军的包围分割之中（1945年2月以后情况尤其严重）。我们与敌伪的斗争是面对面的。敌伪军从据点出发，不用1小时，即可深入到我们每个区的基本乡镇，给我们以很大的压力。而顽方披着“正统合法”的外衣，与伪军姚华康、宋清云部勾结，还公然派部队深入我地区骚扰，或秘密派特务火烧民房（阻挠我们宿营），绑架我们的干部、家属和支持我们的开明士绅。尽管斗争错综复杂，十分激烈，但我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在斗争中，我们做了如下一些主要工作：

（一）加强武装斗争。

除了主力部队为我们县打一些有影响的大仗，以打开、稳定局面之外，我们县自己十分重视武装力量的建立、锻炼与培养，与敌伪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退缩。我们经常积极地打一些中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以树立我们的威望，增强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使敌人不敢轻视我们。武装斗争是我们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后盾，否则我们就站不住脚。主力部队在慈镇县打的仗有：1943年1月，五支一大队到庄桥区、庄市区打土顽宋清云（不久投敌），虽然没有打垮宋部，但展示了军力，使伪、顽有所害怕。1944年3月，三支队打庄桥，拔除伪军宋清云多处据点，对恢复庄桥、庄市两区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月，我三支队一部及警卫大队在筋竹岙歼中警团第二营第四连4个班，粉碎了伪军到龙头场来建立据点的阴谋，安定了龙山的局面。我县部队与主力中队、三北自卫总队联合打的仗有：在小灵峰山打土顽宋清云的战斗，在施公山、海甸戎家击溃宋清云伪军的战斗，打下长石桥宋清云伪军据点的战斗，在虹桥歼灭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队部的战斗，在马家桥歼灭伪第十师一个连的战斗。上述这些战斗在县内都起了较大的影响。慈镇县部队单独打的有：在骆驼桥歼灭宋清云部何九峰中队的战斗，在西陆曹家打败来袭击的国民党庄市区长邱友三中队的战斗，袭击江南陈家湾邱友三部队的战斗，在李溪渡伏击伪军宋清云部队的战斗，在龙山所东门外伏击来抢掠的日寇的战斗，在龙山山下击退来袭击的日军一个排的战斗。日寇宣告投降后，镇海县中队已编入三北独立营，独立营打下掌起桥伪军宋清云一个大队的据点，又在团桥头歼灭伪军姚华康的一个主力中队。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漂亮仗。区常备队（特别是庄桥区常备队）所打的许多小仗还未被计算在内。由于我们对日军既开展军事斗争，又开展政治攻势，整个慈镇县地区俘虏过日军少佐顾问1名，炮兵班长1名，并先后有5名日兵向我们投诚。我们加强武装斗争的结果，使伪方的政府不敢离开敌伪据点到乡下来活动。我们县的武装分为两个中队。1944年11月，第一中队上升到三支队去，北撤前又新编了一个中队。各区都有常备队。我们的军事警惕性高，每夜移动政府机关与部队的宿营地，有时一夜移两次。由于我们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所以没有出现过机关与部队被敌人包围而受到损失的情况。但是1943年11月5日，由于县的某些领导同志对宋清云麻痹大意，没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使宋在投敌时得以发动“慈东事变”，一下子逮捕我庄桥区干部及农会干部130多人，其中28人遭到杀害。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我们主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山区在县的偏西北一隅，可以利用的地理条件不多，我们只有依靠群众，群众是我们政权的基础。我们在区署下面设有民运干部，在区委区署的领导下，分头深入到各乡镇，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在1942年的“北办”时，我们在龙山区范市镇发动减租减息，组织农会试点，曾与当地封建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在“北力、”的支持下，斗争取得了胜利。以后，我们把范市镇的经验向各乡镇推广。在庄市区，我们除了发动减息斗争外，根据接敌区的情况，还发动了反对敌、伪、顽的苛捐杂税的斗争，得到各阶层的拥护。农会成立后，我们在会员中选择对象，组织民兵（又称乡镇自卫队）。农会与民兵是我们最基本的群众组织。在组织农会与民兵的过程中，我们对群众进行了形势教育、阶级教育、政策教育，使群众在政治前途与经济利益上有正确的认识，紧紧靠拢我们党。我们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统一领导乡镇中的各项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使我们情报灵通，筹粮筹款有着落，伤病员与物资能分散隐蔽，宿营时能封锁消息，军队能补充与扩充人员，破袭敌人的公路电线时能出动上千人，公粮及时抢运到安全地区。除了农会与民兵组织，我们成立了区教育会与妇女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在龙山区：山北的6个乡镇办得比较好。

（三）重视统一战线工作。

在慈镇县（镇海县），有许多在上海、宁波等地经商的大中资本家，他们在家乡多有自己的代理人（如账房、管家，甚至乡氏、土绅之类）和土地、房屋等财产。我们对他们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态度，征收抗卫捐时，也不盲目向他们摊派，而是采取与他们的代理人洽商的办法。对当地土绅，我们分成县区两级做团结争取的工作（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当地土绅中，参加国民党乃至担任区党部书记、委员的人很多，我们一般不去触动他们，主要看他们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对地方以及宗祠地主，一方面要求他们必须减租减息，保障佃农的永佃权；另一方面也要佃农保证交租交息，使地主能生活下去，使宗祠能办学校及其他公益事业。对乡镇长，开始时我们没有急急去更换，而是看他们对抗战、对共产党和对群众的态度，再决定他们的去留。在一个区内，我们分乡镇为基本乡、中间乡、边沿乡。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对基本乡的乡镇长要求就高一些，适当地选一些我们的群众骨干或开明人士为乡镇长。边沿区，存在一些两面派的乡镇长，我们允许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下应付一下敌伪顽，但应主要倾向我们。边沿区的乡镇长有时也能起一些特殊作用。如庄市区海角乡长为我们去向国民党区长邱友三交涉，把被他们绑架去的我们的区署指导员以及区长的母亲接回。三益乡乡长亲自为我们提供伪军姚华康一个中队出动的情报，使我们能及时设伏，把他们全歼。慈镇县统一战线工作最成功的例子是争取国民党县政府江北办事处主任张志飞与我们合作并发展到参加革命队伍，其他还有团结、争取朱祖燮与我们合作创办凤湖中学和参加其他活动，庄桥区著名中医、士绅钟一棠，担任镇长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等。在慈镇这样的地区，中上层人士是敌伪顽我四方共同争取的对象。他们倾向那一边，关系重大。这些中上层人士大都有动摇性、妥协性，我们对他们既竭力争取，也要坚持适当的斗争，不使他们被敌、伪、顽拉过去。在这方面，顽方最容易与我们唱对台戏，而我们则注意利用顽方的弱点使他们不能得逞。如顽方用火烧资本家方兰生的洋房，威胁群众，使群众不敢为我们提供宿营用房；用绑架著名士绅朱祖燮敲诈巨款等办法，威胁中上层人士，使他们不敢接近我们。为了挫败顽方阴谋，我们对受害人士进行了救济援助，对广大中上层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动摇情绪，使他们更远离顽方，向我们靠拢。

（四）正确执行财政经济政策。

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我们经常进行抗日救亡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拥军拥政是一种爱国行动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认为，合理的征收标准，公平的负担率是使纳税者顺利缴纳税金的条件之一。慈镇县（镇海县）是一个富饶的地区，财经工作做得好，既能保障我党政军民人员供给，密切与各阶层人民的关系，还能活跃当地的商品经济，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

税收工作，主要是征收进出口税。办法是在各个海口（如范市、海甸戎家、龙山、澥浦、湾塘）以及通往镇海城、宁波市、慈溪城的各个要道口设立税卡，每卡配置两三人，带着武器，以防敌伪顽的破坏。对进口商品，按一般商品、奢侈品、生活必需品以及军需物资分别课以轻重不同的税率或免税。对鸦片等危害人民健康的物品严禁进口。对一般土特产课以轻税，以鼓励出口，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收入。对战略物资则严禁出口资敌。内地行贩税虽然数量较小，但此种税收涉及的群众面大，税卡人员重视掌握政策界限，注意态度，还对商贩进行适当的抗日救亡教育，这样我们的税收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税卡人员也与商贩交上了朋友。商贩进出宁波等城市，常为我们提供敌情，为我们买些电池、药物、油墨、纸张等军需品。我们在征进出口物资税时实行一税制，商贩纳过税的凭票不再交纳第二次。他们交口称便。慈镇县（镇海县）没像有的县那样征收过地方税，如屠宰税、牙行税、家酿捐、油坊税等，这些都纳入了抗卫捐中。家酿及过春节杀猪羊，凡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收税。

抗卫捐，是向各区殷实富户、商店征收的。富户财产在上海、宁波或内地的，只要他们在乡间有代理人，也在动员征收之列。抗卫捐的总数额由县分配到区，由区召开有乡镇长、殷商富户、开明土绅参加的动员大会，向他们进行交纳抗卫捐的宣传后，让他们讨论与认捐。这种认捐，常由热心积极人士带头表态与超额认捐，起了很好的效果。

公粮与田赋的征收。1943年8月，我三北游击司令部颁发了《抗卫军粮及抗卫经费并征暂行征收条例》（抗卫军粮简称公粮）。1944年，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发了《公粮田赋合并征收办法》。这两个文件对征收标准、分担比例、减免办法都作了具体规定，我们县里基本上照章执行。上两个规章中，后者每亩的征收额比前者几乎增加了一倍。这是由于部队与行政机关较前有所扩大，军事与行政经费都有了增加。因此执行后一规定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为了做好征收工作，县政府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县政府对县区工作人员以及乡镇长、业主、农会干部（佃农）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说明拥军拥政的重要性，目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如果没有人民的军队与政府，人民的什么利益也没有了。县政府号召大家通过增加生产来克服暂时的困难。这样，保证了1944年公粮、田赋征收任务的完成。

2.武装保卫秋收。1943年10月间，为了保卫秋收，打击敌伪下乡征粮、抢粮的活动，司令部派特务大队来慈镇地区流动，在潘岙与200多名鬼子兵激战一个半小时左右，打得鬼子连夜逃回宁波，以后敌伪军再也不敢轻易下乡。1944年夏天，宋清云伪军逃过姚江到鄞西后，常过江到庄桥一带来搜刮粮食。我县大队一中队与其在李溪渡打了一次伏击战，予以重大杀伤，使敌人不得不有所收敛，使当地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1944年9月初，姚华康伪军逃到宁波后，派一个中队到庄市区来抢粮，半路上被我们伏击，整个中队几乎全军覆没，抢粮成为泡影。

3.对伪军伪政府发动反“蚕食”斗争。对靠近敌伪据点的边沿乡镇，我们努力控制其乡镇长，使他们主要为我方征收粮食，完成我方的征收任务。对敌、伪、顽，我们让他们采取推（推说我方不答应）、拖（拖延时间）、赖（对敌伪军敌伪政权的征收只交少数以作应付，其余想办法赖掉）的办法。伪方征粮人员出来时，我们得到消息，便出动便衣武装将其拘捕，使他们不敢再来。对于伪军设立据点的乡镇，我们秘密通知乡镇长要他派人出来谈话（如雁门乡、河头镇、澥浦镇），责令他们向我们缴公粮田赋（以货币计算）。就是姚华康的把兄弟陈仁祥，我们也曾找他来谈话，责令他缴清沙河镇的公粮。

4.同乡镇保长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征收公粮中，我们规定给乡镇公所预留若干，作为行政、文教经费。有的接近敌区乡保长对向我们征缴公粮采取敷衍态度，甚至公然违抗；有的收而不缴，或者瞒报田亩，多收少缴.从中贪污。个别劣迹昭彰者予以拘押，限期交清，并予以撤职查办。

5.做好粮食转运工作。征收来的公粮田赋，除了就地食用一部分，大部要转运到山北，供给主力部队、后方机关和上级部门。为此，县政府在横溪设立一座粮站担负转运任务。庄市、庄桥、沿山各区征收的粮食为了不被敌人抢去，都是连夜用船运到郎家坪十字路一带，再挑到横溪粮站中。上面的任务归山南地区完成。山南的粮食运到粮站后，再翻山挑运到山北，分散到方家河头、潘岙、任家溪一带。完成这一转运任务的劳力由山北提供。整个粮食转运过程中的组织工作是相当复杂的。我们需要掌握敌情，每次派小股武装为粮船护航，还要注意天气，安排好劳动力的前后衔接工作以及保证转运中不至短斤少两。从实践结果看，粮食转运的组织工作是做得好的，没有出什么问题。

6.妥善安排北撤。1945年征收公粮田赋的工作，原定在7月间召开的县长会设上布置，因为前线军事紧张，这次会议临时被取消了。当时我们已到了梁弄的横坎头，于是又返回县里。8月中旬，日寇宣告投降以后，忙着准备解放宁波，也没有统一布置征收工作。9月下旬，北撤命令已传达下去，庄市、沿山两区的干部已撤到观海卫，这两个区的征收工作已无法进行。为了给大部队渡海准备粮食和经费，以及收回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包括镇海县印行的只限于本县内流通的一角辅币），安置烈军属，给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筹措必须的经费，我们估计只在龙山区山北7个乡镇征收公粮田赋已经足够，而且每亩征收的数量也比1944年有所减少，宣布每亩暂收10斤。结果上面的一切需要均得到满足之后还有少量余谷，我们将这些余谷平价抛售，收进不少金器、银元，以后均上交给行政公署。为了防止在我们北撤后，有的乡保长假借我们名义继续征粮中饱私囊，我在离开镇海前夕，专门出了一张布告，说我们征收公粮田赋暂时停止，以便结算账目，何时继续征收，再出文告。这个布告实际上是一个不再征收公粮m赋的文告，它维护了我们的声誉，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7.奖励开荒。为了增加群众收入，我们从1943年秋天起，奖励在老的海塘、无主坟地、荒芜山坡上开荒，开荒的土地免税3年。当时在龙山区的北部种了大量烟叶运往上海，这增加了社会财富，于开荒者、于出口商人都有利。

（五）重视宣传教育工作。

在游击环境中，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忽视，它起着鼓舞与维系人心的作用。我们在各种训练班、集会上，总是要讲国内国际形势，特别是1945年2月以后斗争最艰苦的年月里，更注意宣传教育工作，让人们看到光明前途，增加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1.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从“北办”时期开始到1942年暑假，我们就举办这种训练班。1943年暑假起，改称小学教育研究会。除1943年寒假时因为形势紧张，1945年暑假，因为进行军事大反攻，领导上抽不出精力而未办外，其他各次暑假、寒假（有时甚至在春假中）都按期举力、。参加者主要是来自龙山、庄市、庄桥甚至观城等区的青年教师和部分社会知识青年。教育内容有形势教育，抗日与革命的小学教育，社会发展史、革命人生观教育，配合做民运工作的教育。训练班中大唱抗日革命歌曲，附近有我们部队时，还举行军民联欢会。训练班内部实行军事组织，根据敌情，有时还夜间行军流动宿营。当时的青年，以进过小教训练班（研究会）为荣。结业后有的仍回去做小学教师，作用与过去大不相同；有的就脱产参加政府工作或参军。1943年，黄源、顾春林在慈镇县帮助工作，曾在研究会中多次讲课，学员至今留有深刻印象。

2.兴办凤湖中学。浙东沦陷后，地方土绅以小学毕业生无法继续升学为虑，我们也感到需要吸收这批青少年到抗日队伍中来。这样，“北办”李长来就与龙山土绅朱祖燮协商在龙山所兴办私立凤湖中学，经费由“北办”出大部分，地方出小部分，主要教师由我们聘请。学校表面上由地方兴办，是灰色的，但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我们在学校内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对学生进行抗日革命教育。学校办得卓有成效，一学期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慈东、慈北、姚北、奉化、定海，甚至伪军占领的据点中都有青少年来上学。1943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四明山发动第二次罪恶的反共内战，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共，姚华康于10月25日率伪军包围凤湖中学，勒令学校在3日内迁到他盘踞的据点澥浦附近去。得知消息后，第二天我带了部队以及两只大船到凤湖中学去，安排教师与学生迁往西边较安全的地区，实行流动办学。约两个月后，因为天气渐冷，敌伪军“扫荡”，学校不得不解散。教师和学生都参加了地方工作或参加了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当年凤湖中学的学生，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奋斗，不少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3.关心小学教育。慈镇县（镇海县）的小学教育事业是很发达的，浙东沦陷后，公私小学经费普遍困难，濒于停办。我们认为，办好小学教育，不但能解决大批教师的生活问题，更是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培养抗日人才，赢得群众拥护的重大举措。早在“北办”时，我们提出过征收公粮时每亩附征教育谷子1斤的主张，当时因为我们的政权力量还达不到有些乡镇，未能普遍推行。1944年1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各县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政权力量大为加强，于是做到了公粮收到哪里教育谷就收到哪里。我们规定，教育谷为专项经费，乡镇公所不能挪作他用。我们给每位小学教师大体上每月发稻谷200斤（合150斤白米），校长为250斤，教导主任介于两者之间。这一措施，维持了教师起码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安心教学，自然受到广大小学教师的拥护，同时也受到广大家长的赞扬和士绅们的好评。我们掌握了经费权，也掌握了教师的任用权，甚至向伪军据点中的学校介绍教师。雁门乡中伪军设立了据点的邱王、金夹岙两个村子的小学教师，都是我们以区教育会的名义介绍去的。伪军占领下的澥浦镇上的小学，我们也派进了教师。在老教师中有国民党员不少，只要他们赞成抗日，不反共，不宣扬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勾结，能拥护我们的军队和政府，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我们就继续留用他们，不予歧视，不轻易变动他们的教学岗位。只是为了加强某些点线上的学校，才在人事上作些适当的调动。这些正确的政策，使我们团结了大多数小学教师。那些参加小教训练班（研究会）以及后来到四明山鲁迅学院学习的教师，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经过选择后确定的。我们各区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经常与小学教师有联系，小学教师们也经常配合我们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在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不少党员。小学教育的内容，我们要求各区基本乡的小学，都必须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新四军的教育，一律不用汪伪政权编写的课本，用沦陷前的旧课本，加区教育会编写的补充教材，遇到敌伪军来“扫荡”时则暂时散学。对接敌区的小学，我们则让他们以汪伪课本为掩护，但不得进行奴化教育。全县各区都设文教指导员，对教育谷的使用及教学情况，经常进行监督了解。

4.龙山区教育会的活动。慈镇县境内，龙山区的6个乡镇环境比较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区内的凤湖中学和各小学的教师在1942年的九一八纪念会后，成立了区教育会，在教师中开展联谊活动，交流教学经验，合作编写补充教材，为各校介绍教师。这个教育会一度与庄市、庄桥区的教师有过接触，与邻县观城区的教师也开展过联谊活动。不过由于敌后的环境关系，教育会的活动不得不时断时续，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民政工作。

1.乡镇长的遴选。我们对乡镇区域的划分，对镇、保长的人选，开始时不准变动。经过实际工作的考察，发现有阻碍农会工作开展的（如范市镇长），征收公粮工作中不积极或账目不清的（如复兴乡乡长），老乡镇长中不能担负起尖锐复杂的对敌伪顽斗争任务的，在我们已经赢得群众的基础上，通过群众选举的办法，逐步将那些不合格的乡镇长罢免、调换，选出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如范市镇、甸山乡、田央乡）或较开明的人士（如龙山镇）担任乡镇长。庄市区的长河乡、同德乡、庄市镇、六大乡、万嘉乡等中心乡镇也都由我们的党员或靠拢我们的人士担任乡镇长。庄市接敌区的乡镇长中只有联和乡的乡长基本上不理我们，其他如压赛、白沙、三益等乡镇，虽然在边缘区，但还是向我们交纳公粮与田赋，庄桥区由于宋清云是地头蛇，长期盘踞在那里，后来又当了伪军，对当地乡镇长威胁较大，乡镇长中以中间派居多。我们召开会议时，有的乡只派事务员出席。催得紧了，有的乡镇长还跑到上海回避我们。庄桥区动员了当地名医、土绅钟一棠担任庄桥镇长，在当时来说，实在是难得。他每次开会必到，发言能起带头作用。1945年1月，他还作为区人民代表去梁弄参加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可算是一个佼佼者。

2.重视社会治安，努力稳定人心。宁波、镇海一带向来重视厚葬。沦陷后，流氓地痞乘机大肆盗坟，甚至将停尸在家的棺材劈开，掠取财物珍宝，群众对这帮人恨之入骨。当时我们的政权刚建立，这些盗贼的横行不法，对社会的安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都有很大的危害。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我们在盗坟最猖獗的庄市区惩罚了一批证据确凿的不法之徒，才把这股黑风煞住。这件事做得深得人心。沦陷前县内赌风甚炽，只要贿赂警察局就可以公开聚赌。我们狠煞了赌风，在我们建立游击政权时期内，已无所风闻。社会上连偷盗和拦路抢劫的事件也没有听到过。敌伪不来骚扰时，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好。我们还受理过好几起司法案件。本来在游击环境中，这类事情我们实在无暇顾及，但是考虑到人民群众请我们查明、审理这些案件，是承认、尊重我们抗日民主政权的表现，适当地解决一些较大的案件有利于树立我们的威信，密切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决定予以受理，把做好这些工作看成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方面。如1944年春天，庄市区柏墅方姓大族的宗祠向我们报告，祠堂内锡铸的祭器大量被盗，县政府受理立案后，经过侦查审理，判明系方姓家族中的一个女流氓所为，便给盗窃者以应得的惩罚，方氏族人对我们非常感谢。

3.发动群众救济灾民。1944年3月，驻扎在慈北掌起桥的伪军被我军伏击于筋竹岙，被歼灭数十人。隔日，伪军大部队前来报复，把筋竹希的民房烧得一片断瓦败垣，惨不忍睹。筋竹岙属田央乡，我们当即在田央乡邀集乡保长、土绅组成救济委员会，发动各保捐集衣服、被褥、炊具、粮食、农具、稻种等送往筋竹岙，并吁请龙山区其他各乡镇也予以大力支持。三北总办事处主任王耀中也亲自到田央乡作指示。经过救灾工作，使筋竹岙的灾民免于流离失所。

4.支援山民打猎。庄桥区的河头镇横溪村位于达蓬山的南山腰，是县里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处。我方的交通人员和部队经常在此住宿，并且在该村设有粮站，横溪的居民与我们关系密切。他们的猎枪坏了无处修理，山兽经常啃食他们的庄稼，伤害他们的家畜。我们得知后，马上叫部队派人为他们免费修好猎枪，他们很高兴，打得野兽后经常来慰问我们的部队。

5.救济军烈属，安排好伤病员。县区部队经常有战斗，也经常有伤亡，救济军烈属，安排好伤病员是关系到士气的大事。凡烈士家属，生活有困难的，我们予以适当救济。伤员痊愈后不能再回队或转做别的工作的，我们就把他们安排在农民家里。农民因为我们部队对战士的教育好，愿意收这些伤愈战士为养子，或让他们人赘为婿。军人家属，因儿子、丈夫参军后生活困难的，也予以适当补贴。在北撤前，因为手中尚有余粮，更是向民众大规模发放了一次。

（七）工作作风要适应抗战的紧张艰苦环境。

1.党政联合办公，机构高度精简。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加起来，最多时也只有14名。县的联络站，由县委的一名女秘书兼任。县的领导人到某区，就随该区署行动、搭伙。不开空头会以，会议总要解决现实问题，能在区里开的会议，就不到县里开。

2.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区署白天向四面派出侦察人员，每夜变换宿营地，有时一夜移动两次。县区机关差不多每个人都武装起来，都是一个个战斗员。早上起后，马上打背包，随时可以行动。

3.县领导人经常在庄市、庄桥等区的斗争第一线，了解敌情，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斗争决定。县区工作人员工作起来不分昼夜，不问假日，不畏寒暑，作风十分艰苦。

4.接近群众，各级领导各工作人员都与不同的群众交朋友。区署一到宿营地一叫就开门，买副食、柴火很便利，当地情况随时可以了解到。与群众真是亲如一家人。

5.全体政府人员奉公守法、清廉自戒。经手大量谷米、货币，不徇私枉法，每人生活艰苦朴素，除供给制所规定的夕卜，无额外享受，不向群众或乡保长私自挪借需索，群众自然信任、敬重政府人员。从县区政府建立到北撤，没有发生过一件贪污公款的事。这些是多么好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